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於先秦而衰於清末，王朝的生命線——京杭大運河興衰史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興於隋唐，完善於元，極盛於明清，衰敗於清末，歷經2000餘年滄桑。它曾經是帝國的生命線，維繫着封建王朝的興衰。

它更是中華水利工程史的豐碑，展示着中華民族的勤勞與智慧。它還是歷史的見證者，記錄了運河兩岸一個個名城的繁華和興衰。

我國東部的水系河流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東流，各水系之間又有山脈隔絕，農業時代南北陸路交通極為不便，人們自然想到開鑿運河溝通各個水系，以緩解陸路交通的艱辛。

大運河歷史上大規模的開鑿和擴建共有三個時期，分別是先秦、隋和元。

中國水系圖

大運河V1.0——先秦

京杭運河的開鑿始於公元前486年，即春秋時期魯哀公九年。

吳王夫差為北上和齊國爭霸，在今揚州和淮安之間，開鑿了邗溝，從江都（今揚州市）邗口至山陽（今淮安市）淮安末口，溝通了長江和淮河水系，以便於輸送糧草和軍隊。

開邗溝後3年，吳國又繼續向北開鑿，在商魯之間開了一條運河，名菏水，又名深溝。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濟水相連通。於是吳兵船糧草便可從長江出發，由邗溝北上經泗水，再由菏水通濟水至黃河。

除了邗溝—菏水之外，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開鑿了很多運河及水利工程，以用來運輸和灌溉，著名的包括，鄭國渠、都江堰、靈渠、鴻溝等。這些水利工程的目的，不外乎軍事及農業。

所以大運河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國的政治、軍事、農業乃至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命運融合在一起了。

先秦運河示意圖

大運河V2.0——隋朝

從秦漢、三國到魏晉南北朝，近千年的歷史，春秋戰國時期開鑿的水網運河大體保持不變。

由於南北朝三百餘年的戰亂，北方殘破，中原世家大族紛紛南遷，到了隋朝，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長江流域。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為連接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統一全國，京杭大運河第二次大規模開鑿和擴建的歷史來臨。

公元584年，隋文帝楊堅開廣通渠，由大興（長安）自潼關通黃河，公元587年，隋文帝在揚州開陽山瀆，對邗溝進行裁彎取直，進行漕運。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開鑿通濟渠。通濟渠，又稱汴水、汴渠、汴河，全長1300餘里。自河南滎陽的板渚出黃河，至江蘇盱眙入淮河。

公元608年，隋煬帝開鑿永濟渠，南引沁水入黃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長1900多里。

公元610年，隋煬帝重開江南運河，自鎮江直達杭州，共800餘里。僅26年之內，以長安、洛陽為軸心，以北京和杭州為終點，全長四千餘里的南北大運河體系已經形成。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

唐宋時期

隋煬帝為開鑿運河和徵遼東高句麗，幾年之內徵發數百萬民工，役民力到極點，天下大亂，數年後隋亡唐興。

從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年）至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多次徵遼東，先後滅百濟、高句麗的戰爭。多是利用隋煬帝開鑿的永濟渠進行輸送糧草和軍隊。

高宗以後，關中地區的出產已不足供養長安城，大唐帝國的繁榮完全依賴江南漕運。隨着中國南方的經濟文化超過了北方，中唐以後更是“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人皮日休詩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殘唐五代，軍閥混戰。最後宋太祖趙匡胤一統中原，定都汴梁，原因就是汴梁有江淮漕運之利。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畫中，舟槳往來，桅檣林立的汴河，道盡了當時汴京的繁華景象，這汴河正是北宋的立國之本。全國最富庶的東南六路每年經汴河運往京師的漕糧數目以百萬石計。

宋、金之際，金人南下，加上黃河改道奪淮入海，汴河逐漸壅塞，宋、金、蒙南北對峙時期，漕運亦斷絕。

大運河V3.0——蒙元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後，中國的政治中心北移，因運河河道多有壅塞，水陸轉運頗多不便，而海上運路往往風信失時，又多傾覆。

於是，元朝政府着手組織對大運河進行了大規模的治理與修鑿。京杭大運河第三次大規模的開鑿和擴建時期來臨。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到大都河道狀況的郭守敬認為，“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於是，元廷逐步在山東西部大力開挖新的河道，大運河棄“弓”走“弦”，“人”字形運河裁彎取直，不再繞道洛陽。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濟州河開鑿成功，從濟寧到東平縣共150裏。公元1289年至元26年，郭守敬主持開鑿會通河成功，從東平縣到臨清，共250裏。此段是大運河地勢最高的河段。此工程歷時6個月，中途建水閘30處，可隨時調整流量。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郭守敬主持開鑿的通惠河全線竣工，從通州到北京積水潭，全長160餘里。至此，京杭大運河南北全線貫通，杭州的漕船可以直接駛到北京城內，全長1794公里，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京杭大運河。

元代大運河除對當時的統治集團提供便利外，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也為明清運河的暢通以至現代大運河的水運條件奠定了基礎，並且為北京大都城地位的逐步確立增加了一個重要前提。

元代京杭大運河與海運

明清繁盛

明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會通河於塞三分之一，明成祖朱棣命宋禮疏通會通河，宋禮在汶上縣訪得汶上老人白英，用白英的“引汶濟運，南旺分水”之法，使會通河的漕運量提高了十倍。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整個政府機構的官員隨之遷至北京，加上京城三大營及長城九邊的屯兵，每年所耗之糧多由大運河漕運供應。京杭大運河迎來歷史上的全盛時期。

由於宋代黃河奪淮入海，從徐州到淮安青口500多里河段，大運河以黃河為漕糧運道，所以明清時期治河即治運。

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明代最著名的水利專家潘季馴提出“蓄清刷黃，束水攻沙”的策略。

“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浚”。

潘季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淮河、黃河、運河連在一起全面整治的人，潘季馴500裏堤防和洪澤湖高家堰加高工程竣工後，漕運得以維繫。

終明一朝，經大運河漕運入京師的漕糧平均每年在四百萬石左右，最高時達五百萬石。

潘季馴巡河

明清易代後，滿清統治者攜十幾萬八旗貴族入關，定都北京，同樣依賴大運河的漕運。

所謂“京師根本重地，官兵軍役，鹹仰給於東南數百萬之漕糧”。滿清政權的穩固還是維繫於京杭大運河。

清代對運河的治理主要是康熙年間命靳輔開中運河以全程避開黃河，加築高家堰等工程。在管理運河機構方面，改明朝的漕運總督為河道總督。

明清時期大運河

大運河的衰落

鴉片戰爭以後，隨着西方列強的勢力逐漸進入中國內河，漕運逐漸式微。

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蘭考銅瓦廂決口，致使京杭運河南北斷流。公元1901年清光緒27年，漕糧折銀，漕運停止。

宣統年間，津浦鐵路通車後，大運河的運輸作用逐漸為鐵路所代替。隨着漕運的廢除，大運河的輝煌逐漸變成了歷史的記憶，沒有漕運的大運河多處淤塞，許多地段已不能通航。

銅瓦廂決口

自京杭大運河誕生以來，特別是元明清時期，維護和保障其貫通的，一直是通過國家力量的維修建設。由於水源短缺和黃河氾濫，大運河的生命一直都很脆弱，維護和保 障與開鑿一樣都是浩繁的工程。

清末和以後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都曾宣稱要整治運河，但始終未曾賦予實施。昔日運河沿岸眾多的會館、貨積如山的碼頭、摩肩接踵的市場，隨着運河的斷流停航和廢棄，也逐漸變成了遺蹟，甚至蕩然無存。

運河兩岸和河上的許多民俗風情大多散落民間，逐漸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