李鴻章被日本刺客擊中
1895年2月17日16時，日本聯合艦隊開進中國威海衞，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告終。
軍力數倍於日本，要地卻相繼陷落，清廷顧不上“天國顏面”，決定派人去日本議和。令日本人大吃一驚的是，清廷派來的議和代表居然是一個英國人!英國人崔德林當時供職於天津海關。清廷為了顯得“正式”，授予了他“頭品頂戴”，可崔德林剛到日本，就被日本人更正式地“限期離境”了。清廷決定派兩個真中國人去，户部尚書張蔭懷和兵部右侍郎邵友濂到達日本，然而這次日本人説他們不具備議和的“全權資格”。清廷無奈，宣佈對因甲午戰敗而被革職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加賞黃馬褂”，命為議和的“全權大臣”。因李鴻章聲言絕不用日本人的任何東西，於是，侍從為他帶上了中國糧肉和蔬菜，連做飯用的全套廚具和吃飯用的桌椅都帶上了。同時攜帶的還有李鴻章專用的紅頂八抬大轎。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和他的無數行李一起從天津出發前往日本馬關。
日本人安排的談判地點是春帆樓。在世界近代史中，中國稱之為《馬關條約》的，在日本被稱為《春帆樓和約》。
日本人提出的停戰條件苛刻得嚇人：日本佔領山海關、天津、大沽口。山海關到天津的鐵路歸日本管理。停戰期間日本的軍費由中國支付。同時，日本人威脅説：如果清廷不答應條件或者拖延談判，仍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隊就要發起全面進攻，進攻天津、直隸，最後是北京。
李鴻章有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
這時，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有想到的嚴重事件：李鴻章被一名日本刺客的子彈擊中，在日本的國土上倒下了——1895年3月24日下午，李鴻章的轎子行進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兩旁擠滿了觀看“中國大員”的日本人。當轎子接近李鴻章住宿的行館時，突然從人羣中衝出一個人，這人衝到李鴻章的紅頂大轎前，左手抓住轎杆，右手舉起手槍，對着李鴻章開了一槍，然後迅速逃離現場。李鴻章瞬間滿臉是血，昏倒過去。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後“大感震驚”。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立即趕到李鴻章的行館，天皇派來了御用醫生，皇后派來的是兩名女看護。
李鴻章被擦去血跡，檢查傷勢。
子彈在左眼下一寸，卡在臉部的骨頭縫裏。沒有醫生敢在李鴻章的這個部位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發去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
清廷的最高談判代表在日本被刺，這令驕橫的日本人陷入了尷尬境地。日本政府擔心的是：若李鴻章以負傷為藉口中途回國，對日本國民的行為痛加非難，一旦引出其他強國的干涉，那麼日本對中國的要求將不得不大為讓步。出於對後果的擔心，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報極其簡單：小山豐太郎，21歲，極端愛國分子。而審訊後的判決更是草草：蓄意殺人未遂，無期徒刑。為了表示在刺殺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佈“無條件停戰”。
李鴻章沒有回國。日本人隨即提出了一份“和約底稿”：中國向日本賠償白銀兩億兩;中國向日本割讓遼東、台灣、澎湖;過去中日間各項通商條約重新制定。
■《馬關條約》中，給日本人的賠款
竟是清廷年財政收入的三倍!
此時，清廷內關於答應還是不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吵開了鍋。於是，發給李鴻章的每一封電報都冗長而虛空，既沒有説接受，也沒有説不接受，都是“著李鴻章酌量辦理”這種模稜兩可的空話。這樣為難的處境李鴻章不止遇到過一次。如果採取強硬立場，堅持維護清廷的一切利益，後果只能是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當時清朝軍事狀況而言，結果只能是東北被日軍全面佔領。而如果答應對方的條件，清廷主權和財政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之中取其輕，這永遠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惟一的選擇。
4月10日下午，受傷後的李鴻章回到了春帆樓的談判桌前。他剛剛坐下，伊藤博文就説：“中堂只能回答允或不允兩句話。”
李鴻章：“難道不準分辯?”
伊藤博文説：“日本在廣島有60艘軍艦，兵糧齊備，只要過了停戰期限，中國還不簽字，日本軍艦將乘載增派大軍立即前往戰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設想。”李鴻章表示清廷不能割讓台灣，伊藤博文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那麼，日本立即出兵台灣。”
李鴻章：“再減2000萬。”伊藤博文：“一兩不可少。”李鴻章：“是否能割台一半?”伊藤博文：“斷不能。”李鴻章：“賠款割地，雙管齊下，如此口緊手辣，吾將來必記之!”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戰期限議定，將索賠更多，此乃大日本舉國之意!”李鴻章：“交割台灣頭緒複雜，能否在交割的時間上緩期?台灣既然已是口中之物，又何必那麼着急!”伊藤博文：“尚未下嚥，飢甚!”李鴻章：“難道兩萬萬兩仍不足療飢?”
史書記載：“鴻章辯久，伊藤愈堅，且限四日復。鴻章電奏，得旨允可，乃互簽約。”
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草約正式簽字。要點是：中國割讓遼東之安東、海城和營口以南地區以及台灣、澎湖;賠款兩億兩白銀;對日開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時日本人的種種特權等。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大清國“舉國譁然”。不要説把中國的國土割讓給洋人是奇恥大辱，光一筆銀兩賬就讓國人覺得日子沒法過了：當時清廷一年的財政收入為8890萬兩白銀，而給日本人的賠款是這個數字的近三倍，且三年內必須全部還清!於是，正在北京趕考的廣東舉人康有為拍案而起：“嗚呼噫嘻!萬里之廣土，四萬萬之民眾，而可有此約哉!”4月22日，以康有為為首的舉人們上街了，他們不願看到國家“聞聲俯伏，甘聽所噬”，他們要向朝廷遞交一封請願書，實際上是寫給皇帝的一封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的開始。
而在台灣，民眾得知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後，“若午夜暴聞驚雷，驚駭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於是，當日軍上島“接受”台灣的時候，他們遇到了“不可理解”的抵抗：戰鬥的一方是正規部隊，另一方是一羣將辮子纏在額頭上的義軍。台灣民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要“以示不甘為敵國之順民”。他們張貼出佈告，為自己近乎“自殺”的行為向大清朝廷、日本軍隊和全世界作出聲明，其措辭之淒涼令人不忍卒讀：此非台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欲盡棄田裏，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椎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
從日軍在台灣島北部登陸，一直到台南陷落，台灣義軍的抵抗持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為簽下《馬關條約》他們就可以佔領台灣，他們沒想到的是台灣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村莊都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來換取。日軍在佔領台灣全島的戰鬥中一共損失3.2萬人，佔日軍侵佔部隊總人數的一半。
而此時，帶着《馬關條約》文稿和臉上的繃帶回到國內的李鴻章發現，不但朝廷中沒人理他了，他還成了舉國上下的“公敵”。朝廷罵他辦事不力，同僚説他喪權辱國，民間傳言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會寫文章的人更是鋪天蓋地地指責他沒有脊樑骨。懲辦李鴻章的奏摺堆滿了慈禧和光緒的案頭，李鴻章從“坐鎮北洋，遙執朝廷”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住在北京東安門外的賢良寺中不敢出門，每每“中夜以思，愧悚交集”，只有親筆上奏光緒皇帝：“臣昏耋，實無能為力。澤盼皇上振力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甚。”
《馬關條約》的簽訂導致列強紛紛效仿日本向清廷索要各自的利益，大清國不但國庫一空，而且盡失沿海富庶地區。史書對此一後患記載為：“國乃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