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生來：普及居家抗原檢測，3億慢病患者為何受益

中國現有確診慢性病患者近3億人，涉及呼吸哮喘、腫瘤、慢性腎病、肝病、HIV、兒科、婦科、精神心理等多個慢病領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我國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佔總死亡人數的88%，導致的疾病負擔佔總疾病負擔的70%以上。

以心血管病為例，每年因該病去世的國人超過400萬，大約每8秒就有一位心血管病人去世。

和新冠疫情共存的兩年多，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媒體調查顯示，98%的受訪者更加註重個人衞生，養成了勤洗手、戴口罩、採用分餐制的習慣，並準備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保持。

不知不覺間，疫情這支小插曲，對大眾的生活觀念、衞生習慣和行為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

3月11日，一個新的音節被彈響——國家衞健委發佈《新冠病毒抗原檢測應用方案(試行)》。短短一週內，抗原檢測產品經歷了獲批和集採，快馬加鞭加入到抗擊奧密克戎BA.2的戰場。

抗原檢測是核酸檢測的重要補充，讓居家自測變得可行。在業內專家看來，在檢測場景發生轉變的背後，等待公眾的，是一場羣體意識的鉅變——公民不再被動地接受政府的組織與服務，而是需要自費購買、自行檢測、自覺防護。

“抗原檢測手段的增加，有助於將疫情防控的戰場前置到家庭，提升民眾的健康意識，促進個人和家庭發揮健康第一責任人的作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吳靜對《財健道》説，“疾病防控的理念是相通的，增強個人的健康責任和意識，不但是傳染病防控的要求，對於慢性病防控也有所助益。”

先見者所見略同。著名科普作家、華大集團CEO尹燁也對《財健道》表示，居家抗原檢測，對14億民眾而言，是一堂生動的健康管理課。中國醫院協會疾病與健康管理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中國縣域醫院院長聯盟醫院發展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周生來在接受《財健道》專訪時，也表示居家抗原檢測將成為慢病管理的“催化劑”。催化反應如何發生？且聽周生來一一道來。

《財健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於3月15日公佈，提出在核酸檢測基礎上，增加抗原檢測作為補充，提高病例早發現能力。您如何看待此版修訂對新冠核酸檢測標準的調整？

周生來：新型檢測方式——抗原檢測的增加，是我國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的標誌之一。

結合此版修訂和《新冠病毒抗原檢測應用方案（試行）》來看，可以發現，抗原檢測作為核酸檢測的重要補充，主要適用於大範圍普篩自查。當居家自測變得可行，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員聚集過程中的交叉感染風險。

根據新冠病毒抗原檢測應用方案（試行），抗原檢測的適用人羣包括到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就診，伴有呼吸道、發熱等症狀且出現症狀5天以內的人員；隔離觀察人員，包括居家隔離觀察、密接和次密接、入境隔離觀察、封控區和管控區內的人員；以及有抗原自我檢測需求的社區居民。

從更高層面來看，抗原試劑進家庭，意在喚起個人和家庭作為健康第一責任人的意識，有助於做好新冠肺炎常態化、精準化防控。

《財健道》：為什麼説個人和家庭是“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周生來：過去的醫改比較重視對公民健康權益的滿足，忽視了每個公民對家庭和社會的健康責任。

1992年世界衞生組織（WHO）公佈了影響個人健康與壽命的諸多因素，其中15%取決於遺傳因素，10%取決於社會環境因素，8%取決於醫療因素，7%取決於氣候因素，60%取決於自體康復因素（生活方式等）。

既然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影響自身健康情況的主因，公民就應當對自己的健康負首要責任。而且個人健康關乎整個國家、社會的繁榮發展，對自己健康負責，也是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

我們不能把健康的責任全部交給政府。人們對健康的需求既是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高的需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承擔的是基本醫療的職責，無法滿足無限的健康需求。

《財健道》：抗原檢測如何發揮將責任意識歸位的作用？

周生來：抗原檢測將新冠預防的第一關口從醫院、社區前置到家庭。這意味着公民不再被動地接受政府的組織與服務，而是需要自費購買、自行檢測、自覺防護。角色的轉變和參與感的提升，有助於增強公民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和了解，讓常態化防控理念和健康責任意識深入每一個家庭。而防控習慣和健康責任意識的養成，有望在慢病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財健道》：您和吳靜主任都提到：新冠疫情防控的經驗可以遷移到慢病管理中，二者之間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聯繫？

周生來：新冠疫情已持續2年之久，截至3月18日零時，中國大陸累計確診病例為124123例，死亡病例為4636例。

相比之下，慢性病嚴重得多。中國現有確診慢性病患者近3億人，涉及呼吸哮喘、腫瘤、慢性腎病、肝病、HIV、兒科、婦科、精神心理等多個慢病領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我國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佔總死亡人數的88%，導致的疾病負擔佔總疾病負擔的70%以上。以心血管病為例，每年因該病去世的國人超過400萬，大約每8秒就有一位心血管病人去世。

慢性病對家庭和社會的危害程度遠大於烈性傳染疾病，需要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新冠疫情對全民健康意識的激發，為慢性病防治提供了一個發展契機。

慢性病又稱“生活方式病”，不能單純依靠治療，須注重預防和管理，與新冠防治的邏輯類似。如果能將抗擊疫情的精神和經驗應用到防治慢性病中，我相信中國慢性病防治工作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

《財健道》：在您看來，疾病（包括慢性病和傳染病）管理的理想模式是什麼樣的？

周生來：首先，醫院不能滿足於對疑難雜重症的診治工作，應當在治病的同時參與防病。怎麼實現呢？第一，將醫療資源分配給中游的慢性病患者，提前干預，避免他們病情惡化或產生器官損傷。第二，將防治關口前置到上游，篩選出尚未臨牀確診但已具備重大疾病危險因素的人羣，對他們進行提前管理。總的來説，構建“四道防線一體化”的新型醫療服務模式，分別是下游救死扶傷，中游疾病管理，上游健康管理和源頭優生優育，覆蓋全生命週期的醫療健康服務體系。

其次，各級政府部門要重新認識健康的地位和作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堅實基礎，是一把手工程。而且在建立公共衞生體系的過程中，要堅持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

最重要的是，讓全國的老百姓認識到健康是個人和家庭最寶貴的財富，讓慢病管理迴歸家庭。在家庭生活中提升健康水平的措施有很多，國家衞健委曾在“健康中國行動”中提出“三減三健”的倡議，呼籲民眾減鹽、減油、減糖。在此基礎上，民眾還可以通過家用健康檢測產品，定時地自我監測。

無論疫情防控還是慢病防治，都應當從以上三個方面進行改變，才能構建起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現代化衞生健康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