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1年的康定城區圖看“跑馬溜溜的山”
◎楊浪
我藏“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測繪”的《康定最新街市詳圖》好些年了，一直沒説。
圖高47寬28，棉紙套色石印，一比五千，屬於超大的比例尺。
眾所周知，民國政府1939年1月設立西康省，省會便是康定。當時國民政府聲稱，“如果重慶淪陷，政府就得遷到西康”。
“跑馬溜溜的山”在康定城河谷之東
漢藏邊地的康定之為人所知，也許是因為那首歌：“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呦……”在中國，不知道這首歌的人恐怕沒有；在國際上，它也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我就聽過多明戈和波切利的版本。
康定城為兩山所峙的一條河谷，跑馬山正在河東。跑馬山腰台地，藏名“登託”，意為甸子。圖上山頂有寺廟，據説為宋時所建的仙女寺，後焚於戰火。清代，明正土司於農歷五月十三日在“登託”山坪祭拜山神，並舉行賽馬會，遠近農牧民中擅長騎術者都來參賽。賽時“登託”山坪雲集了康定城鄉觀眾。從清代至民國，賽馬會年年在“登託”山坪舉行。久之，康定人就叫這地方為跑馬山了。當地人説《康定情歌》出自城北雅那溝一帶民間唱出的“溜溜調”。
但凡民歌的遠播必有專業人士做推手，如同沒有王洛賓就沒有《達坂城的姑娘》一樣。正是抗戰的時代，後方的專業音樂工作者倡導着發掘民間音樂的活動。1943年，重慶國立青木關音樂學校作曲系學生王震亞和郭乃安發起成立了“山歌社”，致力於收集、改編民歌。這項活動得到學校教授江定仙、楊蔭瀏等人的支持。同在音樂學院求學的吳文季雖然不是“山歌社”成員，但在“山歌社”的影響下，也對中國民歌產生了濃厚興趣。
1946年因遷校停課，吳文季經同學介紹，去駐瀘縣的國軍203師做音樂教官，這期間他很注意採集民歌。有一次，部隊中有幾個來自康巴地區的軍人給他唱了一首家鄉的民歌，當時叫《跑馬溜溜的山上》，吳文季覺得曲調很優美，就用簡譜記錄整理出來。回到學校後，吳文季把他採編的曲譜交給聲樂系主任伍正謙。次年，伍正謙請江定仙編配風琴伴奏，隨即在學校演唱會上首唱；江定仙於同年夏天將此歌改名為《康定情歌》並重新編配鋼琴伴奏，隨後被編入《中國民歌》第一集鉛印本；經江定仙推薦，喻宜萱在南京獨唱音樂會上首唱。此後，唱片公司將此曲製作唱片在全國發行。
這幾個名字可以連綴起半部民國音樂史。
江定仙與改編過《廣陵散》的陳田鶴、寫下《游擊隊之歌》的賀綠汀、寫了《長城謠》的劉雪庵先生並稱為黃自“四大弟子”，是20世紀30年代完全由中國的音樂學校和中國教師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作曲家。楊蔭瀏則是發掘中國民間音樂的泰山北斗，他在瞎子阿炳去世前一個月留下了《二泉映月》的珍貴錄音，再半個世紀後令小澤征爾跪倒。伍正謙是青木關的聲樂系主任，是《康定情歌》的首唱，也是吳文季的聲樂老師，不久就去了美國。而喻宜萱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在美國舉辦多場獨唱音樂會，作為後來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的她是中國現代聲樂教育的奠基人。
江定仙先生1947年為《中國民歌（第一集）》寫的序是推動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登堂入室的重要文獻，其中有史、有事、有專業分析，實在不應該埋沒：
江序
自從國民樂派的音樂興起以來，那些最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是一天天被人們所珍視了。
遠在民國三十二年，國立音樂院一部分愛好民歌的同學們，便在四川青木關一個山頭上，組織山歌社，拿出他們各自蒐集的不同來源的民歌，彼此交換，研習，並加配伴奏。曾經舉行幾次民歌演唱會，油印了幾種民歌歌集，幾年來，這些歌已經普遍流行，在音樂會里演唱，屢次都受到聽眾熱烈的 Encore！
本來民歌的配製得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所謂“中國化的和聲”體系尚未建立起來以前，更覺倍加困難，必須先有極熟練的西洋作曲技術作基礎，才可以運用自如。
這十四首曲子裏，陳田鶴教授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一曲，實際上是極其流行了，其他的各首都各具風趣，有其獨到的地方，其中有些插入對位法、和應法(Imitation)的技術，但大部分則仍為和聲體，有些和絃的應用比較新穎——這種大膽的嘗試，在民歌寫作時也許是必須的。
編者要我為各曲校定，同時要將我最近新編的一首“康定情歌”也加入湊熱鬧，並且還要我寫一篇序言，本人深覺榮幸。希望研究民歌最富熱忱的山歌社諸君，繼續努力耕耘這塊新開的園地，期於將來獲得更多豐碩的成果。
江定仙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南京古林寺國立音樂院
舊稱“打箭爐”的康定是入藏道路的樞紐
康區是最靠近西南漢地的藏區，在四川盆地西緣的山地上。舊稱“打箭爐”的康定隨着清中葉“驅準保藏”行動，使入藏道路的這個樞紐愈發重要，也使漢族的進入愈發頻繁。“跑馬溜溜的山”民歌出自康定北關，那裏恰是當年城內漢人聚居的地方，因為康定城裏一條路，唯一通往川地瀘定的公路正在城北，川軍兵員也從漢族裏徵，順便給音樂教官徵出來一首民歌。
從1941年的地圖上看，新立的省政府機關、省參議會招待所、公税局、國民日報社、中正學校分校乃至地質調查所和農牧所等等都在城北，非藏傳寺廟的將軍廟、娘娘廟也在城北。所以仔細琢磨，這個“溜溜調”裏面不僅有藏族民歌的意藴，更有川巴山歌的旋律就不奇怪了。何況這裏還有“李家大姐”“張家大哥”呢！
康定舊稱打箭爐（dar rtse mdo 讀作“達者多”），意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兩河交匯處。舊史曾譯作“打煎爐”，後通譯“打箭爐”。
漢藏語言學家徐江偉先生推測，這個地方是古代藏羌民族東下川中的通道，“打箭爐”是漢語訛傳，“達者多”這個藏語讀音是“戰神之箭”或“旗王之箭”之意。“折多”也是“神箭”的意思。康定系漢語名，因丹達山以東為“康”，取康地安定之意。康的發音來自“康巴”，是嘉絨藏族的自稱。在四川盆地至藏區高原的地理意義上，康定的地位有點兒像張家口在北京與壩上之間的樞紐關係。
1717年，蒙古準噶爾軍隊攻入拉薩，對清朝在西藏的統治權構成嚴重威脅，清朝決定出兵西藏。在北路進兵受挫後，清朝開始謀劃由打箭爐向西藏進兵。經過沿途招撫、籌措糧草、探查道路等近三年的準備與籌措，清軍最終成功實現由打箭爐進兵西藏，完成了“驅準保藏”。
對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唐末西域領土的丟失即與吐蕃勢力與北方遊牧勢力的征戰，遮斷了唐與西域通過河西走廊的聯繫相關。走這條路線比文成公主從青海入藏的那條線地形要複雜得多，但是川地的補給和人力資源都充沛，因此由川入藏的道路後來不但成為清朝治理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同時也以此加強了對東部藏區即康區的控制，併成為清末及民國時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由來。
國家圖書館輿圖部所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安成繪製《打箭爐至前後藏途程圖》也正是這個背景。國圖幾次展覽都有這幅著名的圖卷，我亦幾次往觀。它詳細反映了從打箭爐到西藏的北、中、南三條路線。圖右下用文字説明了三條路線的情況：北道，出打箭爐北門，穿過草地直達前、後藏，是三條道中最近的一條；中道，出打箭爐南關赴察木多，是一條茶商之道；南道由裏塘、巴塘入藏，是一條官道，駐藏大臣和官兵均由此路行於西藏。因為南路天氣較暖，居民稠密，驛站較多，利於官兵辦事、行進，但此路曲折路長。一番描述使圖中三條路線的利弊得失一目瞭然。
在地理上，川康地區也是從西南雲貴山區向西北甘陝地區行進的通道——尤其是需要繞開川中盆地的時候。1863年石達開退走大渡河，1935年紅軍飛奪瀘定橋都是走的這個方向。《最新康定街市詳圖》上標着“至瀘定縣百二十里”。
那年5月28日，在一方面軍奪取瀘定橋的戰鬥命令中規定，向康定方向的川軍“警戒”。1936年，分裂紅軍的張國燾率軍南下，在百丈關戰役失利後，即轉向康巴地區，於2月上旬下達《康道爐戰役計劃》，決定紅四方面軍部隊轉向西北，進入西康省境，爭取在這一地區進行休整補充，以便爾後發展。西進甘孜，標誌着張國燾的南下建立川康邊根據地方針的破產。
吳文季整理《康定情歌》加進了“李家大姐”和“張家大哥”
《康定情歌》的流傳與近代以來漢藏文化加速溝通與融合相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間接相關，對推動民間音樂匯入民族音樂洪流起了重要作用。
發掘了《康定情歌》的吳文季1949年5月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擔任二野文工團、西南軍區戰鬥文工團和總政文工團的歌唱演員。1952年他在北京首唱和領唱了反映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合唱組曲《英雄們戰勝大渡河》，震動了中國樂壇。瀘定到康定那一帶與他的生命經歷密切相關，也因為這段經歷，1953年，他被認定為有歷史問題，被迫從部隊復員返回家鄉福建泉州惠安縣洛陽鎮。他跟一位姑娘的熱戀也因此永遠地告一段落。
“李家溜溜的大姐任我溜溜的愛呦”“張家溜溜的大哥任我溜溜的求呦”，《康定情歌》的歌詞裏就這兩句是吳文季整理時加進來的。
1966年5月，48歲的吳文季病死在一間破廟裏，至死也沒有結婚。所幸的是，去世22年後，他的“歷史問題”得到平反，泉州家鄉人還因為《康定情歌》給他塑了一座像。
《康定最新街市詳圖》的製圖者為誰？
不知道《康定最新街市詳圖》的繪製者是誰，不過在抗戰期間川康之地物質供應匱乏的條件下，能夠用當時最好的棉紙，做紅藍黑三色套印，而且在所有圖例上都以漢藏雙語標註，只能是官方行為。所以它定價“大洋五元”一幅，是公開出售的地圖。本圖在圖框邊註明“A本圖所示鍋莊繫有藏漢商人囤貨及銷售之所，即特標明其位置名稱，餘則從略。B圖中公路路基初具，故目前尚未能通車”。説話的人必是製圖的人，而且顯然是為用圖的人考慮細節的。這個“説話者”顯然是官家。
藏地的“鍋莊”一般都指為一種集體舞，不過《西藏舞蹈概説》也記載：“以前的康定一帶，有一種商業性組織叫‘鍋莊’，這類商行收購土產，代辦轉運設有客棧，沿途過往的藏族商賈常攜驟宿幫居其中。晚上，他們往往在院內曠地壘石支鍋熬茶抓糟袍，茶餘飯後圍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驅一天的勞累與疲乏，保持旺盛的精力，適應惡劣環境。”這條註記裏説的“鍋莊”就是這種貿易機構，圖上康定城內這樣的鍋莊只有不多的幾處，當然要讓地圖的使用者知曉。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次年1月建立西康省，其戰略考慮包括萬一重慶失陷康定成為“小陪都”，因此西康省會康定的設立便盡其可能地為交通、文教設施做了佈局。
1939年，到西南考察的南京大學孫明經發現西康省的文教建築普遍比政府設施好，因為劉文輝（省主席）規定“誰的政府比學校蓋得好就殺頭。”孫明經當年拍攝的影像證明了這一點。在《康定最新街市詳圖》上我可以數出的文教設施即有“中華書局”“商務書局”“康師”“簡師“縣小”“師小”“戲院”以及“國民日報”和“中正分院”等。
有志於文化的必是想長遠，做地圖的人當是大胸懷。前面説到《自打箭爐至前後藏途程圖》的製圖者安成於1901年至1903年任駐藏幫辦大臣，1904年任新疆伊犁副都統兼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市）參贊大臣。他奉命駐藏時正值英國籌劃第二次武裝侵略西藏，藏區形勢緊張，朝廷為之震動。安成臨危受命，但他對藏區山川形勢、疆界毗連和風土人情等均不熟悉,“恐一旦有事,貽誤地方，關係非淺，五內焦急，日夜不遑”，遂“到處諮訪,考核方輿，勉繪一圖”。圖尾作者跋中附詩二首：
“一紙新圖入手中,
山川差與舊遊同。
流觀藉惕冰淵志,
敢詡班生萬里功。”
“中夏豈真魚肉弱,
列邦盡肆虎狼雄。
時艱共縞非難事,
只此肫誠貫始終。”
從“山川差與舊遊同”到“跑馬溜溜的山，一朵溜溜的雲”，都是家國情懷！
（2022.1.17）
供圖/楊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