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説,第一部個人創作的長篇小説,第一部網絡結構小説,第一部由人物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的小説,第一部最有爭議的小説。因此,《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説:“《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説。”然而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其作者的真實身份竟成千古謎案。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幾乎在其出現的同時,即被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連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稱為“四大奇書”。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藝理論家張竹坡稱為“第一奇書”。其後的《紅樓夢》被認為“深得《金瓶》奧”(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評)。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更認為“同時説部,無以上之”。
《金瓶梅》的作者是“蘭陵笑笑生”。“蘭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但“笑笑生”只是筆名,究為何人呢?該本欣欣子序後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話説“《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則説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就是説,“笑笑生”是明嘉靖間“一鉅公”、“大名士”。“一鉅公”也好,“大名士”也罷,仍無真實姓名。這就為後人留下研討《金瓶梅》作者的充分餘地。《金瓶梅》的作者成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廣有影響者為:
王世貞説
明屠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曆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説》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此説20世紀30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年朱星重倡此説,並列舉出十條理由:(一)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二)他能寫小説,另有小説傳世;(三)他有能力個人完成宏篇鉅製;(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夠時間;(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官場大場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揚的;(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九)他祖籍山東,又做官山東,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條件;(十)他知識面廣,能寫出《金瓶梅》這樣的百科全書。黃霖、徐朔方、趙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説重又混入諸説林立的迷茫之中。許建平《金學考論》、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再次舉起此説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許建平甚至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李開先説
此説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的一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一句刪除。據説這一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1982年6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説。徐朔方因為是“集體累積説”的創始人,所以他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徐朔方的根據是:(一)李開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條件,如為山東人,歷任京官,創作有戲曲多種,其《詞謔》、《詩禪》表明他對市井文學的愛好和修養,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實的“嘉靖間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證明了其與李開先關係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開先《寶劍記》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與《寶劍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處。
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證》支持此説,並提出四點新見:(一)李開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詞意與感覺均與“笑笑生”相似;(二)李開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門慶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寶劍記》使替身(侍女錦兒)死去,而主要人物(林沖之妻)繼續發展故事,這種手法與《金瓶梅》同出一轍;(四)西門慶形象不統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
後來卜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內證,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羣等一些資質,集此説為大成。
徐渭説
最早透露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遊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一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六十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完成了此説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説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説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應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閲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衞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通過《〈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説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一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條件”。
潘承玉還把小説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説”。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
王稚登説
此説由魯歌、馬徵提議。他們提出十三條根據:(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三)他對屠隆不滿,因選其《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入小説,以示譏刺;(四)小説中的詩歌曲與王稚登所輯《吳騷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記》中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詩文與小説詩文一脈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説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與小説均有中原正統觀;(九)他符合“嘉靖間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貞的門客,故以小説為王世貞之父報仇;(十一)小説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醜類之再現;(十二)小説三次引用他感觸深刻的詩句“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十三)小説反映的作者模樣正與他的情況若合符節。
此外還有湯顯祖説、馮夢龍説、李先芳説、沈德符説、李漁説、趙南星説、盧楠説、李贄説、馮維敏説、謝榛説、賈夢龍説、薛應旗説、臧晉叔説、金聖嘆説、田藝蘅説、王採説、唐寅説、李攀龍説、蕭鳴鳳説、胡忠説、丁惟寧説等,不一而足。
儘管《金瓶梅》作者候選人名單越來越長,但平心而論,尚沒有一説為學術界所普遍認同。
問題在於,所有各説皆無直接證據,都是間接推論。譬如,不少人順着從“蘭陵人”中探查“嘉靖間大名士”的路子去尋繹等等。難免新説層出不窮,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為什麼不能另立他説呢?不可避免,新説中間標新立異、弄虛作假、東搭西湊、譁眾取寵者,時見其例。因此,吳小如《我對〈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幾點看法》呼籲:“在一部作品的作者問題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把氣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時無法得出結論的牛角尖裏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