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會指揮家，盡顯大師風範的小澤征爾

他是作曲家在樂隊的代理人，是音樂內在的聲音。他的指揮是那樣感情豐富、那樣複雜、那樣動人，甚至間或是無法避免地存在於生活活的音樂的化身。----特德·韋斯特

中央樂團1983年第11期星期音樂會，台上與台下，觀眾和演員，都異常振奮。這次音樂會的節目有:貝多芬的《G大調第四鋼琴協奏曲》和《A大調第七交響樂》;特邀日本女高音歌唱家木村萬里演唱的歌曲《白領》、《平城山》、《在這幃幕中》和《傻等》。指揮台上那輕盈靈活的身影，隨着每一個節拍，優雅地起落。這是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藝術指導小澤征爾第五次訪問中國，他以罕見的激情指揮了中央樂團的這場音樂會。

“音樂是一種幸福，”在談到音樂的高深莫測時，小澤征爾那深邃動人的深褐色眸子裏閃耀着快樂的光芒，他説話帶點口音，是漂亮的男中音，“音樂是奇妙的。它既是快樂的，又是悲傷的，也是孤獨的一它包涵着所有這一切。它不需要從字面上去理解，它直接深入到人們的內心。”

生活賜予他痛苦和煩惱

小澤征爾這個名字，對於今天的音樂愛好者來説，幾乎無人不曉。但中國人聽説他這個名字，恐怕還是最近三五年的事。其實，小澤征爾出生在中國瀋陽，他最早的記憶是北京。他的父母是日本人。父親是曾在中國工作的牙科醫生。小澤征爾生於1935年9月1日。1941年，當他6歲的時候，當時的局勢迫使他全家返回日本。他在東京上學了。聰明伶俐的孩子，到了日本卻成了小傻瓜一個。他發現自己和同學們交談起來很彆扭。他講日語遠遠不如講漢語那麼順當。同學們嘲笑他，捉弄他，不信任他。這深深刺痛了他那顆幼小的心靈。

然而，這僅僅是他一生中在個性的形成方面不斷遭到創傷的頭一回。戰爭結無以為生。失業和飢餓，威脅着全家。直到今天，當小澤征爾回首往事時，他的臉上仍然掠過一絲傷感。

令人驚訝的是，在苦水裏泡大的小澤征爾，從小就顯露出了過人的音樂天賦。他的父親，儘管貧窮潦倒，卻愛子情深，非常珍惜兒子的這種天賦。當他聽説橫濱有一架舊鋼琴出售時，他立即租了一輛手推車，和小澤的兩個哥哥一起趕到橫濱。他們用了三天的時間，總算連拖帶拽地把這架笨重的樂器從40公里外的橫濱拉回東京。

他父親沒有失望。相反，他感到驕傲。小澤一觸琴鍵，就充分顯示了他有駕馭這個龐然大物的潛力。父親創造條件，讓他專心地練琴，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鋼琴演奏家。而小澤呢，他在鋼琴旁一坐就是幾小時，孜孜不倦地練着、練着

可是，命運卻又捉弄了他，使他無法成為出色的鋼琴演奏家。一次，他去踢橄欖球，兩隻手的食指都嚴重挫傷，從此變得僵硬筆直了!沒有靈活的手指，怎能彈出美妙的曲子?眼看要跨進樂壇大門，又遭如此打擊，這對一個躊躇滿志的14歲少年來説，生活所賜予的痛苦和煩惱，似乎超出了他的承受力。

他還是承受住了。他已有相當的音樂基礎，不能當鋼琴家，可以爭取當樂隊指揮呀!他敬愛的老師一日本東方音樂學院的著名教授齋藤秀夫收留了他。他跟這位教授學指，直到1959年。

但是，在日本研究西方音樂，總是受到種種限制而小澤征爾，已經迷上了西方音樂。24歲的小澤征爾，不得不離開祖國，遠涉重洋，到歐洲尋求深造和藝術天地。

“波士頓的靈魂”

在歐洲，他又一次嚐到作為一個異鄉人的滋味:他人生地不熟，外文鱉腳。他騎着一輛摩托車到處流浪，要學習，還得掙麪包。

1959年夏天，他有機會參加在法國貝桑松舉行的一次重要指揮競賽，結果一鳴驚人，獲得了一等獎。從此，小澤征爾平步青雲。第二年夏天，他又獲得在美國馬薩諸塞州舉行的伯克羣音樂中心的庫塞維茲基獎。後來，小洋徵爾到了柏林，受業於有100年曆史的世界著名交響樂團—柏林愛樂管弦樂團。在當代最傑出的指揮家之一卡拉揚的指點下，他的指揮藝術得到了完美的發展。1961至1962年間，他加入美國的紐約交響樂團，成為世界上另一位傑出指揮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手下的三個副指揮之一。

思念祖國的小澤征爾，於1962年下半年回到東京，任日本廣播協會交響樂團指揮。這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壯志凌雲，決心在日本幹出一番事業來。他竭盡全力，運用從西方學到的較先進的指揮技巧，給音樂以充滿激情的處理。可是，日本同行卻不以為然，甚至無法容忍。而小澤征爾又拒絕採用日本傳統的保守的處理方法。於是，他最後不得不和樂團分道揚鑣，含淚告別祖國，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

從1973年開始，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任指揮，後來榮升藝術指導。幾十年來，波士頓交響樂團在世界樂壇上無疑一直是數一數二的，但它的演奏卻從來沒有象在小澤征爾指揮下那樣出色過。

“我們的樂台上有100多名經歷各不相同的演奏家”他説話時語氣親切，併為這個樂團有飽滿的絃樂聲部、熱情的木管樂聲部和優美的銅管樂聲部而感到驕傲。

“我要求他們所有的人完全聽從我的指揮。不過有時並不完全象我所期待的那樣。然而，他們的演奏不止一次地啓發了我，使我產生了新的音樂構思，得到了藝術的昇華。這實在是一種無窮的樂趣。”對於小澤征爾來説，與其説波士頓交響樂團是一件可以由他任意擺佈的樂器，不如説他和樂隊是一件合為一體的樂器。

“我的工作就象交通警。但對交通警來説、只有紅、黃、綠三種顏色。而對我來説，色調就要複雜得多。例如，有一個樂譜的符號是悲傷，可是，究竟如何悲傷?是哪一種悲傷?是寧靜的悲傷，陰鬱的悲傷，還是沉悶的悲傷?這些作曲家並未説明，必須由我來做出決定，這就是我的職業。”

一個東方人，要當西方樂壇的“交通警”，談何容易。箇中的甘苦、只有境遇相似的人才能體會，在當今的西方樂壇上，已出現了三位著名的東方指揮家除他外，還有新加坡人朱暉和印度人未，達。作為“波上頓的靈魂”，小澤征爾已無可爭辯地身當世界第一流的指揮家之列:他和卡拉揚，伯期素爾蒂被並列為“世界四大指揮”

事業與家庭在牴觸在牴觸中奮發

對小澤征爾來説，無論是在他的祖國日本還是求學歐洲，還是從業美國，使他難於忘懷的，卻是中國。因為那是他的出生地。而他的父親，更夢寐以求地希望故地重遊。可是，在那動盪的六十年代，他們當然來不了中國。1977年12月，父子倆的共同願望—訪問中國的機會終於到來。小澤征爾踏上中國的土地。可是，陪伴在他身旁的，不是他的慈父，而是父親的一張遺像他沒有等到這一天就與世長辭了。

“當我失去我父親時，”身邊總是藏着父親像片的小澤征爾不無憂傷地説，“我發現我自己確實變了。在這以前，我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悲傷。

只要談起他父親，總有一種難於覺察的憂傷掠過小澤征爾那張敏鋭英俊的臉龐。當他指揮貝多芬和“貝多芬第十”勃拉姆斯以及維也納浪漫派作曲家馬勒等人的樂曲時，也往往帶有這種傷感

興許是由於包含着同樣的傷感吧，1979年夏天，他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他的妻子薇拉和兩個孩子遷回日本定居了。因為他的小女兒塞拉在家裏過的是完全日本式的生活，可是在波士頓的學校裏和同學們在一起，過的又是純粹的美國生活方式。這使她無所適從，鬱鬱寡歡。小澤征爾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忍受他自己曾經忍受過的那種因社會環境和文化差異而引起的麻煩

“我是一個勤奮工作的人，而我又熱愛家庭。這兩者是我生命的中心，而它們又相互牴觸。

然而，小澤征爾在性格上具有驚人的力量。人生，對他來説是一場藝術的嚴峻考驗。他雖處於超出正常限度的深刻矛盾之中，卻能煥發出無窮的才華。或許，正是這種既辛酸又甜蜜的品質，這種折磨人的內心矛盾，激起了他的藝術火花，使他更追求藝術，成為一代指揮大師，為東方人贏得了驕傲

“我是個純日本血統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飲食習慣，我的思維方法，全是日本式的。但是一旦我置身於西方音樂，我就覺得自己真的忘卻了我所生活的世界。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只要那裏有出色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