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日前發佈了一份名為《2040年全球趨勢》的預測報告，提出在人口、環境、經濟和技術這四種結構性力量的作用下，民眾沿着國家、文化或政治偏好的方向越來越分散，有着相似觀點的人聚集成為新的信息孤島，由此產生的多樣化身份效忠使國家充滿爭論併發生內部斷層，帶來了社會和政治越來越大的不穩定性，也使民主政治面臨危機。但該報告又樂觀地認為，世界處於美國及其盟友領導的開放性民主政體的復興之中，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將能夠應對全球挑戰，緩和社會分裂，並恢復公眾對民主機構的信任。
這種樂觀或許是虛幻的。去年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也成為了一種檢驗文明成色的試金石。在美國、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看到的，是無能的政客、麻木的民眾和遲緩的行動，人們對美歐國家的應對無力深感驚訝。時光往前推進一百年，美歐曾經展現出的，是比東方國家更為強大的組織能力或危機應變能力。這種能力為何今天隱而不彰了呢？需要從縱向的、歷史主義的角度，來對此做出理解。它可能是文明異化的結果，是典型的後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的病兆。在很大程度上，今天所看到的民主制度及對公民權利的廣泛保障，是以往在非常時刻公民參與國家重大進程的結果，當這種結果又以一定的制度形式確定下來時，在沒有出現非常狀態的情況下，制度的運行無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但是，這些結果和制度，從性質上來説是消耗性的而非生產性的，是讓國家成為滿足公民慾望的工具，其權利主張內在包含了對非常狀態的反對，這與在非常狀態下公民要為國家做出一定犧牲奉獻的精神旨趣是相沖突的。它會根本性顛覆非常狀態下國家與公民的契約和政治倫理，從而使國家難以再次應對非常時刻。
從歐洲和美國的歷史來看，對非常事態的應對，是公民權利拓展和民主化的關鍵推動力，這給權利和民主賦予了很強的工具性，以一定的合目的性為前提。然而到了今天，這個前提已經被遺忘，工具已轉變成目的本身，或者説，權利、民主作為工具性與目的性兼具的訴求，已被目的性對工具性的遮蔽所取代。美國學者查爾斯·蒂利的研究表明，20世紀上半葉以前民主化程度還不高的時代，國家在戰爭中對公民的權利承諾，對調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和形成共同意志有着重要幫助，那時民主主要是一種提供奉獻的動力和生產性激勵。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着民主的進一步普及和“民主化完成”，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民主日益轉變為一種對國家資源的分配機制，不再有生產激勵作用，也不再能夠刺激公民為國家做出犧牲。在“民主化”時期和“民主化完成”之後，民主觀念、民主機制對公民的激勵是不同的，約翰·肯尼迪顯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
20世紀晚期也是西方國家進入“去工業化”的時代，工業化時代的勤勞精神，在這個新的時代業已成為往事，一個不必依靠犧牲和奮鬥、無須“生於憂患”就能獲得美好生活的狀態，已被視為“正常”，它所生成的乃是一種“後現代”幻覺，在對危機已經喪失感知和應對能力的狀況時，仍對自身的“生活方式”充滿了自以為是。它鮮明體現在2020年年初對中國抗疫的態度上：當武漢發現確診病例時，來自歐美國家的指責，是“中國政府不作為”；但當中國宣佈“封城”時，又指責此舉是對人權的“鎮壓”。這種自相矛盾也完整表現在歐美國家自身的抗疫行動上。
以1945年為分界線，在此前和之後的“西方文明”，應該看作是兩種文明。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有其欠缺，但還並沒有忘記非常狀態的可能性，1945年之後西方文明是從之前演化而來，它在當前所表現的病象，也早已藴藏於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體內，但兩者的差別仍然是明顯的：1945年之前的西方文明只是“病毒攜帶者”，仍具備一定的免疫力在抑制着病毒的發作；1945年之後的西方文明，已逐漸喪失對危機和非常時刻的免疫力，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已鮮明表現為發病者。二戰以來的總體和平與西方的優勢地位，對政治的腐蝕也顯而易見，使相當多生活在良好福利制度保障下、權利供給充足的人羣產生了強烈的錯覺，認為當前的一切都理所當然，是不可倒退的，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向政治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們應該很少想過，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普魯士人還曾經因為物質匱乏及對現實生活的失望，而往世界各處移民，恰如電影《另一個故鄉》所展現的那樣。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歐洲曾經面臨資本的無序擴張與公民權利的保護不足，這在20世紀下半葉得到大幅改進，一度實現了對資本的規制及對公民權利前所未有的建構。然而，進入20世紀晚期以後，它的最新曲調，卻又演變為政治過度與政治不足現象的同時出現以及兩者政治效率的合力瓦解。資本對減少政府幹預的需求，與公民福利要以強大的政府能力為前提之間是衝突的；公民對個人自由的過度強調，也在折損政治行動能力。“權利至上”和“民主合法性”並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政治敍事，這些在危機中獲得重啓機會的制度，當其發展演變到一定階段後，卻已不再能夠回應其重啓時刻的政治問題，這也在改變政治的屬性。
《2040年全球趨勢》還提出，經濟增長和技術成就的上升趨勢能夠應對全球挑戰，緩解社會分裂，並恢復公眾對民主機構的信任，然而，問題恰恰在於，當代美國的民主衰敗，恰恰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更快發展以及利用中發生的，把民主復興的希望寄託於經濟增長和技術發展，顯然是抓錯了藥方，真正需要反思的問題是，最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技術“進步”，到底如何改變了資本與政治的關係，又對現實世界的秩序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不正視這個問題，任何對未來的設想都將止步於設想。（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