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我絕對是育英小學裏階級反抗意識覺醒得最早的那個人，但我並不為此感到自豪。
早讀時候，同學們瘋了似的大聲嘶吼着，只有我收緊嗓子，抿緊嘴唇，縮緊脖子，雙手握成拳，把手腕頂着抵在桌沿上，身體抵在手腕上，故作鎮靜地坐着。我的同桌湊過來，用課本遮住他的嘴和我的一隻耳朵，衝我喊：“我看你真的是要錢不要命了!”我是惜命的人，一想到才剛剛十歲就要死了，鼻子一酸，“哇”一聲哭了出來。
這哭聲讓全班同學都住了嘴，比下課鈴還管用。他們的目光從四面八方趕過來，嘲笑我，鄙視我。我想起了被綁在鮮花廣場上燒死的布魯諾，而現在，我的周圍也盡是火把，就等着班主任從校長辦公室出來後，一聲令下，把我給點了。
我不敢看任何人，羞恥又害怕地捂着嘴，腦袋一抽一抽地啜泣着。真正的早讀結束鈴聲響起來，我想，這要是昨天的鈴聲該有多好啊，我一定，一定，一定會乖乖交五塊錢給我最最最敬愛的班主任。唉，或者她能聽到我此時此刻所拍的馬屁，該多好。
事情是這樣的。
前天下午班上一個同學丟了五塊錢。五塊錢對於十歲的我們來説是一筆鉅款，偷盜鉅款，情節之嚴重，性質之惡劣，可想而知。於是，我們的班主任，一個老年版的雪姨，年輕版的容嬤嬤，班會的時候一步一停地在教室裏轉着圈，目光像錐子一樣，刺穿眼鏡，刺向班上的每一個人，企圖找出小偷。然而並沒有什麼用，翻書包搜衣兜什麼的也沒用。盛怒之下，她放出話：“如果小偷趕明天上午早讀之前不把被偷來的錢放到講台裏，那就每個人交五塊錢上來!”
錢當然沒有被放回來，昨天早讀結束後，班長在大家的注視下把腦袋伸進講台桌兜裏看了又看，然後直起身子説，“的確沒有。”
我一聽，這下完了。因為我沒有帶老師要求上交的五塊錢。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就在此時此刻，看着大家舉起錢等老師過來收，我的階級反抗意識覺醒了。我不但沒有因為自己的不聽話而向老師承認錯誤，我還跟她頂了嘴，説“又不是我偷的，我憑什麼要交錢給你”，甚至還在她惱羞成怒踢我一腳之後，迅速還了她一腳。
我媽總是這樣説我：你們老師的話就跟聖旨似的。開玩笑，哪個學生眼裏的老師不是掌握着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而我，一個平日裏唯命是從的小奴才，今天竟然打了老師，然後一溜煙從學校跑回了家。
我關了家門，又關了房門，鑽進被子裏抖着。我媽在外面把房門擂成了鼓，連哄帶罵讓我起來開了門，確認我沒有生病後，二話不説先往屁股上扇了兩下。一個上午捱了兩頓打，要我怎麼承受?畢竟我還只是個孩子。於是放開嗓子哭得死去活來，一邊哭一邊跟她説：“媽，我以後上不了學了，我把我們班主任給打了……”我那暴脾氣的媽媽耐着性子，從我混着鼻涕眼淚的話裏艱難地瞭解到事情的原委，一拍牀邊，大喝一聲，到學校把這件事捅到校長那去了。
我坐在牀上，第一波眼淚還沒完全止住，又得知我媽把班主任給告了，於是，第二波眼淚借勢洶湧而出，淹沒了被先前的眼淚皴乾的臉。我媽在旁邊安慰着：“不哭了，乖，這事情是你們老師理虧。”可是，我的媽呀，這個時候，我哪還管得了誰理虧?我們班主任要是講理，那她還得倒找我好些打呢!
班主任是語文老師，有一次她佈置作業，抄寫生字，兩張半。我那時候的腦回路也是清奇，把這次任務理解成了抄寫兩個半張，一邊寫一邊想，“老師真奇怪，你乾脆説寫一整張不就完了，還兩張半，真是的……”
結果可想而知，我因為沒完成作業被拎出來，跟其他真正沒完成作業的同學一起排着小隊，等老師打手心。我驚恐又委屈地站在這支恥辱的隊伍裏，看坐在座位上的同學用書本遮了半張臉偷笑，看前面的男生偷偷把左手在褲子上蹭着，他還悄悄回過頭跟我説，“蹭一蹭打上去就不會那麼疼了。”他在捱打這方面是有經驗的，我相信他。於是，也跟着把手在褲子上蹭啊蹭。
還沒輪到我的時候，班上的一個女同學突然哭了，説自己肚子疼。我一看，真是太好了!因為一般在這個時候，老師會從班上找個熟悉路的人送病號回家，而這位同學的家正好在我家附近。果然，我被指派出去送她。我壓抑着激動，幫她收拾好書包，出了校門，一個勁地説，“謝謝你，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蹙着眉頭看着我，“我沒想救你，我真的肚子疼。”
完成任務回來，屁股剛捱上凳子，還沒來得及慶幸逃過一劫，就被同桌通知説“回來了去班主任辦公室一趟。”唉，真後悔一路上沒在褲子上把手蹭一蹭，不然也不會被細竹棍敲得手心疼，手指更疼。我被打哭了，班主任説，“她也不想，但要是不打我，對其他同學就不公平了。”而且，由於我一直堅稱自己按要求完成了作業，並且説得頭頭是道，被她進一步定性為小小年紀就偷奸耍滑，於是，追加了責罰，站了兩節課。
媽媽呀，這樣的暴君，你確定要跟她討論誰理虧?
明天會發生什麼?我不敢想象。十歲的我，第一次學會了把現實中的焦慮和恐懼帶進夢裏。我夢到了一條蛇，它緊緊地纏在我的小腿上，冰冷潮濕，害得我雖然捂着厚被子，抱着暖瓶，但整晚都沒有暖熱自己。
今天早上，我像一顆枱球子一樣被我媽從家裏戳到了家門口，見我不動彈，又從家門口一路戳到校門口，戳進教室裏。然後，在同學們的圍觀下，她撤了杆，留我一個人在座位上縮成一個球。
剛上早讀，我們班主任就被校長叫走了。她剛一走，我同桌就湊過來説我是要錢不要命了。可是，我不要錢，我只想要命，所以我後悔得哭了，同學們看着我，一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樣子。
第一節是語文課。出乎意料，班主任沒有發怒，我之所以能看出來，是因為她臉上的皺紋線條柔和，並沒有因為板臉瞪眼睛而變得凌厲起來。她站在教室門口等我們唱完歌，走上講台，問完好，輕輕放下書本，拿起板擦，回過身去擦高處值日生沒有擦乾淨的黑板，然後，她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突然回過身，把板擦往講桌上一摔，板擦在桌面上翻了個身，又飛出去落在了地上，劃出一道弧線，許許多多的粉筆灰沿着這條弧線胡亂地舞動着。
班上沒有一個人敢動，窗外掉光葉子的樹木看起來都比我們像活物。
班主任深吸了一口氣，聲音震耳欲聾。她一邊整理着粉筆盒，一邊跟我們説：“我收上來的錢肯定是會還給你們的，你以為我會要你們的錢嗎?”她説得很平靜，我聽得心驚肉跳，因為我知道後半句的這個“你”，指的就是我。可我不是這麼想的，我從來都沒這麼想過。我低下頭，不知所措。我的小腿冰涼異常。
她讓班長把錢退還給了同學們，然後説：“這次事情就這樣吧，偷東西的同學以後注意點，我心裏都有數，這次沒有嚴懲不代表以後不會。”
我以為事情就真的這樣了，心裏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又暗暗發誓：“以後一定，一定，一定要聽老師的話!”
所以，後來的半年多時間裏，我乖乖地聽她的話，無條件地聽她的話。即便她無緣故地讓我站在座位上聽課，或者乾脆別聽課，或者在放學後留下來，跟其他惡劣的男孩子們一起趴在乒乓球枱子上寫完作業，才能回家去，我都堅持我雷打不動的兩個原則：別説話!照做!
我那個時候，身邊很少有家長懂得什麼叫童年陰影，也沒人上綱上線定義什麼叫校園暴力。即便自家孩子被其他學生打了，也不算，頂多是兩個不懂事的孩子互相淘氣罷了。被老師打就更不算啦，動手以外的其他形式，就更更不算啦。
所以，我只好默默吹掉班長故意用板擦拍在我那一半課桌上的粉筆灰，偷偷從垃圾桶裏撿回小組長拿掉的，我係在本子上的毛線，一個人做着勞動委員多餘安排給我的值日。我不生氣，也不和誰爭辯。我才十歲，不懂得什麼是階級，但我知道，人跟人是不同的——學習好的跟學習差的不同，有玩具的和沒有玩具的不同，皮筋跳得好的跟皮筋跳得爛的不同，老師喜歡的和老師不喜歡的不同。而這些人，都是老師喜歡的，是能夠準確無誤地貫徹落實老師的每一個“那誰去那裏把那什麼怎麼樣”任務的厲害人物，面對這樣的人，我怎麼好説什麼呢?
所以我不説什麼，直到有一天，我發瘋似的提起書包從窗户扔了出去。
他們在我的書包裏放了一條蛇，確切説是一條從馬路上撿來的死蛇。我伸手進去，觸碰到它冰涼的身體，跟纏在我小腿上的那條一樣。我很害怕，所以趕緊把它扔了。
書包悶聲墜地，“砰”的一聲，我知道，我寂寞又孤獨的童年就要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