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魯迅曾在日記中互指對方為“神經病”
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南雲樓風波”之後,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1929年8月28日魯迅日記:“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日林語堂日記:“此人已成神經病”。那麼,二人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於兩人在日記中互指對方為“神經病”呢?
根據魯迅日記中的回憶,當天的大致情形已經明瞭。“小峯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這即是所謂的“南雲樓風波”,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這一次風波之後,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稱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衝突”。據鬱的描述,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林語堂也起身申辯,氣氛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當天,林語堂在日記中也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究竟有怎樣的誤解?
直到林語堂在四十年後作《憶魯迅》一文時,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峯,説他對作者欠賬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説了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説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而在這場風波的一個星期之前,魯迅的《關於“子見南子”》,多少還是有點力挺林語堂的味道在裏邊。事實上,二人關係一直不錯,年齡相差14歲的魯、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1923年夏,林語堂從歐洲留學歸來,由胡適引薦受聘於北京大學英文系,此時的北大教授已為兩派,一派以周氏兄弟為首,一派以胡適為代表。林語堂與胡適私交甚好,卻出人意料地加入《語絲》,站到魯迅旗下。那時多少還有點書生意氣的林語堂,與魯迅的鋭利相得益彰;魯迅也對此積極回應,並兩次致信林語堂,將林引為同志。
南雲樓風波,之所以會因為一場誤會而瓦解二人的友誼,恐怕還不單單是個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講,還是道不同不相與謀。
在此之後,魯迅對林語堂批判逐漸增多。早在1926年,魯迅就曾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對林語堂“公平競爭”思想的反對意見,只不過行文尚比較客氣,基本上屬於商討 引導的調子。而之後的《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後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則完全鋒芒畢露,幾成冤家路窄之勢。而林語堂也有《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遊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時的誠惶誠恐一樣,魯迅也曾經是林語堂崇敬的對象。不過,林語堂在生活志趣上的個人感悟與路徑,畢竟與孔子和魯迅都迥然不同,魯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聖人”。
林語堂在《做人與作文》一文中,直截了當地讓“魯迅”這一符號去神聖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評説。他説:“你罵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的地位,能不能有這樣的操持。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只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我問魯迅:‘你打算怎麼辦呢,現在?’‘裝死’便是他的回答。” 肖伊緋 職業作家,獨立學者,已出版《在高盧的秋天穿行》、《民國達人錄》等十餘部作品。本文摘自《北京晨報》,來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