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政治文化視角，觀察國家治理效果，《史記》保留了許多行政史的記錄。《史記》所考察和記述的內容，包括“興師”“討伐”“強乘弱”“威而服”的戰爭場景，也包括“會盟”等外交形式。
《史記》又有《六國年表》，同樣載錄戰國時期七雄兼併，“征伐會盟”，即戰爭史和外交史兩方面的內容。在“海內爭於戰攻”之戰場角逐的另一面，更有國際外交方面的智慧展示。
《史記》中“會”的史蹟
我們看到，在“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五霸更盛衰”（《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東周前期，已經多有“會”“盟”“會盟”的史事記錄。如《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桓公）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隨即有“會盟”行為，“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會盟”，經常是成就霸業的標誌。
隨後，秦桓公二十四年（前580），“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秦桓公與晉人“夾河而盟”之後，隨即撕毀盟約，“倍盟”，即背棄外交約定，會同“翟”人合力“擊晉”，致使晉軍反擊。“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所謂“晉率諸侯伐秦”，也應當是經過了“盟”的程序。
在戰爭激烈的年代，“會盟”的記錄也最為頻繁。春秋時期，據説“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而到了戰國時期，卻成為中原會盟的積極參與者。《史記·秦本紀》記載，公元前308年，秦武王表示了“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的願望。事又見《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及《戰國策·秦策二》。秦武王於是與甘茂有息壤之盟，促成甘茂艱苦攻伐，佔領宜陽。這是秦史中僅見的君臣之盟的史例。
自秦武王時代至戰國時期結束，“以至於秦，卒並諸夏”（《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記載各國間以“會”為基本形式的外交活動多達19次。這是“會盟”活動最密集的歷史時期。19例中，有18例都是秦與其他國家“會盟”。秦國在外交行動中的活躍，體現出與征戰同樣的積極性。
《史記》中記述的“好會”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戰國時期的“會”中，有特別稱為“好會”者。這應當是體現雙方友好，會見主題、會談環境、會話言辭都比較親切和緩的“會”。
《史記》中幾次説到“好會”。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齊景公）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關於這次“好會”，由於與孔子事蹟直接相關，《史記·孔子世家》也有記錄。太史公寫道：“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
這是一次著名的外交會見。由於孔子有突出的表現，被看作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外交之“會”。“會”的正式進程中，出現了爭執。孔子以看來頗為偏執矯情的言辭宣傳“君子之道”，強調這一原則在禮儀形式方面的約束作用。他在“會遇之禮”“獻酬之禮”之外，就“樂”“戲”表演的風格和形式提出了強烈的抵制意見，改變了“會”的氣氛環境，致使齊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齊景公自以為“有過”，甚至退還了侵佔魯國的領土以“謝過”。
從“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謝酬之禮”等儀程，以及“奏四方之樂”“奏宮中之樂”等安排看，“好會”通常應當營造親和的氣氛。“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大約在孔子建議“請具左右司馬”之前，準備以更隨意的方式赴會。由於孔子對“君子之道”的堅持，竟然令“好會”的發起者齊景公“懼”“恐”不安。“好會”的效應看來並沒有實現。史家記述此事，肯定了孔子堅守自己的文化原則。但是我們對於“好會”本來的情境，只能通過片斷的記錄進行推想。
澠池“好會”：一件外交史標本
《史記》中記錄的另一次著名的“好會”，是秦王與趙王間的澠池之會。以此為背景，發生了藺相如維護國家聲譽的故事。
在藺相如“完璧歸趙”的故事發生之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隨後，秦王主動提出與趙王“好會”。《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心懷畏懼，不願赴會。而朝中文武重臣廉頗、藺相如商議道：“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於是啓程，藺相如隨行。廉頗送至邊境，與趙王訣別。廉頗説：“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商定接應回程的時間，並提出萬一“不還”則立太子為王的預案，得到趙王的贊同。
“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藺相如隨即要求趙國御史將其作為史實予以記錄：“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藺相如的機智和強硬，還表現在後來的辯爭中。“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一直到會面結束，“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同時，廉頗的高戒備防衞，也起到保障君臣和國家安全的作用。“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會見的約定，“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而澠池之會的細節告訴我們，“好會”的通常程式有“會飲”“飲酒酣”等情節。而“鼓瑟”“擊缻”的音樂演奏，可能也是慣常節目。澠池“好會”或許可以看作一件外交史的標本。大概所謂“怒”，所謂“欲刃”，所謂“張目叱之”等情感動作表現，只是“好會”進行的異常情態。所有的外交之“會”，可能雙方都一心追求“加勝於”對方。面對秦國的軍事強勢，藺相如智勇兼備，捍衞了國家尊嚴，也維護了國家利益。
大致可以説，“好會”語詞很可能是《史記》的創制，也為太史公習用。所謂“好會”，透露出太史公的和平意識。作為對戰國時期複雜的軍事外交形勢非常熟悉的史學家，“好會”一語的使用，也體現出他對成熟的外交理念、深度的外交智慧和靈活的外交技巧的肯定。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