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魯迅扶掖獄中堅持譯作，翻譯泰斗樓適夷筆耕不輟七十餘年

樓適夷先生不僅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編輯出版家、作家，還是一位優秀的翻譯家。早年參加太陽社，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參加“左聯”工作，一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其間受魯迅先生扶掖，在獄中堅持閲讀和翻譯。魯迅曾稱讚他的翻譯文筆“沒有翻譯腔”，這是對一個譯者極高的評價。樓適夷出獄後歷任《新華日報》編委、出版總署編審局副處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譯文》（後更名為《世界文學》）編委。1995年，樓先生獲得了“彩虹翻譯獎”專為老一代翻譯家設立的榮譽獎，可見其在我國文學翻譯領域的泰斗級地位。

為致敬這位曾為我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翻譯家，幾年來，中國文史出版社在樓先生之女樓遂老師的配合下，對樓適夷的大量譯作進行了精心的編選整理，使它們第一次以叢書的形式規模呈現，面向當代大眾。“樓適夷譯文集”名著名譯叢書共包含10冊，分別是：《彼得大帝》《高加索的俘虜》《海國男兒》《奧古洛夫鎮》《蒙派乃思的葡萄》《誰之罪》《蟹工船》《麪包房裏》《羅生門》《在人間》。這套書裏不僅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家暢銷著作，也有曾經轟動一時、後世卻鮮為人知的文學經典，不僅有適合中青年羣體閲讀的傳記體小説，也有老少皆宜、精彩備至的兒童故事，冊冊都是值得珍藏的圖書精品。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九十歲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幾十年寫下的散文集，又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頒發的文學翻譯領域含金量極高的“彩虹翻譯獎”。這是對他一生為中國文學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給予的表彰和肯定。當老夫人拿來獎牌給我看時，適夷先生揮揮手，不以為然地説：“算了算了，都是浮名。”我覺得適夷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還不滿二十歲，便投身於中國新文化運動，從他發表第一篇小説到發表最後一篇散文，筆耕不輟七十餘年。僅憑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欽佩了。

領受魯迅先生親炙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社會面貌激變的偉大革命的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受過西方先進文化影響的青年作家們，以詩歌、小説等文藝作品，掀起批判封建主義儒家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謳歌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飆運動。適夷先生在上海結識了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創造社浪漫派先驅，開始了詩歌創作。在五卅運動中，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共青團、共產黨，一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一面辦刊物，寫下了大量小説、劇本、評論，還從世界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成為左翼文學團體“太陽社”的重要成員。

由於革命活動暴露身份，招致國民黨特務的追捕。1929年秋，他不得已逃亡日本留學。在那裏他一面學習蘇俄文學，一面學習日語，還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在國內發表。1931年回國即參加了“左聯”，同魯迅先生接觸也多起來，在“左聯”會議上、在魯迅先生家中、在內山書店，領受先生親炙。他利用各種條件創辦報紙、雜誌，以散文、小説的形式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號召人們起來抗爭，同時他又大量翻譯了外國文藝作品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那是國內理想主義革命者們無上嚮往的國度。他們懷着極大的熱情謳歌蘇維埃人民政權，介紹蘇俄的文學藝術。但當時國內俄語力量薄弱，魯迅提倡轉譯，即從日文、英文版本翻譯。適夷先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從日文翻譯的，如阿·托爾斯泰的《但頓之死》、《彼得大帝》，柯羅連科的《童年的伴侶》、《葉賽寧詩抄》，列夫·托爾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虜》、《惡魔的誘惑》，赫爾岑的《誰之罪》。他翻譯最多的是高爾基的作品，如《強果爾河畔》、《老闆》、《華蓮加·奧萊淑華》、《麪包房裏》以及《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高爾基文藝書簡》等。此外，他還翻譯了許多別的國家的作家作品，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黃金鄉的發現》、《瑪麗安白的悲歌》，英國作家維代爾女士的《窮兒苦狗記》，以及日本作家林房雄、志賀直哉、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一次，和我聊天，他説解放前，他光翻譯小説就出版過四十多本。魯迅先生讚賞適夷先生的翻譯文筆，説他的翻譯作品沒有翻譯腔。適夷先生曾説翻譯文學作品，最好要有寫小説的基礎，至少也要學習優秀作家的語言，像寫中國小説一樣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才能打動讀者。

獄中譯作，魯迅聯絡出版

其實，適夷先生的翻譯工作只是他利用零敲碎打的工夫完成的，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在革命事業上，因此，老早就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1933年秋，他在完成地下黨交給的任務，籌備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期間，因叛徒指認，遭到國民黨特務綁架，被捕後押解到南京監獄。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拒絕“自新”“自首”，被反動派視作冥頑不化，判了兩個無期徒刑。由於他是在內山書店附近被捕的，魯迅先生很快就得到消息，又經過內線得知沒有變節屈服的實情，便把消息傳給友人，信中一口一個“適兄”地稱他：“適兄忽患大病……”“適兄尚存……”“經過拷問，不屈，已判無期徒刑”，對適夷先生極為關切。同時還動員社會上的名士柳亞子、蔡元培和英國的馬萊爵士向國民黨政府抗議，施展營救。那時正有一位美國友人伊羅生，要編選當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説集《草鞋腳》，請魯迅推薦，提出一個作家只選一篇，而魯迅先生獨為適夷先生選了兩篇（《鹽場》和《死》），可見對他尤為關懷和愛護。

適夷先生為了利用獄中漫長的歲月，學習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通過堂弟同魯迅先生取得聯繫，列了一個很長的書單，向魯迅先生索要，有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藝術與社會生活》，梅林的《文學評論》，還有《蘇俄文藝政策》等中日譯本，很快就得到了滿足。他根本沒有去想魯迅先生那麼忙，為他找書要花費多大精力，甚至還需向國外訂購。適夷先生當時是二十八九歲的青年，而魯迅先生已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後來，他每當想到這一點，心中便充滿感激，又為自己的冒失感到內疚。

有了魯迅先生的關懷，先生在獄中可説是因禍得福了，以前從事隱蔽的地下工作，時刻警惕特務追蹤、抓捕，四處躲藏，居無定所，很難安心學習、寫作，如今有了時間，又有魯迅先生送來的這麼多書，竟有了“富翁”的感覺。魯迅先生説，寫不出，就翻譯。身陷囹圄，自然沒法寫作，他就此踏實下來翻譯了好幾本書，高爾基的《在人間》《文學的修養》，法國斐烈普的中篇小説《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賀直哉的短篇小説集《篝火》等，都是在獄中翻譯，後又通過秘密渠道將譯稿送到上海，交給魯迅和友人聯絡出版的。

那時，適夷先生心中還有着一團憂慮。本來他年邁的母親和一家人是靠他養活的，入獄後斷了收入，家中原本就不穩定的生活，會更加艱難，雖有親戚友人接濟，但養家之事他責無旁貸。能有出版收入，可使家人餬口，也盡人子之責。當時翻譯家黃源正在翻譯高爾基的《在人間》，可當他在魯迅的案頭上看見適夷先生的《在人間》譯稿時，便毅然撤下自己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了一半的稿件，換上了適夷先生的譯稿。那時《譯文》雜誌被查封，魯迅先生正為出版為難。而在此之前，黃源與適夷先生並無深交。後來適夷先生一直念念不忘，談到獄中的日子，總是感慨地説：魯迅先生待我恩重如山，黃源活我全家！

以魯迅精神關懷愛護作者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培養了大批外語人才，已無須轉譯，適夷先生便專注翻譯日本文學作品，他翻譯了日本著名作家志賀直哉、井上靖的作品，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同時他擔任過幾家文學類出版社的負責人，也以魯迅精神關懷愛護作者。當年羸弱書生朱生豪，在抗戰時期不願為敵偽政權服務，回到浙江老家，貧病交加中發奮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嘔心瀝血，卻在即將全部完成時，困頓病歿。適夷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出版了他的（當時也是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當一筆厚重的稿酬交到朱生豪妻子手中時，她竟感動得號啕大哭。

五十年代，適夷先生邀請當時身在邊陲雲南的阿拉伯語翻譯家納訓來北京，翻譯了《一千零一夜》，這部為國內讀者打開了阿拉伯世界的名著，至今仍為人們愛讀。

六十年代，他邀請上海的豐子愷翻譯了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小説《源氏物語》；發揮了舊文人周作人、錢稻孫的特長，翻譯了當時年輕翻譯家們無法承擔的日本古典傑作《浮世澡堂》和《近松門左衞門選集》等，豐富了我國的外國文學寶庫。

八十年代初，他年事已高，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仍然向讀者介紹好書。他得知“文革”中含冤棄世的好友傅雷留下大量與海外兒子的通信，便鼓勵傅聰、傅敏整理後，親自向出版社推薦，並寫下序言。這本帶着先生序言的《傅雷家書》一版再版，長年暢銷不衰，尤其在青年人中影響巨大。他説就是要讓人們“看看傅雷是怎麼教育孩子的！”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改革開放後，各種思潮湧現，八九十年代，社會上流行一股攻擊魯迅的風潮，我不免心懷杞人之憂，就跟適夷先生説了，他卻淡然地答道：“這不稀奇，很正常的。魯迅從發表文章那天起，就受人攻擊，一直到他死都罵聲不斷。這些，他根本不介意。魯迅的真正價值，時間越久會越加顯著。”

這真是一句名言，一下使我心頭豁然開朗了。

在適夷先生這套譯文集即將出版之際，再次感謝中國文史出版社付出的極大熱情和辛勤勞動。我們相信通過“樓適夷譯文集”的出版，讀者不但能感受到先賢譯者的精神境界，還能欣賞到風格與現今略有不同、藴藉深厚的語言魅力。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董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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