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怎麼把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表達給他們，讓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歡？我們必須先引發他們的興趣，然後再一步步引導他們去深入瞭解、去研究。
這些年，故宮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嘗試。所有這些辛苦、冒的風險，我覺得都值得。”
週末到了，為你推薦一條視頻。
在這條長約78分鐘的視頻中，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作家、《故宮六百年》等故宮系列圖書作者祝勇以一貫獨特的視角，和我們聊了聊他眼中的紫禁城。
同時，作為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他也表達了對於“故宮熱”的看法：當越來越多年輕人來到故宮“打卡”，故宮需要如何與他們“對話”？
這是2020騰雲·文化周“故宮六百年”直播對話的完整回顧。以下為文字精選版。
嘉賓
祝勇：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作家
主持人
張英：騰訊社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在故宮做研究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張英：曾有一段短暫時間，你在北京作協當專業作家，是什麼契機讓你選擇了故宮？
祝勇：當專業作家是我長久的渴望。此前，我陸陸續續寫過一些關於故宮的文章，與故宮博物院有比較密切的聯繫。201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了故宮學研究所。我赴美歸來後，有幸讀了劉夢溪先生的博士，最終得益於鄭欣淼老院長和李文儒副院長，我在讀完博士後就進了故宮博物院。
此前，我無數次去過故宮，作為合作者和作者，在故宮出版社出過書。但以工作人員的身份進入故宮博物院，對我來説，是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我的師母、劉夢溪先生的夫人陳祖芬老師説，你去了一個最適合你的地方。
張英：作為研究員，在故宮中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
祝勇：其實很平靜，或者説平淡。曾經有電視台想拍我在故宮裏的工作狀態，我説其實沒什麼可拍的，並不像《我在故宮修文物》那樣“炫”，能看到很多技術。我們就是對着電腦尋找一些史料，或者提取一些文物的影像。
我在圖書館待的時間比較多。故宮博物院內部有一個圖書館，在壽安宮，是一個兩進的四合小院裏，非常安靜。我可以看《四庫全書》，幾千卷佔滿了一間一間屋子的書，被壓縮成影印版。而這樣的資料，只是我們圖書館裏的滄海一粟。
我非常喜歡故宮的這種安靜。在這裏，永遠有你不知道的東西。
故宮裏各門類的專家都有，每個學者都有他的領域。“所見皆是師”，而且互相非常平等，不論老幼、不論地位高低，和諧友善。對我來説，這是特別好的滋養。我特別珍視故宮這個環境，覺得很温暖。
正常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不會火爆，但靜水流深，很安靜長遠。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狀態，我特別喜歡這個狀態。
張英：有點像傳統書院的日常生活，但如何將它與寫作相結合呢？
祝勇：寫作要向內去挖掘。離得近了，觀察、思考就會更近一些。
比如《故宮六百年》，我寫到慈禧。中國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最黑暗的深淵，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近距離觀察，就會有更多視角，會更加細緻。
很多人都關注慈禧吃什麼、穿什麼，覺得她喜歡奢華，比如正趕上“甲午戰爭”，她非要過六十大壽。而我可以有另一個視角——慈禧一進宮廷就開始宮鬥，她身不由己，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從個人生活看，她什麼都沒有，孤獨一人，一直到死。所以，她對物質生活近乎變態的需求，可以由此做這樣一個解讀：她一生削尖了腦袋去爭，結果是什麼？就是要通過奢華的生活來實現她權力的自我滿足。
從歷史的海平面上，我們看到的只是島嶼露出水面的部分，但你還要看看海平面之下的部分。在故宮裏，我可以慢慢沉下來，慢慢梳理，瞭解人的精神脈絡。我覺得這對我寫作特別重要。
站在現代人的角度“平視”故宮
張英：故宮已經有600年的歷史了，它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這意味着什麼？
祝勇：意味着時代的主語發生了變化。
朱棣1420年建紫禁城，到今天是600週年。這600週年裏，帝制佔了505年。這505年，是有皇帝的故宮，故宮的主語是皇帝，故宮的一切都為皇帝服務。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就是這麼一個同心圓結構，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中心。
1925年之後到今天，95年，成了沒有皇帝的故宮，有皇帝的宮殿變成過去式了。今天是故宮博物院，核心詞是博物院，故宮是個修飾詞，裏面的186萬件文物，屬於全體中國人，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故宮的建築之美、文物之美，承載的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結果。
張英：大家喜歡你寫的故宮，因為你是帶着今人的視角去看這些事物，採取了一種平視的態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跡和人生經驗在刻畫它，很有親切感。
祝勇：“平視”這個詞特別好。我寫過許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漢武帝、秦始皇，還有前不久寫蘇東坡。
我也曾經躊躇，因為蘇東坡的知識結構特別龐大，對於他的知識結構，我高山仰止；對於他的文化貢獻，我是望塵莫及。
我有什麼本錢去寫蘇東坡呢？之所以動筆，是因為我覺得，蘇東坡也是一個人。
蘇東坡也沒把自己當成一個大師，拿着大師範兒，高高在上。他在黃州時，和賣酒的、賣肉的、種田的都是好朋友，他是姿態很低、很親切的一個人。如果我們能見面，我覺得他就是我們的一個鄰居、一個大哥、一個朋友，一個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人。我可以寫他的喜怒哀樂。
所以，在我的書裏，蘇東坡把姿態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態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寫作時就會更自由，更設身處地。在寫作中，這種感覺還是挺美妙的。
張英：在你的故宮寫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體、互文式的寫作，涉及不同領域，是不同學科的融合，我稱之為“有框架的集成式寫作”。
祝勇：這與視野和知識結構不斷擴大有很大關係。“新散文”是一個開放性的文體，優勢在於能接納不同文體。我今天的寫作與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區別，就在於綜合性增加了，呈現出跨文體寫作的特點。因為題材越來越宏大，單純的散文就有點放不進去了。
我在一些描述大歷史的題材中，很關注普通人，儘量去照顧他們。比如《最後的皇朝》，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後一年。帝王將相應該是主角，但我在這個作品裏，還寫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虛構的，是真實存在的。我找到他們的史料，看看他們的人生經歷，想在大的歷史轉變進程中，看普通人的命運是什麼，我覺得這更值得我們去關注。
包括我寫《故宮六百年》，一想到故宮600年，大家自然會想到明清兩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權力、后妃爭鬥上面。但是這600年不僅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還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宮女、太監。
過去一説太監，就想到魏忠賢、李蓮英，是特別負面的形象。其實太監也是集權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而故宮這麼大，沒有太監是不行的，因太監這個階層的存在，保證了600年紫禁城各種事情的運營。但他們平時又是不被看見的，但他們也在某方面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有的是從正面、有的是從負面。
太監離開宮廷後，他們沒有謀生技能，沒有地方要他們，然後他們也不知道往何處去。他們後來被集中收留在寺廟裏，哭聲連片。他們並不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清室優待名單中，是多餘的人，就是歷史不再需要他們了，就是被遺忘者。
我故宮寫作很重要的不同點和出發點，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較美的語言複述一遍，不是那樣。而是必須用一個現代人的立場，和一個新的視角去看這段歷史。
“你永遠不知道宮門背後藏着什麼”
張英：讀者會很感興趣，在故宮工作有多少機會去庫房看平時很少展出的器物？
祝勇：我去庫房的機會不多，因為有嚴格的制度，能用圖片解決的，儘可能看電子版。實在是工作有需要，經過審批手續，也可以去看原件
張英：你在採訪中説，故宮像藏地那麼悠遠和神秘。故宮神秘在哪裏？你喜歡它的哪些部分？
祝勇：故宮有這麼多宮殿，有那麼多文物，有那麼多門。各種大門小門，不斷在打開，你都不知道門後藏着什麼。永遠有新奇的東西在吸引你，知道得越多，就越發現你知道的還很少。
比如我講到一幅畫《重屏會棋圖》，五代的作品。畫面詭異：幾個人物在下棋，背後放了一個屏風，屏風裏又畫了幾個人，那幾個人後又畫了一個屏風……這種畫中畫的形式，無窮無盡，就像鏡子反射。它可以無窮無盡這麼畫下去，讓你猜它是屏風還是真實的空間，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2015年，故宮展出了這幅《重屏會棋圖》，原作上那個棋盤和棋子更小。但是通過電子版你可以放大看得很清楚，棋盤上其實只有黑子，沒有白子。這是在幹什麼？我們就要去破解背後的秘密。
我的導師劉夢溪先生給我一句話，我至今受用，是我寫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不説別人説過的話”。你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認識、獨特的發現。
張英：《故宮六百年》是你寫故宮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你是怎麼來找到這樣一個座標的，就是一個是時間，一個是空間，同時又是一種打破了以前以地方象限為主體的敍事視角的？
祝勇：説複雜也複雜，説簡單也簡單。《故宮六百年》歷史龐雜，建築空間也龐雜，怎麼開始，這個很難。但我非常明確的就是，不想把它寫成一部政治史，也不想按24個皇帝的順序排下來，寫帝王歷史。那是“明清二十四帝”，不是《故宮六百年》。
想了很長時間，後來我還是採取了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遊客的視角展開敍述——從午門進，走中軸線，然後東西路走一走，最後從神武門出來。在走的過程當中，看到的不只是空間，這個大殿那個大殿，而是像過電影一樣，用走的方式來看故宮600年。在每一章，都附有一張地圖。簡單地説，就是一個“空間帶時間”的方式去寫。
張英：這幾年故宮藉助大眾媒體做了非常多的年輕化嘗試，包括故宮也和騰訊合作推出了“數字故宮”小程序。作為戰略合作伙伴，騰訊的科技優勢還將助力故宮完成更多的數字化探索。你如何看待這些嘗試？
祝勇：年輕化當然是好現象。實際上，故宮的遊客本身也確實在年輕化——原來的故宮是以中老年人為主，但近年來，年輕人所佔的比例大增，甚至有佔據主體的趨勢。
這説明我們年輕人不是不喜歡傳統文化，是喜歡的，但怎麼把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表達給他們，讓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歡？我們必須引發他們的興趣，然後再一步步引導她們去深入瞭解、去研究。
這些年，故宮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嘗試。所有這些辛苦、冒的風險，我覺得都值得。從結果來看，這的確引起了年輕朋友們對故宮的喜愛。
我覺得下一步，是需要讓更多年輕朋友深入去了解中華文化，瞭解故宮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不僅僅限於網紅打卡地。
騰訊和故宮的合作，是很好的嘗試。騰訊作為高科技企業，它有自身的技術優勢和文化優勢——我覺得科技的背後也是文化。這些年騰訊跟故宮博物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是戰略合作伙伴。騰訊的科技優勢和故宮的文化資源相結合，我覺得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出來，這個前景也是非常廣闊的。
我非常希望故宮的遊客，尤其是年輕的朋友能夠通過故宮的“熱”，看到故宮的文化脈絡、民族的文化脈絡，瞭解我們民族文化價值在什麼地方，從而找到我們的文化自信。
這個自信是我們文化自身的價值帶來的，是油然而生的自信，不是強制性的一種灌輸。因為當你瞭解我們文化價值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具體在什麼地方，自然就會有這種自信。這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僅就傳播這方面，我想故宮還是要與時俱進，要嘗試探索新的表達方式。在我看來，其實傳播的廣度和研究的深度，這兩個方面不是背離的關係。挖掘得越深，傳播得才能更加深入深刻，才更加有廣度。
我覺得這兩方面是能夠並舉的，這是挑戰，但也是很大的機會。我們覺得工作有壓力，也很有動力，因為有創造性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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