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餵養中的觀念之爭與母職體驗

現如今，母乳餵養的議題伴隨中國城市家庭育兒壓力的增長而日益深入。在這個問題上，各種媒介包納着海量的知識，影響着人們的選擇。而並不是侷限於中國，母乳餵養問題在美國社會同樣是一個棘手問題，近期出版的《母乳主義：母乳餵養的興起和被忽視的女性選擇》系統分析了美國中產家庭的育嬰焦慮問題。該書作者考特妮·瓊格在哺育自家嬰孩的同時，深感母乳餵養已然成為美國社會一項嚴重的公共衞生問題，導致育兒母親們遭遇的各種困境。有鑑於此，她訪談了大量的醫學專家、研究人員、母乳餵養倡導者和十幾位母親，展現了母乳餵養背後的合法性在當代社會如何被塑造出來。

在下文中，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劉新宇博士從美國母乳餵養的輿論之爭回溯美國社會的嬰兒餵養史，分析母乳餵養如何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同時，作者結合自身研究（發表於專著《禮俗時刻：轉型社會的嬰兒誕養與家計之道》），比較分析了中美家庭在嬰兒養育期間面臨的不同困境。作者認為，當我們越發關注嬰兒餵養中的制度性問題時，這一系列難題背後的道德合法性也同樣不應受到忽視。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9月23日專題《母乳與奶粉：一段有關餵養的文化史》的B04-B05版。

「主題」B02-B03丨盧淑櫻 哺育選擇背後的深層故事

「主題」B04-B05丨嬰兒餵養中的觀念之爭與母職體驗

「文學」B06-B07丨《夢歌》：一部夢的日記

「主題」B08丨母乳與母職 從身體經驗到文化迷思

撰文｜劉新宇（中國藝術研究院）

近幾年在美國社會，母乳餵養議題引發的公共討論從未停息。2018年7月10日的一場特朗普關於這一議題的“假新聞聲明”可為例證。當時，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發佈了一則短消息，不久便在網絡輿論掀起軒然大波。特朗普在文中指責，“《紐約時報》刊登的美國反對母乳餵養的報道是假新聞。美國強烈支持母乳餵養，但我們不認為女性應該被剝奪使用配方奶粉的機會。由於營養不良和貧窮，許多婦女需要它。”特朗普指責的這則“假新聞”披露了，在同年5月份舉行的世界衞生大會上，美國代表團對一項促進母乳餵養的提案橫加阻擋，甚至用威脅與會國家的方式，呼籲刪除決議中關於“保護、促進、支持母乳餵養”的內容。儘管在多國代表的反對下，大會最終通過了決議，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文，但按照美方的要求，決議仍刪除了“制止不恰當推銷嬰幼兒產品”的相關文字。

特朗普發佈這則推文之後，美國國務院拒絕進行私下評論，而負責修改該決議案的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則宣稱，該部門並未在會議上參與威脅他國。《時代》《紐約時報》進行了專題報道，關注社會各界人士的態度。這則新聞在社交平台中不斷被轉發，話題繼而持續升温，在美國社會成為了熱度十足的話題。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對此進行了報道，同樣調動起了網絡民眾的討論興趣。不少微博“大V”以及母嬰公眾號評論了這則消息，網友們的留言也踴躍異常。而當討論深入之後，人們的注意力漸漸從特朗普和美國政府的作為，轉向針對嬰兒養育觀念的探討，形成了理念上的交鋒。

輿論的一方質疑特朗普的言論，認為美國政府踐踏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母乳餵養是最好的嬰兒餵養方式，這是毋庸置疑的。網友們先是從特朗普的話裏找到常識上的漏洞：在貧窮和飢餓的社會環境下，嬰兒才恰恰更加需要哺餵母乳。因為，人們很難獲得乾淨的水源用來沖泡配方奶粉。作為總統的特朗普試圖遮掩事件的真相：最近幾年，美國國內母嬰產品的銷售水平急劇下滑，提振市場信心可能是這場鬧劇的玄機所在。美國國內的奶粉製造商私下游説政府阻礙世界衞生大會決議的通過，則是一種背地裏的官商勾結。

《母乳主義》，作者： [加]考特妮·瓊格，譯者：張英傑，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與這種論調相對地，輿論的另一方卻持保留意見。人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與嬰兒養育方式之間具有聯繫。母親身體健康，母乳當然才好，但在當今世界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食物短缺，或者母親揹負賺錢養家的壓力，的確限制了母乳餵養的可能性。不能因為一句口號，就無視這些地區裏家庭的現實境遇，物美價廉的嬰兒奶粉對他們來説已然是最好的選擇。有不少女性網友留言表示，自己就曾經面臨過母乳不足帶來的痛苦，希望社會能關懷這個羣體，而非將這些母親污名化。

在母乳餵養問題上，似乎彼此之間的觀念交鋒總是圍繞着這一議題的公共屬性，這種思考充斥着進步主義的色彩，正如考特妮·瓊格在她的著作《母乳主義：母乳餵養的興起和被忽視的女性選擇》上所講述的：“美國父母想要培養出身體健康、情緒穩定的孩子，在朝這個目標努力的過程中，他們會遇到種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母乳餵養能解決的。母乳無法代替服務優良、離家或公司近的平價日託所，無法代替產假，也無法代替便民、平價的醫療服務。”然而，我們可以目睹不少育兒母親在過程中的痛苦，但需要細緻討論的是，母乳餵養相關的話語如何成為一種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政治正確”，則是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嬰兒奶粉廣告，印製於雀巢公司發放給客户的交易卡上。實物現藏於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在嬰兒誕養議題上，歐美公共衞生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嬰兒餵養並非完全依賴母親投入或僅以兒科醫生的指導，其中還有家庭、市場以及國家的在場與參與。然而，追溯這一觀念的成型，在美國社會卻走過了漫長的一個世紀。一種觀點的發生與傳播，往往與所處社會的變遷進程亦步亦趨。要想理解中國家庭所面臨的立場衝突，我們有必要回顧二十世紀美國社會的嬰兒誕養史，其中的歷史事件反映了美國民眾的觀念更迭。

作為二十世紀起被廣泛運用的一項發明，嬰兒奶粉的普及與工業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它扭轉原先高位的新生兒死亡率，克服人類繁殖的生理障礙，符合早期的優生學理念。發軔於20世紀初美國社會的進步主義思潮，依賴不斷更新的流水線與配方，嬰兒奶粉可以為地球上不同角落的家庭送去福音，政府則要引導民眾相信科學，儘量有效率地養育孩子。上述觀念的誕生源自學者的調查發現。1911年，社會學家紐瑪耶在費城從事兒童健康與福利的研究。他發現，美國兒童的健康水平遠遠落後於大多數的歐洲國家，而與其他30個國家相比，美國社會的嬰兒死亡率高達13.5%，排名第18位。通過跟蹤研究與深入分析，紐瑪耶的報告進一步指出，九成以上的新生兒夭折是營養不良所致，而這大多可以預防並且避免。紐瑪耶的研究發現觸痛了美國民眾的神經，人們開始反思家庭育兒過程中的盲目與愚昧。

那個時候開始，美國民眾對育兒知識痴迷起來，各種讀本也在市面上大肆流行。到了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有將近四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傾向於在兒科醫生的指導下，制定餵養新生兒的日程。另一方面，兒科醫生擁有了開具配方奶粉的權力，儘管嬰兒奶粉已經作為商品在各州行銷，但根據規定，只有持有醫生的處方，母親才有資格購買牛乳製成的奶粉。可以説，醫學話語逐漸主導了美國家庭的嬰兒誕養安排。

兒科醫生的數量不斷增長的同時，各類私人診所同樣魚龍混雜。為了應對這一問題，1929 年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呼籲推動立法，由其直接設立專門機構審核嬰兒食品的安全性。這一事件造成了兩種後果：一方面，大型食品公司得到美國醫學會頒發的市場準入，促使嬰兒食品產業蓬勃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政府在嬰兒餵養的議題上失去了主導權，導致母嬰議題在社會政策中被孤立。奶粉生產商聯合醫學界營造出了“積極地從母乳餵養過渡到奶瓶餵養”的育兒理念，母乳餵養率在美國社會逐年下降。《紐約時報》曾經在1937年採訪過一名兒科醫生，他坦言自己經手體檢的嬰兒只有百分之一是母乳餵養，“在我的強烈建議下，最初大約有一半的母親嘗試用母乳餵養，但是大部分人後來都放棄了。她們聽説現在用牛奶餵養也不錯，而且不想吃得過飽、變胖，失去她們的少女身材。”

作為另一個推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婦女運動同樣呼籲女性拒斥母乳餵養。當時人們宣揚婦女解放的標誌之一，便是母親用奶粉和奶瓶餵養自己的孩子。在此後的二十年裏，母乳餵養被主流的美國社會輿論塑造成了過時的、束縛女性的生育行為。此外，乳房本身的含義也經歷了轉變，在雜誌和報刊上它是性感的形象，而非哺育嬰兒的生殖器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國家捲入了戰爭，人工餵養的理念進一步從婦女運動的口號，走上了政治前台。在戰火的延燒之下，政府需要把婦女從家庭里拉扯出來，去承擔工業社會的生產任務。國家在輿論宣傳中將愛國主義與婦女的自我奉獻緊密關聯起來，塑造了用奶粉和奶瓶餵養嬰兒的哺育觀念。直到整個50年代，儘早結束母乳餵養轉向人工餵養嬰兒，成為了美國社會標榜的生活方式。

20世紀60年代，第二波的女性主義運動興起，強調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掌控與主權，反抗男權與醫療話語的欺凌。可當運動深入到嬰兒誕養的議題上時，人們的看法卻變得十分曖昧。在《女性主義、乳房以及母乳餵養》一書中，卡特就曾指出，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選擇嬰兒餵養的方式上進退維谷，具有矛盾性。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人工餵養能夠一定程度上解放女性，令她們擺脱家庭中育兒工作的束縛，儘早結束哺乳值得提倡。然而與之相對地，女性主義者裏也有人抱持着另外一種觀點：人工餵養的背後是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商業話語的滲透，它們共同霸佔了女性獨有的生命經驗，使之喪失了身體的主權。這個時期，國際母乳會（La Leche League）便是後者實踐自己觀點的場所。這個非營利的民間機構善於組織居住在同一個社區的育兒媽媽進行定期集體交流，它的組織者認為，女性反抗的關鍵在於獲得可靠的育兒知識，但這種知識不一定來自於兒科醫生冰冷的醫囑，媽媽們彼此之間傳遞的生命體驗反而更加貼近生活，能夠解決現實問題。國際母乳會成為推動母乳餵養的一支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力量。

隨着支持母乳餵養的社會力量崛起，嬰兒食品廠商的陰暗面也開始暴露在世人面前，並逐漸演變成了全球性的問題。1979年，缺乏氯化物的配方食品造成數千名美國嬰兒生病，且產生了幾十起訴訟案。在召回產品後，聯邦政府於1980年出台了嬰兒配方食品法案（InfantFormula Act），對配方食品的營養需求量做出了規定。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的母乳餵養率逐漸回升，越來越多的美國家庭正視母乳餵養的價值。美國國家衞生統計中心的數據顯示，1973年到1975年美國出生嬰兒的母乳餵養率從25%上升到35%，這一比率是20年前的兩倍，並保持了不斷上漲的態勢。美國家庭開始迴歸母乳餵養，奶粉廠商轉而將市場營銷瞄準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並通過廣告宣傳和價格控制的方式，使嬰兒奶粉開始在他們的城市家庭裏流行。世界衞生組織在上世紀70年代發現，發展中國家的母乳餵養率持續下降，不得不指導政府控制嬰兒奶粉廠商的廣告投放。而與此同時，有記者調查發現，拉美和非洲的幼童因為呼吸和消化道疾病，死亡的人數以每年千萬計。致使死亡率攀升的原因是，兒童服用了雀巢公司銷售的有缺陷的嬰兒配方奶粉，並且在使用過程中沒有得到正確引導。1973年，美國的消費者發起了“抵制雀巢產品（Campaign against nestle products）”運動。1984年，世界衞生組織通過了禁止推銷嬰兒配方產品的非約束性準則，雀巢公司終於承認並實施了世界衞生組織頒佈的有關經銷母乳替代品的國際法規，這場延續了十年的官司方才落幕。美國家庭並沒有直接受到問題奶粉的戕害，但這些家庭卻積極地聯合起來，產生的轟動效應直接促使全世界國家和政府反思人工餵養的惡果。

在政治環境的轉變之下，關於嬰兒誕養的科學研究也湧現了新的成果。科學家在實驗中分析人類母乳的營養價值，發現它所具有的難以複製與比擬的特性。醫學家首先將神經認知和免疫系統的成長，與早期的母乳餵養水平關聯起來。立足短期與長期母乳餵養的比較，母乳在營養、心理、生理和神經認知上對於早產兒具有的重要意義。亦有學者指出，母乳餵養對於嬰幼兒的呼吸道免疫系統發育具有積極作用。新近的臨牀研究引導了兒科學的走向，促使醫院擺正角色，重新宣揚母乳餵養的益處。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嬰兒誕養的主流的價值觀牢牢鎖定在“母乳餵養最好（Breastfeedingis best）”，甚至成為了社會運動的口號。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一種配方奶能完全複製出母乳餵養的效果，這是最好的嬰兒養育方式。

儘管醫學界完全倒向了母乳餵養的陣營，但這種理念在美國社會面臨的質疑卻一刻也沒有停止。公共衞生學者指出，人們在客觀強調母乳餵養的正確性的同時，卻疏忽了女性自身面臨的處境，尤其當女性結束產假、重返職場。新世紀以來，美國的民間興起了一項“餵養最好（Fedis best）”的運動，鼓勵育兒家庭放下成見，自信地面對嬰兒誕養的問題，並有社會組織專門向他們普及科學的餵養知識。很多女性又重新相信，安全的人工餵養能夠減少家庭與工作的衝突，改善母嬰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社會近些年的母乳餵養率排名一直處於發達國家的偏後位置。根據美國衞生和福利部的Healthy People 2010數據顯示，目前約有七成的美國女性會在早期履行母乳餵養，但不到五成的女性只會持續哺乳至嬰兒年滿六月齡。

追溯美國社會的嬰兒餵養史，我們能夠發現一個區域的生育問題與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學界普遍認為，相較於歐美髮達國家，中國家庭的嬰兒誕養實踐展現出學習者的姿態，也導致研究者在探討以上議題時，註腳往往徘徊於傳統風俗的嬗變或者現代醫療的介入，侷限於以此形成的兩套看似成熟的解釋系統：“自然狀態”與“科學主義”的研究範式。自然狀態的範式用來解釋，傳統社會的誕養風俗在工業社會面臨怎樣的文化衝擊，促使人們生活的秩序重建；科學主義的範式則用來解釋，發達國家的誕養醫學如何給後進國家帶來挑戰，推動公共衞生政策的成型。

1938年，羅斯福新政“聯邦藝術計劃”倡導母乳餵養的海報。

社會共識的生成有着其內在的邏輯。一種社會理念在主導話語的強勢推動下，在一定程度的地域空間中普及，使生活其中的個體將之納入到“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Politically Correct）的觀念範疇裏。學術界最初定義的“政治正確”處於文化層面，指涉尊重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相關羣體、持不同信仰者的社會現象，消除語言中的歧視因素。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治正確”在現代社會已經深入到了更為廣泛的公共生活領域。尤其是對於現代國家的治理而言，“政治正確”愈發具有工具主義的特質。它意味着權力主體貫徹現實主義的邏輯，在政治現實的理性認識下做出選擇。從某種意義上看，“政治正確”的內容與國家的意識和立場緊密關聯。

對此，我們可以在嬰兒餵養的議題上一窺究竟。在世界範圍內，1990年的伊諾森蒂宣言（InnocentiDeclaration）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標誌着母乳餵養的合法性從文化層面走向政治層面。這則半官方的宣言呼籲主要國家共同構建公共政策，支持、保護、促進嬰兒享受母乳餵養。宣言一出，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啓動愛嬰醫院倡議，母乳餵養率由此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母乳餵養的“政治正確”地位逐漸確立，並與人工餵養之間劃了一條非此即彼的界線。

嬰兒奶粉的興衰到母乳的意識形態化，無論是人工餵養還是母乳餵養，其中“政治正確”的生成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形式：國家先是以制度化的形式進行引導，進而將相關理念操作為個體的行為規範。然而，回到中國社會的現實，我們卻能夠發現在嬰兒餵養的實踐上，中國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正選擇一系列變通的嬰兒餵養方案，諸如“背奶媽媽”這樣新興的育兒實踐者越發普遍。而不同於國家主導下的母乳餵養程序，這些嬰兒餵養實踐乃是從社會基層自發形成的。近些年，中國嬰兒的母乳餵養水平不容樂觀，尤其反映在六月齡嬰兒的“純母乳餵養率”這一個決定哺育質量的關鍵指標上。據有關部門統計，1998年到2014年的16年間，中國嬰兒六個月以上的純母乳餵養比例從67%下降至28%，城市家庭更是遠低於全社會的平均水平。這一趨勢不利於我國婦幼健康事業的發展。依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公佈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設定，到2020年我國0到6個月嬰兒的純母乳餵養率達到50%。愛嬰醫院的建設更加完善，並深入到社區中指導家庭餵養嬰兒。然而數據顯示，中國醫院裏關聯母乳餵養的早接觸、早開奶比例僅為11.3%，遠低於4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遇到哺乳困難時，只有不足半數的母親選擇向醫療系統尋求幫助。可以看出，政府在推動母乳餵養的工作上，不僅要對育兒女性提供更加實際的支持，還應該努力在母乳餵養的觀念上凝聚社會共識。

在中國社會，嬰兒餵養方式的變遷並非單純的公共衞生議題，而是發生在私人生活領域的制度性變革。要想理解制度環境中的衝突，有必要以個體化的視角去認識中國家庭。於是，筆者從2017年開始做了一項基於北京城區家庭0至18個月嬰兒日常養育實踐的調查，我以一個母嬰聚會作為田野調查的中心，訪談了22個家庭的育兒母親的日常生活和心路歷程，包括參與照料的丈夫和祖輩。

在調查中，孩子的斷乳是我們多次聽到育兒母親吐槽和抱怨的內容，與其説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生命歷程，不如將之視為嬰兒餵養的“至暗時刻”。在嬰兒斷乳的過程涵蓋了嬰兒追奶、母親背奶，不同類型的母嬰分離等養育環節，在這個過程中，母親要經歷三重痛楚，自身的身體不適與疼痛，精神上的愧疚和壓力，乃至職場、公共場所對哺乳女性的歧視和不寬容。在我的觀察中，很多母親對待嬰兒養育的態度會隨着孩子的成長而發生轉變，她們雖然是家庭在這個議題上的主心骨，但不是每個人都會那樣篤定地堅持某一種理念，她們時刻需要平衡個體與家庭之間的利益，評估自己和孩子的身體情況，最終做出一個能夠自我説服的選擇。然而，目前沒有十分恰當的制度環境接納這些育兒母親，她們需要承擔外界社會施加的壓力。

《禮俗時刻》，作者：劉新宇，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

在我訪談的對象中，鳳青的故事頗為典型。她和丈夫潘明都在北京的一家國企工作，收入穩定，夫妻感情也非常好。2017年，31歲的鳳青迎來了兒子龍龍。儘管在“開奶”的時候遇到了不少的阻礙，但經過一番努力，她還是如願以償地實現了純母乳餵養。在朋友的介紹下，兩口子加入了一個微信母嬰羣，並很快成為了活躍分子。

為了方便哺乳，鳳青在工作單位的旁邊租了一套房子，步行十分鐘就能到公司。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不少城市家庭會在哺乳期媽媽的單位附近租房，甚至會選擇居家搬遷，以克服母乳餵養的空間侷限。住宅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同時還包括社會空間，在房屋結構的背後藴藏着更為深刻的家庭權力與秩序，也是家庭為了自身延續而制定出來的生存策略。

鳳青又找回了“背奶”前的母乳餵養節奏，龍龍的身體卻有了異樣。有一天下班後，鳳青發現兒子有些咳嗽、流鼻涕。她開始沒有太在意，可第二天龍龍卻吃不下東西了，食量縮減了一半。鳳青趕忙帶着他去了醫院。大夫檢查後做出診斷：龍龍進入厭奶期。嬰兒在4至6個月的某個節點，會出現“生理性厭食狀態”。由於身體機能的發育，嬰兒在這個時期的運動能力顯著提升，隨之拓展的世界佔據了他的注意力，飲食的吸引力降低，出現了厭食的現象。

很快地，微信羣裏的朋友知道了龍龍的狀況，勸鳳青乾脆借這個機會給孩子斷奶，鳳青卻下不了決心。

娃要出牙了，可不能缺鈣…孩子剛感冒完，現在斷奶不好吧…馬上就要入冬了，別因為斷奶害下病，要不等開春再説吧…捨不得呀,他要喝奶時依賴你的那個表情那些舉動，斷奶以後就不會再擁有了。想到這些我鼻子又酸了。

在潘明的勸説下，鳳青不得不制定了一個為期一週的斷乳時間表。但是，龍龍的胃口不好，更何況奶瓶裏裝的是奶粉。隨着龍龍一次次拒絕奶粉之後，斷奶時間表漸漸成了母乳餵養的“藉口”。每一次在哺乳之前，鳳青都默默算着距離斷奶的截止日期，把每天的哺乳都作為倒計時的最後一次，而倍加珍惜。睡前與醒來的兩頓奶是最難斷絕的，而每當看到兒子的可憐樣子，鳳青又總是狠不下心來。就這樣一週過去，龍龍不僅奶粉沒吃多少，母乳量反而增加了，計劃就這樣泡湯了。

羣裏的朋友告訴鳳青和潘明，如果真的想幫孩子斷奶，母嬰分離幾天就能成功。龍龍已經七個月，也比以前更壯實了，該學着正常吃飯了，不能永遠給孩子做一個會移動的“奶瓶”。這番話讓鳳青想起了之前“背奶”遭遇的尷尬和羞辱，她覺得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孩子離不開我，而是我離不開孩子，這種分離以後還會有，我們都需要成長。孩子應該有一個堅強的母親，克服不了困難，剋制不了自己，以後也沒法教育孩子。

鳳青約定好五天的分離，讓父母來家裏住照顧龍龍，換自己和潘明去單位旁邊租的房子住。斷奶是母嬰雙方共同經歷的一場過渡儀式。“剋制的母愛”意味着媽媽要離開一段時間，龍龍斷的其實不是母乳，而是吮吸帶來的安慰，而鳳青要經歷的不僅是身體上的分離，更重要的是她要與之前的生活狀態分割，這是分離儀式的重要意義。早上臨出門的時候，鳳青的腦子裏一片混亂，不斷設想着五天後孩子會是什麼樣，擔心孩子會和她生疏。出租房裏的夜晚時光很難捱，她沒有接到媽媽的電話，只好帶着焦慮入睡。在忍耐的邊緣，鳳青慢慢明白了一個道理：她要學會面對孩子成長的現實，重新處理與龍龍之間的關係。

五天之後，鳳青終於熬過了母嬰分離，趕忙和潘明回到家。媽媽告訴她，龍龍這幾天表現得很好，他已經接受了奶粉，輔食也正在學着吃，這令鳳青十分欣慰。而更讓她感到感動的是，本以為重逢的時候龍龍可能會與她疏遠，但沒想到見到媽媽以後，龍龍立刻要她擁抱。母子二人度過了最掙扎的時期，小傢伙的衣食住行更加有規律，而鳳青終於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正常生活”。

接下來，最讓鳳青感到迫切的就是如何重新投入到工作當中。之前由於“背奶”的緣故，領導給她換崗了，鳳青想再次證明自己。回家後的第二天，她一早就起牀梳洗，準備好龍龍一天的所需，匆匆吃過飯後就去上班了。但是一天下來，工作卻遲遲難以上手。

工作任務量越來越大，年輕的同事比我來公司晚。以前還是我指導她呢，現在人家的職務比我高，業務的能力也比我強很多，心裏着實不是滋味…有些後悔沒有早點回來。

職場的不適應、斷奶後的情感落差，這一切都需要在短時間內全部吸收，鳳青感到難以適應，有了想要辭職回家做全職媽媽的想法。相關研究指出，媽媽選擇離職的重要原因便是，承受來自工作與照顧的雙重壓力過大。但是面對緊張的家庭財政時，這種壓力只能忍耐。潘明幫妻子算了一筆賬：工作時間不超過9個小時，有雙休日；每月收入至少10000元，且穩中有增；離家不是太遠，開車只要40分鐘——這樣的工作一時不太好找了。家裏需要鳳青有穩定收入，應付育兒的開銷。冷靜思考過後，鳳青放棄了辭職的打算。假期的幾天裏，她去做了一個鼻子部位的微創手術。

放棄辭職的想法了，只想變得更加強大，把手上的工作理順，拼業績賺奶粉錢了…(鼻子整容)這其實沒有什麼的，就好像一種裸妝，沒有讓你成為另一個人，我想要重新改變自己，墊墊鼻子能夠提升氣質，職場形象上加分。

鳳青想要重新打造自己的職場形象，還改變了自己的穿衣風格和妝容。這種改變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近些年，隨着中國城市家庭育兒過程的精緻化與育兒方式的風格化，有研究者開始重新理解母親在照料嬰兒過程中應當扮演的角色轉變。單純從育兒女性在工作-家庭的衝突展開分析，越來越難以揭示出人們在嬰兒餵養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所展現出來的邏輯。

母職在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被交替的主導話語塑造，具有時代的烙印。但不容忽略的是，母職還是根植於中國女性生命歷程的一段段鮮活體驗。哺乳期女性的母職體驗存在個體與社會兩個層面的困境：一是內心的掙扎，女性由於自身狀況母乳餵養難以為繼，而產生愧疚與自責，表現為對於孩子的負罪感。二是社會的歧視，女性感受到母乳餵養的社會壓力，由此感到尷尬和挫敗，表現為社會化的羞恥感。研究發現，負罪感是能夠通過女性自然的身體體驗而為之克服，賦予斷乳以道德合法性。但與前述困境相比，羞愧感難以在個體層面得到克服，女性只能選擇放棄母乳餵養。

中國社會促使家庭選擇何種嬰兒餵養方式的主要力量，發自育兒女性在個體情感與家庭經濟上的反覆權衡。具體表現為，面對社會性的歧視，女性不得不轉變嬰兒餵養的策略：在母嬰分離中剋制母愛情感，在失範困境中迴歸職場與社會。就此而言，母乳餵養在中國社會仍然沒有達成社會共識。國家與個體急需營造出這樣的制度及文化環境,讓家庭逐步迴歸其背後那不受挑戰的“政治正確”。

回過頭來，當我們重新審視《母乳主義》，能夠發現這本書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啓示作用。現如今在中國社會，當人們越發關注嬰兒餵養中的制度性難題時，卻往往忽視了形成這一系列難題背後的道德合法性，刻意強調母乳餵養是否會壓抑育兒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訴求，這種默然而變相的道德枷鎖，給中國家庭帶來的無疑是再生產過程中的“至暗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