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霧重重的敦煌藏經洞，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秘密？｜未解之謎

本文作者拓曉堂，原供職於國家圖書館，1994年加入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責任公司，任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是中國古籍拍賣領軍人物，主持古籍拍賣20多年，開創了中國古籍進入拍賣市場的先河，確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慣例。

敦煌藏經洞（敦煌第17號洞）是1900年5月發現的，僅僅是關於發現經過的傳説就有好幾個版本。一種説法是道士王圓籙喜歡抽煙，抽完煙之後在牆上磕了幾下煙鍋，結果就磕出了藏經洞。還有一種説法是在清理流沙時發現了藏經洞。總之版本不一，至今仍是一個説不清的故事。

藏經洞發現之後，並未引起世人重視。直到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來到敦煌，從王圓籙手中用低價買到敦煌大批經卷，敦煌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從此被斯坦因介紹到海外，並對敦煌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此，才真正標誌着敦煌藏經為世人認知。

當時，王道士僅僅知道敦煌的經卷價值連城，但他對其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卻沒有任何概念。而對於斯坦因而言，雖然對中亞文字有所研究，卻完全不懂中國文字，所以他也僅僅因為敦煌經卷是一批古物而視如珍寶，並不完全瞭解敦煌經卷所具有的價值。

敦煌經卷被發現的20年之後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現今的敦煌學已經成了國際上熱門的研究內容，至今長盛不衰。

敦煌學現存的基本問題，如同它的發現一樣，是撲朔迷離的事情。由於它的發現並沒有像考古那樣有完善的科學步驟和詳細記錄，所以敦煌經卷的發現給後世留下了許多疑團。

首先，敦煌為什麼有藏經洞？為什麼藏這批經書？按照以往學術界觀點，大致有如下説法。

伯希和寶藏説。與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漢學家，並親自在藏經洞內部鑽研了3個星期，他根據研究藏經洞內的最晚經卷的時間，確定藏經時間為11世紀上半期，也就是1036年。其次，伯希和所看到的藏經洞，一片雜亂無章，證明了當時的情形萬分緊急。這與當時西夏人入侵敦煌的歷史不謀而合，所以藏經洞是珍貴經卷的避難之所。

在王道士的盜竊和斯坦因的洗劫之後，藏經洞仍留下經卷文物近2萬件，數量極其可觀。所以，從封洞時間、封洞原因到洞中經卷數量，伯希和都做了詳盡的描述，他的觀點也被編撰成書出版，影響深遠。他分析藏經洞應該封閉於1050年之後，晚於1036年西夏人入侵敦煌的時間。但他卻沒有説明修建藏經洞的原因。所以，並不是主流觀點。

方廣的廢棄説。何為廢棄物，就是沒有用的垃圾。理由是藏經洞經卷非常零碎，不成體系，但是中國有一個傳統，敬惜字紙，只要寫過字的經卷便要尊重，所以，從這個角度把它留了下來。時間跟伯希和的説法一致，在1036年西夏人侵略敦煌之前，寺廟進行了一次文獻清理，並封存於現今的“藏經洞”中。

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新觀點。北京大學榮新江認為經卷僅僅是敦煌寺廟裏的圖書被封存於洞中。它既不是寶物，也非垃圾，而是寺廟中的供養物。至於封洞時間和原因，他認為是公元1000年前後，主要原因是敦煌寺廟怕受到劫掠，所以急忙做了封存。

其中，榮新江認為經卷是一捆一捆地放置於藏經洞中的，這説明經卷經過整理，而非伯希和所言沒有程序、沒有章法的隨意堆放。這與伯希和的説法也有着明顯的衝突。蘇州戒幢佛學研究所文正義認為藏經洞經卷可以類比於佛塔的裝藏，藏入佛經作為鎮塔之物，經卷相當於一種供養物，也可看作舍利之用。

實際上，我認為後兩種説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問題。因為敦煌藏經洞中所藏並不完全是佛經，至少有5%~10%是俗家的內容，比如儒家經典，還有小説、駢文等不一而足。俗家的東西佔到如此分量，舍利子之説更是無從談起了。

我去過敦煌的17號洞，也有自己的觀點。我發現敦煌17號洞的洞口是一幅西夏風格壁畫，而根據研究，這幅壁畫有兩層，上面一層為西夏繪製，下面還有一幅唐代壁畫。如果藏經洞是唐代開鑿，按照前面所説西夏人入侵之前封洞之説，那麼現在這幅藏經洞口壁畫應該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説在這幅唐代壁畫上明顯有一個洞口，西夏人不會看不到。

並且，西夏人要在唐壁畫上畫自己的壁畫，由於牆面光滑，泥是不能直接抹上去的，西夏人便在唐人壁畫上敲出無數的洞，才能抹上一層泥，這都是被證實過的。所以，西夏人一定知道這裏有一個洞，藏經洞一定為西夏人所封閉，年代應該在公元1080年西夏人入侵之後。

如此説來，藏經的具體原因，既非藏寶説，也非垃圾説，應該是由於西夏文字產生，西夏人推行西夏文化，建立西夏大藏經之後，當時的一切非西夏文化都被列為違禁品被封存於洞內，是文化排異的結果。更有意思的是藏經洞內鋪砌的磚和洞外相同，據介紹説皆為西夏的花磚。所以説，藏經洞必與西夏人有關。

＾再者，藏經洞經卷的數量，我有一個大體的估算，應該不會偏差很大。根據當時斯坦因的描述，經卷堆放10英尺左右，那麼根據藏經洞的長寬高度的測算，每一個經卷的高度和直徑計算出來的體積，大約只能放下45000件經卷，再多則無法容納，這個數字與方廣的説法最為接近。然而，到目前為止，關於敦煌藏經洞的建造時間、建造原因和藏經數量仍舊是眾説紛紜，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學術結論。

現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社會流傳敦煌經卷的鑑定問題。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敦煌文物造假便從未間斷過。但是，我個人認為，敦煌文物完全可以通過目鑑來進行定案。其中，通過紙、字、藏印等鑑定藏書的基本方法都可以進行鑑定，只要接觸過足夠多的敦煌經卷，完全可以做到真偽的區分。當然，在目鑑之外還有科學鑑定方法，但是有個時間節點，即在11世紀末期之前，這樣通過C14測定的方法完全可行。敦煌經卷的時間節點都在11世紀之前，所以，基本用C14測定應該很準確。

中國嘉德自2000年之後，實際上已經多次就宋版書做過此類實驗，並證明專家的目測能力和科學鑑定已經相當接近。

中國學術界對於唐人寫經的探索不止開始於1908年。我舉一個例子，在清末，中國學者就開始探索什麼是唐人寫經。2003年，中國嘉德一件拍品名為《唐賢寫經遺墨》，當時鑑定人是當年著名書法家趙之謙、魏稼孫，他們也都將其當作了唐代寫經。而實際上，1900年以前敦煌洞沒有被發現，所以唐人寫經非常罕見，因此他們誤把宋人寫經當作唐人寫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説明中國學者一直在探索唐人寫經。

19世紀末，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傳統文化遭到否定，造成有部分日本寫經傳到中國。這些日本寫經從年代來講相當於中國唐代，其中最有名是公元740年，日本光明皇后的寫經，學術界稱這類經為“五一皇后寫經”。不像中國敦煌卷子那樣年代沒有重複，日本這批東西都是落一個款子：皇后寫經。當時是日本寫的，但它的字體和風格由於受唐朝的影響，所以寫經字體和格式非常接近唐人寫經。傳到中國以後，當時中國學術界就把它當作唐人寫經。比如説，翁同龢日記裏所説的唐人寫經，後來我們都看到了，那都是日本寫經。可以説，時代對了，但地方搞錯了。

中國學者還犯過一個錯誤，仍舊出現在清代探索唐人寫經的問題上。1997年中國嘉德古籍拍賣，有一件拍品《唐人寫妙法蓮華經殘本》，吳榮光收藏。眾所周知，吳榮光是清朝嘉道時期著名的大收藏家，他當時在經上作一個長跋，卻把真正的唐人寫經誤作為元人寫經，整整晚了四個世紀。從現在看來，這件寫經殘本無論字體還是紙張，都可確定為唐代。

2009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結識了一位女士，已經90多歲了。她的丈夫是敦煌壁畫的攝影師，當年與張大千幾乎同時到敦煌，當時她就陪在丈夫的身邊。她家的牆壁上掛滿了敦煌殘片。她告訴我，當時敦煌沙土裏散落着不少經卷的殘片。以此，我們能夠推斷在一千多年以前，在其他洞裏或者殘破寺廟中，肯定也有唐人寫經卷的存在，並且無人管理。而且，在1948年，敦煌周圍的小土地廟中也發現過敦煌藏經，雖然數量不多，但非常説明問題，藏經洞之外仍有敦煌寫經。

我曾在蘇州看到了一卷唐人寫經，內有清初笪重光、姜二酉收藏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間王文治等人（何紹基、王懿榮、張之洞等）題跋。王文治題跋收入《王氏快雨樓題跋》卷三。此經卷經史樹青發表文章介紹於《收藏》1997年第23期，定為唐人寫經。可見，在乾隆時期，對於唐人寫經的鑑定是對的。實際上在1900年王圓籙發現敦煌藏經洞之後，就拿出了幾件，送給當時的敦煌知縣，其中幾件又轉到了當時甘肅學台葉昌熾手裏，葉昌熾判定為唐代之物，建議收歸省城。但由於藩台心痛五六千兩銀子，就沒有落實，放任王圓籙盜取經卷。葉昌熾對這些經卷早已有了正確的年代判斷，而且在盡力保護。

所以説，對於敦煌和敦煌寫經的重視與研究，中國學者一直在努力，儘管犯了諸多錯誤，但這一段功績不應有失偏頗。可以説，中國學術界對於敦煌和唐人寫經隨着歷史變遷實際上有過錯誤或正確的認知，中國學者對其判斷和探索仍在不間斷地進行。

敦煌藏經洞留給我們的疑團遠不止這些。因為除去博物館之外，仍舊有大量的敦煌文物在市場中私下流通，只有在公開拍賣之時才會給敦煌基本問題提供新的研究資料，不斷地解開謎團。例如，2010年嘉德春拍的《梵天所問經》，由當年長安高僧唐玄奘的師傅玄會供養，是非常重要的敦煌藏經，而且品相齊全，非常難得。而《金光明最勝王經》，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年代與當時翻譯的時間非常接近，極近原稿，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四十二章經疏鈔》和《佛説佛名經》只有巴掌大小，卻具有非凡的意義。

陳寅恪編《敦煌劫餘錄》，其中記載着殘卷前四個字是什麼，最尾四個字是什麼。原因是儘管佛經斷了，然而通過這四個字就可以知道前面應該接在哪裏，接哪個經哪一段，後邊斷在哪裏。所以敦煌學存在着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綴經，把以前散落的經重新拼接起來。這就是探索的意義，也是敦煌學研究的意義。所以説殘經不可棄，殘經依然有它的價值。

因此，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開始，市場上遺存的殘經，都是不為人所知的新鮮的財富，我們將用它解決敦煌所存在的問題和謎團。正因如此，敦煌藏經的每一次出現都會引起敦煌學界乃至社會人士的極大興奮。敦煌一直被市場和學術界所關注，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這也是敦煌研究的恆久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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