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三位嘉賓張文江（左）、劉海濱（中）、鄧秉元（右）在活動現場
劉海濱：作為策劃者和責編，我先介紹一下本書的緣起。《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是“梁啓超修身系列”叢書的第五本，最早的三本分別是《德育鑑》《節本明儒學案》《曾文正公嘉言鈔》，是梁啓超編纂評點的，自成系統，《德育鑑》是一個總綱，從修身工夫的角度，分門別類梳理了上自四書五經下至曾國藩的儒家修身方法；《節本明儒學案》《曾文正公嘉言鈔》則分別對應明清儒修身日用工夫。這三本書起初是梁啓超用於自我修養的隨身讀物，1905年之後陸續出版，作為梁啓超推行修身德育的一個途徑，合在一起我們稱之為“梁啓超修身三書”。後來又出了一本《梁啓超修身講演錄》，是把他後期的很多以修身德育為主題的講演彙編起來。
修身和教育是一體的，孔子説“己欲立而立人”，佛家講“自覺覺他”，所以修身系列叢書裏其實就包含了梁啓超對教育，尤其是德育的看法和主張。在他看來，教育在現代中國，由傳統教育變成現代教育之後，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折，由以德育、以做人成德為主，變成了以知識技能為主。現代教育過於偏重智育，德育被忽略了，這是非常大的問題，他二十世紀初就看到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通常把梁啓超看成一個學者，或者是一個政治家，其實在他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旅居日本期間，經過反省深思，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僅僅是技術和制度層面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衰落，具體説來，是清代以來以修身為本的文化根本精神衰落了，而隨後的改革和學習西方，不但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反而變本加厲，路子越走越偏。所以從日本回國後，梁啓超不論是從政還是為學，都是以修身為本，1917年退出政壇之後，更是到處奔走、大聲呼籲重回修身之道，並且投身教育實踐和改革，希望從改造教育入手，進而帶動全社會的變革，這是梁啓超後半生主要的目的。
梁啓超在教育方面的行動主要有兩個，一是有計劃地周遊全國到處演講，宣傳推廣自己的理念，再一個就是在大學實踐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大家都知道清華國學院有四大導師，其實這個研究院是梁啓超一手創立的。而他另外一個重要的教育實踐場所，就是《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這本書的主題——家庭教育。梁啓超在家庭教育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由於他跟子女之間聚少離多，他們通過書信的方式進行交流，這從梁啓超現存的400多封給兒女的信裏面就可以看出來。當然實際他寫的書信遠遠不止這些。這些家書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內容，還有一些他在家中講課的講稿，他在家裏為兒女講過孟子，在外面做關於王陽明的演講，他把講稿也寄給兒女們。我們把這些內容蒐集起來加以編排，書前有詳盡的導讀，每篇文字都加了背景介紹和註釋，是希望讓現代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它，更重要的是，希望對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包括我們新一代的父母們能夠有所幫助。
張文江：中國古典著作《大學》中，提出了三綱八目，其核心是修身。對修身的最初步理解，是對自己有要求，注意校正自己的身心行為。《大學》又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崗位的人，都要對自己有要求，注意校正自己的身心行為。通過內（明明德）外（親民或新民）兩方面，追求止於至善的文明理想。梁啓超一生為學，經歷數次大變，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以修身為核心卻始終沒有變。修身是他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根本，也是理解中國學問的入口。
《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梁啓超談家庭教育》，梁啓超著，彭樹欣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月。
《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這個副標題脱胎於魯迅名文《我們怎樣做父親》， 先談幾層對比，協助此書的定位：1.梁啓超的書信寫於1912—1927，魯迅的文章寫於1919年，寫作上大體是同時代，但發展的方向不同，反映了時代大變局中知識人的不同認知。2.康有為、梁啓超都是戊戌變法運動領袖，有着師生的關係。對比二人的家教之道，康有為不怎麼成功，而梁啓超大體美滿。3.大約40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社會上風行《傅雷家書》，一時洛陽紙貴。二人都以古今中西教育下一代，梁以中式教育為主，傅以西式教育為主。
鄧秉元：其實我很怕一些人看了梁啓超的家書，只是奔着他子女的那些所謂院士頭銜去了。我們有些人想學習虎爸虎媽，好像孩子考上好大學就成了人才，其實離真正的人才還很遙遠。有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很高，但未必是人才，有時反而可能是禍害。梁啓超的這些子女總的來説，除了大多學有所長之外，我更看重的反而是他們人格上的成長。譬如梁思成便不僅是一位建築專家，也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人，身上還有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為了保護北京城，梁思成做了他能夠做的事情。
張文江：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不可缺少的補充，當然反過來説也行，其成敗關乎家庭的未來，合起來關乎國家的未來。教育孩子是最難的事，也是最值得的事，同時也是最美好的事，天倫之樂就在其中。亞洲人，尤其中國人，普遍重視教育。從多少家庭為高考而不惜投入，可以感知一二。
按照我的理解，教育孩子可以分上中下三策，或者説有三種不同的進入角度，各有其長：下策是引導孩子學習知識和技能。值得強調的是，現代社會中，技能的重要並不亞於知識。中策是家長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更好的是教學相長，通過教育孩子進一步完善自己，促進兩代人共同進步。上策是提高原生家庭的天花板，既在經濟上，又在思想上，通常的途徑是讀好書，尤其是適當的經典教育，理解傳統，理解時代。而更好的是打開天窗，深入理解人類的文明，走向精神上的超越之路。家庭和個人，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逆境和挫折，必須在難解的矛盾中堅持前行，獲得向上的動力。
我理解中國學問的核心是做人、做事情，而經典系統可以作為進階或輔導手冊。剛才引用《大學》和《中庸》是四書，進一步上推是五經，更完整的表達是六經或六藝。這是儒家學説的主要脈絡，而梁啓超之學，也斟酌採用佛家和道家學説。
做人方面，參考佛教的因果業報論。本書引梁思成寫給姐姐梁思順的信説：“感覺做錯了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迴轉來。”即使對佛學不作深究，梁啓超所説的，為善心上平安清涼，為惡感應煩惱痛苦，我們普通人也能體會到。
做事情方面，他抱持完全積極的人生觀，“有一天做一天”，不是“得過且過”而是“得做且做”。“天下事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我是捱得苦之人……老守着我的‘得做且做’主義。”梁啓超的這些想法，來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尚書》的“無逸”。而自稱“捱得苦”，又對應《周易》的“吉凶與民同患”。梁啓超的這些觀念，和魯迅臨終前寫下的“要趕快做”（《死》）的思想，完全一致。
有了這兩條，人生是不是就一帆風順呢？依然未必。在道家方面，書中177頁稱：“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引用的話來自《莊子》的《人間世》，可以看成《周易》“樂天知命故不憂”另外的表達，表面上消極，實際上積極。梁啓超這樣的人生態度，感染並激勵他的孩子，使他們在各自的環境中都能成長。
劉海濱：剛才説的“有一天做一天”這樣的“得做且做主義”，一方面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來自傳統，跟儒釋道都有關係，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而且他也非常希望能將這種精神傳遞給自己的兒女，而這種傳遞和影響就是家庭教育了。
因為看到“一門三院士”等等，如果希望在梁啓超這裏學到很多教育方法、秘訣，恐怕會失望的。打開這本書你會發現，很難總結出可稱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實際上他就是把最近我碰到什麼人碰到什麼事，我怎麼做的，怎麼想的，這樣像拉家常一樣寫進信裏，子女也很樂意聽也很樂意向他傾吐。他以非常平等的方式跟兒女們談話。這也是鄧老師説的，在家門裏面是“恩掩義”，更重要的不是講道理，而是情感的交流，平等的交流，在梁啓超這裏是個很自覺的行為。這樣一個氛圍之下，彼此關係很親近，交流很順暢，那麼梁啓超在通過他自己的經歷，將他的所思所感像朋友之間談心一樣講出來之後，在關鍵的地方點一下，提煉一下，説我就是這樣做的，也希望你們能這樣做，這樣效果就非常好。書中的很多金句不是脱離事實的説教，而是散落在拉家常講故事之中的，並且來自他自己的真切體驗，所以讀來才非常親切，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這種看似無形、像春風化雨一般的方式，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但是也很不容易學，因為它是以自我的修身為本，做好一個父親的前提是先做好自己這個人，做一個人格獨立並且有強大精神力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責任，就自己的環境和條件儘量去做事這樣一個人，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這卻是唯一的做人和為父之道。如果説梁啓超有家教秘訣的話，這就是他的秘訣。
鄧秉元：前面説家庭倫理屬於天倫，是血緣關係，這種關係被抽象為仁。而人倫的關係是義合，也就是通過某種原則聯繫在一起。既然要維護這種天倫，所以父子之間不可責善，也就是相互不用善或很高的標準要求對方。孟子給出的理由是，假如父親以善要求兒子，兒子便會反問，為什麼您自己沒有做到呢？這會讓父子關係變壞，並最終破壞家庭。現代家庭許多問題的癥結出在這裏，許多應該由學校承擔的責任，被轉嫁給了家庭，從儒學角度來看，其實是無解的。所以古人強調易子而教，由師友負責責善，因為這是師友之義，師友也是義合。
父子之間這種關係，發展出親親相隱的觀念。這個觀念最近幾年討論很多了。許多人誤解親親相隱的觀念，以為是在包庇對方犯罪，其實是不對的。親親相隱只是意味着不去質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古人對孝道的理解，與二十世紀所批評的那種愚忠愚孝，不僅不同，甚至可以説截然相反。
總之，早期儒家所理解的父子關係，是一種以親情相連接，但又有所節制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建立在子對父的身份依附基礎上，而是首先保有獨立的人格。儒學是講求生命的學問，生命的真諦在於自由，而自由的真正基礎，就是這種獨立精神。沒有人格的獨立，談論生命、自由，乃至人類一切美好的詞彙都沒有意義。這是我們今天重温古典的家庭倫理所首先應該注意的。這一點在梁啓超身上，圓滿地體現出來。在我看來，這也是梁啓超家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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