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徐學勤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暴力已然常態化。無論是知識精英、商業領袖、娛樂明星，還是某個不起眼的新聞當事人，都可能遭受到網絡暴力的圍攻。
人們曾對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寄予厚望，將它視作促進民眾參與和社會開放的有效工具，尤其它能讓社會邊緣羣體平等地進入公共生活空間，擁有發聲的機會。然而，許多研究者發現，技術和科學並不能自動形成自由理性的力量，網絡還有可能淪為藏污納垢的“公共廁所”。
更嚴重的是，網絡信息的碎片化和膚淺化可能會讓人的思考能力下降。正如美國哲學家邁克爾·林奇在《失控的真相》一書中的拷問：為什麼在互聯網時代，你知道的很多，智慧卻很少？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中也提出了類似擔憂：“數字信息的洪流不僅改變了我們的閲讀習慣，更會改變我們的心智極限，為了跟上時代，我們囫圇吞棗，卻失去了持續關注、深入反思、內在記憶的學習能力。”
我們所面臨的可能不只是一場技術或信息革命，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思維變革，在這場變革面前，我們的大腦對許多問題可能都會應對不足或進退失據。學者徐賁在近著《人文的互聯網》中，特別提出互聯網時代“上過學的愚昧”或“識字的文盲”現象。他指出，在互聯網時代，“讀寫”的反面不是“不識字的睜眼瞎”，而是“愚昧”；不是“沒文化的草包”，而是“不思考”和“無判斷”。
膚淺、破碎的“投餵式”網絡閲讀，讓人滿足於淺嘗輒止的狀態，變得思維懶惰、愚蠢低能。在這樣的情形下，理性、優雅、平等、文明的對話付之闕如，而網絡暴力、過激言論、惡意炒作、低俗之風變得不可避免。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民國報刊史、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左翼文化與20世紀中國革命以及回憶錄、口述史與20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等。主要著作有《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十字街頭的知識人》《與民國相遇》等。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唐小兵教授最新的書評集《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以《有抵抗感的閲讀才是嚴肅的閲讀》為題作序，談到當下嚴肅閲讀缺失的現狀，並將嚴肅閲讀與網絡閲讀進行對比。他認為，伴隨各種新媒體空間的崛起，我們的閲讀發生了巨大卻未必深刻的轉向。網絡閲讀指向對信息的追趕與抓取，它對嚴肅閲讀具有一種“天然的敵意”。
他還指出，“嚴肅閲讀絕不僅僅是私人的偏好，它其實也關涉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公共生活的構建、歷史記憶的形塑和心靈生活的滋養。而對嚴肅閲讀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導向一種温吞吞、懶洋洋的公共文化的形成，這種文化依賴於一個人的低幼化閲讀、短平快式的閲讀和不假思索的‘穩定’，後者所構建的往往是私人領域的消費主義與公共領域的犬儒主義。”
因而，他呼喚嚴肅閲讀的迴歸，並認為嚴肅閲讀和嚴肅書評是對一個作者最好的尊重，它標誌着心靈的碰撞和學術上的砥礪。在網絡暴力盛行的當下，重新呼喚回歸嚴肅閲讀、理性對話和人文精神，對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非常緊迫的現實意義。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網絡語言暴力與嚴肅閲讀的缺位
新京報：你在新著《書架上的近代中國》的序言中，對互聯網閲讀與傳統文本閲讀進行了對比，提出互聯網閲讀“往往對嚴肅閲讀具有一種天然的敵意”，並認為網絡閲讀對效率的追求，會壓制思想趣味與美感的形成，因而主張迴歸經典性和思想性的嚴肅閲讀。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 你是互聯網的奴隸還是主宰者》中，也提出過類似擔憂：“網絡似乎正在一點點腐蝕我們專注與沉思的能力。”不過，在質疑網絡閲讀碎片化、膚淺化等負面因素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網絡讓閲讀更民主化，讓從前沒有機會接觸閲讀的人更多地參與其中，閲讀從一項精英行為變得大眾化，我們該如何辯證地看待互聯網閲讀的功能與侷限？
唐小兵：互聯網閲讀毫無疑問擴展了閲讀受眾的範圍，也讓資訊與信息的流通變得更有跨越時空的可能，但這種閲讀同時又具有膚淺化、碎片化的特質。作為互聯網的讀者，大多數人很難潛心閲讀一篇嚴肅的文章，更別提學術著作。因此可以説，互聯網閲讀在某種意義上是反嚴肅閲讀的。不過，我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互聯網閲讀的品質並不是它自身所能決定的，取決於外部言論環境與資本運作，以及客户的自身文化素質。
當網絡上優質的文化產品越來越匱乏、而低質庸俗的內容越來越多、嚴肅的對話與討論空間越來越窄小的時候，當然很難期待從這種網絡文化能發展出一種開闊、深廣而嚴肅的閲讀文化。因此，我認為除了讀者自身需要有一種不斷擴展視野、自我反思的閲讀自覺之外，能否從根本上改善互聯網的空間結構與言説品質也是一種重要的因素。互聯網彷彿可以讓閲讀的世界成為平的，但這個“平”肯定不意味着它是低門檻甚至無門檻的，若是後者就成了垃圾信息的輿論場，只會毒化讀者的心靈。
説到“專注力”的問題，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的反思，他認為相對於普魯斯特、伍爾夫這一代人，他們這一代作家的自我專注力明顯在下滑跌落，導致他們沒有辦法很細微地描述時代與個體尤其是心靈生活的變化。紙質書
（尤其是品質較高的書）
的閲讀，無疑是可以逐漸培養出一種持久的“沉浸式閲讀”能力的，這種專注力才會讓讀者與作者有一種“靈魂的對視”，而非稍縱即逝的一瞥而已。
《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閲讀史》唐小兵著，東方出版社，2020年3月
新京報：學者徐賁在《人文的互聯網》中提出“互聯網時代的愚蠢”，他説這種愚蠢不是完全無知，而是把需要驗證、求實的知識信息不經思考就當成可靠而確定的知識，愚蠢的症狀包括輕信、狂熱、衝動、偏執、暴戾，等等。確實，網絡上的語言暴力和價值觀撕裂已然成為常態，這一切都與嚴肅閲讀的缺位有關嗎？我們為何需要嚴肅閲讀？
唐小兵：網絡暴力是這個時代的公共場域裏最明顯的特質之一，標籤化、污名化和妖魔化成為屢試不爽的抹黑別人的手段，這種符號暴力以及伴隨檢舉揭發而來的對嚴肅思考和表達者的傷害，正在構成對自由表達的侵蝕，最後的結果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都成了沉默的螺旋，理性、良性的溝通與對話變得不再可能，互聯網成為一個血雨腥風的戰場或者同流合污的垃圾場，有節操和思想的人都退避三舍，這自然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徐賁教授多年以前出版過一本書《明亮的對話：公共説理十八講》，我當時曾在書評中這樣寫道：“説理，是政治辯論、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見的一種現象。無論是尋求共識，還是增進彼此的瞭解，説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種語言交流，説理意味着一種表達和聆聽，預設着雙方彼此尊重對方的智商和人格，應該是抱着一種善意的目的去陳述自我，進行論證，理解對方，尋找共識。説理除了‘求同’，其實也應該‘存異’，甚至‘求異’，‘異’才豐富了説理者自身的知識和文化。即使雙方在立場上可以通過説理來求同，但如何通達這同樣的文化和政治立場，每個人尋求的思想資源和價值依託卻是可以更為多元的。因此，‘説理’不應該是在造就一個更加趨同和單一的世界，而是通過‘説理’，讓彼此相互照亮
（既包括理智的矇昧，也包括人心的黑暗）
，讓這個世界更加多元和豐富。但顯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蠻不講理’，或者‘無理取鬧’，對‘説理’文化缺乏基本的瞭解，甚至以踐踏話語倫理為常態，以‘話語暴力’為光榮，以‘胡攪蠻纏’為策略。在這樣的公共生活中，説理基本上不太可能順利進行，説理最後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異的共識，而是撕裂了這個社會共同的底線。”
多年過去了，如今的輿論生態惡化得更厲害，這種惡化當然有多重原因，但跟這個社會公共文化的衰敗、公共空間的萎縮，以及嚴肅閲讀的式微都有莫大的關係。嚴肅閲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跟我們的公共生活的品質、歷史記憶的形塑與心智生命的滋養都有關聯。説到底，嚴肅閲讀除了上述意義，還可以培養一種邏輯的能力和論證的習慣，這個對於培育講理的文化也是至關重要的。
《人文的互聯網:數碼時代的讀寫與知識》徐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互聯網的淺閲讀能否為嚴肅閲讀引路？
新京報：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過載，正在導致學問和思想的貶值，沒有學術含量的網上知識讓人變得思想淺薄。不過也有人質疑，即便沒有互聯網，他們也不會去讀托爾斯泰或伏爾泰，他們只怕是更少有機會閲讀。閲讀是一個由淺入深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從某種程度而言，互聯網的淺閲讀是否能為嚴肅閲讀引路呢？
唐小兵：這自然是一種理想境界，從淺閲讀逐漸過渡到嚴肅閲讀，也是我們作為知識生產者樂見其成的一種狀態，但事實往往是很多人就停留在了第一個層次，我們如果注意網絡輿論中涉及近代中國歷史的爭論，就會發現相當一部分網民的歷史知識，停留在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概念與認知層次。也就是説，在中學畢業後漫長的人生中，這些讀者的歷史知識從來沒有自我更新過。在這裏，我覺得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是要區分網絡閲讀與嚴肅閲讀究竟是程度之別，還是性質之別，如果是前者，那自然可以假設一個循序漸進由低到高的閲讀進化鏈條，如果這根本上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閲讀，那就很難做出這種相對樂觀的假設了，更何況互聯網閲讀還面臨着來自權力與資本的結構性限制。
我記得十七年前剛讀研究生的時候，世紀中國是一個大型的思想文化網站，那時候除了世紀中國，還有燕南社區、關天茶舍、先鋒網站、思想的境界等多種嚴肅思考和表達的網站，聚集着當代中國思想活躍、觀念多元的一羣知識人。我當時與兩個朋友兼任世紀中國的討論區世紀沙龍的“斑竹”，可以説親身見證了這一互聯網嚴肅閲讀、嚴肅思考和嚴肅表達的黃金時代。後來的豆瓣網、愛思想網等，都在發揮着這種雖然小眾但提升着中國社會觀念水位的作用。可惜後來進入劣勝優汰的叢林生態，沒有實質內容但聳人聽聞的信息到處流傳，網紅、流量、點擊率、粉絲等成為了這個互聯網時代的新寵。
唐小兵
新京報：你談到，即便是在網絡上讀到優質的深度文章，也難以在寫作時從大腦中被調取使用。你認為這僅僅是個人思維習慣的問題，還是可能具有某種普遍的生理性因素？從小讀屏長大的新生代網民，他們會有這種思維現象嗎？
唐小兵：著名哲學家陳嘉映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走出唯一的真理觀》中，談及微信以及讀圖時代對於文字時代的毀滅性打擊：“文字轉變為圖像，會在好多方面帶來巨大的改變，我們瞭解世界的方式，我們的思考方式，都會劇烈改變。同樣還有社會生活方面的改變，比如説吧，讀書人以往的優勢差不多沒有了。在文字時代盛期，大本大本的著作寫出來；寫出來，是因為有人讀。後來，文字越來越短，而且開始從紙面上轉到屏幕上，從博客變到微博。文字已是強弩之末。我一用上微信，就説這是對文字時代的最後一擊，短信都不用寫，直接説話，發照片，發表情包。文字的兩千多年就結束在微信手裏。”
這個判斷自然有點悲觀，但也未嘗不是大勢所趨。作為高校教師，我仍舊希望能夠通過自身的嚴肅閲讀與寫作，以及教學、讀書會等各種形式讓年輕一代感受到嚴肅閲讀所帶來的長久的心靈愉悦與智性成長。依賴於紙質文本的素材來進行閲讀和寫作，這個可能是我個人的閲讀與寫作習慣，是否具有普遍性還需要更多地與“00後”一代人去交流和溝通，我希望他們這一代即使是在網絡中讀到嚴肅的文獻，也能收放自如地在討論與寫作中調取和引用。
私人閲讀如何影響公共輿論空間？
新京報：你在書中説，“嚴肅閲讀絕對不僅僅是私人偏好，更關涉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公共生活的構建、歷史記憶的形塑和心靈生命的滋養。”在你看來，私人閲讀與公共空間的拓展、公共文化的形成有何關聯？如何才能形成更好的崇尚嚴肅閲讀的文化？
唐小兵：我承認有完全私人化的個體閲讀，也即是停留在私人空間的閲讀方式，但即使如此，我仍舊不希望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都如伯林所言退隱回內心的私人城堡，安置在一個卡夫卡的“私人洞穴”之中。因為正如哲人所言，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他能夠勇敢地從“黑暗的洞穴”出走，擺脱時代與結構所強加的限制與矇昧，面對自由而多元的世界，完成自我的啓蒙和價值承擔。在這個過程之中，嚴肅閲讀就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提供知識、視野與價值的滋養，更提供判斷力與道德勇氣。
漢娜·阿倫特曾經在《人的境況》中特別強調，共同世界對於每一個生命人生意義的自我確證的重要性：“共同世界是一個我們出生時進入、死亡時離開的地方，它超出我們的生命時間，同時向過去和未來開放，它是在我們來之前就在那兒，在我們短暫停留之後還繼續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們不僅與我們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擁有，而且也與我們的前人和後代共同擁有的東西。但是，這樣一個公共世界，只有在公開顯現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過客存在得更長久。正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能歷經幾百年的時間，把那些人們想從時間的自然侵蝕下挽救出來的東西，包容下來，並使其熠熠生輝。”
沒有嚴肅閲讀，以及基於此的寫作、討論和交流，很難形成一個批判性的公共領域來對資本力量形成制衡。因此，我希望中國社會仍舊能夠維繫和擴展尊重讀書人的風氣，作為個體能夠葆有探索時代與世界的好奇心，作為社會能夠容納獨立書店、嚴肅媒體、公共討論、閲讀社羣的多元化存在，作為大學能夠鼓勵養成批判性的思維和形成人文主義的心智生命，並且積極推動學術文化與嚴肅閲讀文化的對接，而不是畫地為牢、孤芳自賞，形成“封建主義”的小確幸部落。
《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唐小兵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7月
新京報：作為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者，你們在資料獲取、研究方法、寫作範式、學術交流等方面，與傳統史家有何不同？互聯網為歷史研究帶來了哪些變革？
唐小兵：其實，我在骨子裏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絕非技術至上主義者，我對於互聯網的依賴程度很低，雖然有很多同代的學界朋友，已經學會了嫺熟地運用數據庫等多種形式，來展開歷史研究，但我仍舊停留在閲讀紙質史料的階段。互聯網無疑為資料獲取提供了便利，讓研究方法的交流、寫作範式的更新更迅捷，比如，疫情時代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是藉助於騰訊會議、zoom等形式開展學術講座，超越了講座的特定時空的限制。
傳統史家強調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互聯網時代側重的是在無數的數據庫裏自由穿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方面走在時代前列“開風氣之先者”，有用數據庫研究思想史的金觀濤老師、劉青峯老師，以及提倡e考據並率先示範對曹雪芹和《紅樓夢》做了一些原創性研究的台灣黃一農院士。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萬事皆有因果得失。互聯網誠然帶來了蒐集、整理、比對史料和寫作論文的便利，可是它也帶來了明顯的問題。用關鍵詞搜索文獻、排列組合寫論文，學術生產力可以呈幾何指數提高。不過，由於這種研究與寫作是高度目標指向性的，往往缺乏對史料的沉潛和反覆玩味，缺乏對史料的前後左右的關照，更缺乏對史事和人物所處時代的複雜情境的整體把握，遑論對歷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探尋，所以最後形成的往往是“學術正確，洞見全無”的既規範又無趣的作品，難以形成研究者自身特殊的學術個性與寫作風格。
而且，這種過度依賴網絡產生的研究模式，極容易對所有具有內在異質性的史料和主題都進行模式化的操作，形成一種千人一面的寫作路徑依賴。這種寫作在文章和詞章方面更是缺乏考究與推敲，一些作品讀起來沒有絲毫美感與趣味。這方面我很敬佩像余英時先生、楊國強教授、趙園教授等前輩學者，他們沉潛到歷史文化與歷史人物的深處，形成了對於歷史前後左右貫通性的理解與詮釋。
學術書評要能對書“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新京報：如今，願意撰寫書評的專業學者似乎越來越少，成名學者有忙不完的課題，而青年學者需要為寫論文、評職稱而焦慮。寫書評不被計入學術成果，獲得的經濟回報也比較有限，卻又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你堅持撰寫書評多年，你覺得它對你的學術研究、知識拓展和寫作訓練有何裨益？支持你撰寫書評的動力是什麼？
唐小兵：到上海求學和任教十多年來，書評確實是我在專業研究之外寫得最多的一種文體。從早年給報紙寫的推介性書評，發展到後來的學術性書評，再到不為書評所侷限，而是以書為媒介打開一個歷史與文化的世界，這種文體對我來説瀰漫出一種強大的魅力。毫無疑問，書評有助於拓展學術視野，尤其是嚴肅的書評寫作，會逼迫着作者認真細緻地讀完一本書，圍繞這本書的內容、作者、學術脈絡和學術評價等展開，這樣就等於進入了一個有學術傳統的歷史譜系之中。
學術書評首先要求能夠入乎其內，也就是對於所評論的作品有一種深度理解的能力，包括其問題意識、研究視角、史料運用、邏輯論證和寫作架構等。中國古人説，“不動筆墨不讀書”，只有能夠自己講述並寫出來，才説明真正消化了一部作品。不然，泛泛讀過，只會“紙上得來終覺淺”。同時，好的學術書評也要能夠出乎其外，也即是説書評作者並非原作品的“復讀機”和“傳聲筒”，他應該在理解之後形成自己的分析和評判，這種“批評的態度”絕非為了顯示自我高明的“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種進入原作品內在脈絡的對話和商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書評寫作對於學術研究、知識拓展和寫作訓練都不無裨益。支持我寫書評最根本的精神動力，是進入一個有精神魅力的學術世界之後強烈的分享精神，也就是阿倫特所説的，“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是懂得在古往今來的人、事與思想之中尋找他的友伴的人。”我希望自己通過艱辛的閲讀與思考所凝聚的認知，可以在一個更為寬闊而縱深的文化世界與更多的“友伴”會合，形成價值世界的共鳴和心智生命的共振。
《與民國相遇》唐小兵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
新京報：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在《如何寫出一篇好書評》中提出，中西方學術期刊對待書評的態度截然不同，西方學術期刊很重視書評，一般要邀請權威學者來為重要著作撰寫評論；而中國的學術期刊一直沒有建立起良好的書評制度，重量級學者一般都不屑於寫書評，期刊上書評所佔篇幅極少。根據你在國內外的遊學觀察，為何會造成這種差異？書評在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中應該佔據何種地位？
唐小兵：學術書評在中國的學術評價系統裏，佔據的是一個極為卑微的位置，基本上不怎麼會當作是有意義的學術成果。自然，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也在於大陸並未形成一個健康和良性的學術批評氛圍，那些嚴肅而尖鋭的學術批評在中國缺乏生存的空間。反之，大部分所謂書評，只是一些吹捧式的逢場作戲的文章，或者就是極而言之地為了標新立異而刻意貶低所評之書的文章，簡而言之，要麼是捧殺，要麼是棒殺。
正如榮新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重量級的學者往往不屑於寫書評，覺得寫書評自掉身價；而年輕學者也不大情願寫書評，因為稍微跟前輩商榷一下，往往可能付出職業生涯上慘重的代價。中國的學術界也像一個學術江湖，注重的是面子、人情和等級，缺乏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求真精神。正因為此，這些年在《上海書評》《新京報書評週刊》等知名書評週刊能讀到的一些頗有分量的學術書評，作者大都署的是自我保護式的筆名。
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學術批評的潛規則》裏，對造成這種學術風氣的幾個因素：學術批評的圈子化、等級化、形式化和單向性都有過分析。而在西方學術世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是一種嚴肅而健康的學術書評制度，學術名家比如哈佛楊聯陞教授一生寫得最多的文體就是學術書評
（收錄在《漢學書簡》）
，一本書是否能在學術界立足，往往可以憑他一篇書評來鑑定。
而且，在西方的學術傳統裏，如果不是陰謀論或涉嫌人身攻擊，就作品本身展開的理性而坦率的學術評論，即使包含極為尖刻的批評，只要能言之成理，言之有據，往往並不會被認為是對作者的冒犯或挑釁，批評是更高層面的尊重和致敬，反而能贏得被批評者的敬意。比如，像知名的《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erly)
雜誌，每期都會發表諸多學術書評，對不同語種學術世界出版的涉及中國的作品，進行及時的分析和診斷。可以説，這樣的學術書評，是一本書通往真正的學術世界的“資格證書”。
《十字街頭的知識人》唐小兵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
新京報：寫書評與寫學術文章在方法論上有何不同？書評往往需要站在學術史高度對書進行評價，有時是否會比寫學術文章更難？書評作者要如何確保有高屋建瓴的批評能力？
唐小兵：書評與學術文章的寫作確實有相異之處，但也不乏共通之處。共通之處就在於都強調學術論證和邏輯推導的重要性，但學術文章一般而言是圍繞一個學術問題，通過蒐集、整理和解讀相關資料展開邏輯論證的過程。所謂學術論文，最核心的就是一個“論”字，要包括論據和論證，前者強調對相關資料的廣泛蒐集，後者側重的是有邏輯能力的論證和證明
（或證偽）
。在這個過程中，特別要重視與寫作之初預想不一樣的“反例”，也就是對跟你預想的認知框架不一樣的史料要特別重視，這裏往往包含着學術突破的可能。
而書評重在一個“評”字，即所謂評判和評價，這種評判自然要放在一個學術的譜系裏，才可以相對準確地定位，這就要求書評作者不能僅僅是就書論書，而要把這本書放在相應的“書羣”裏來觀察和透視，甚至能夠發現作者作品所隱含而本人未必自覺的一些意識層面。比如，討論一本關於上海史的著作，那就得對這些年有關上海史最經典的作品，比如魏菲德、葉文心、李歐梵、盧漢超、方克強、賀蕭、裴宜理、張濟順等學者有關上海史的著作要有完整而清晰的瞭解，知道這些作者各自的價值關切、觀察視角和寫作風格等。甚至可以推而廣之，放到中國的城市史研究譜系裏來考察，比如北京、漢口、成都、廣州等城市的研究作品，來對比觀察上海史著作的特性。
從這個意義而言，學術書評寫作確實要求很高，要有一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縱山小”的視野與襟懷，更要有這方面的判斷與能力。而要保持這種高屋建瓴的學術批評能力，最重要的自然是要對所關心的學術領域的新作和新人，有長期的跟蹤和洞察能力，並且時時刻刻有所反思，保持一種思想的鋭氣和學術的內在興趣。就學術評斷的見解而言，“深”源於“廣”，沒有廣闊的學術閲讀和史料解讀，就沒有一種比較的視野，也就很難有深刻的見解。當然，歷史思辨的能力也極為重要，有了某一個自我可以停靠的獨特的核心知識的學術脈絡之“深”，也就能夠在廣闊的學術海洋中，發掘真正有價值的學術作品。兩者是一種相得益彰、良性互動的關係。
書評讓學術界孤獨的繁星連成星雲
新京報：在你看來，何為好的學術書評？它能為人們瞭解和閲讀一本書提供何種價值？
唐小兵：我在《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閲讀史》的後記裏指出：“好的書評既應該入乎其內，能夠進入所評析的著作的脈絡和肌理之內，瞭解一本書的價值關切、史料運用、邏輯推演、寫作風格與學術貢獻；同時又能夠出乎其外，建立自身的學術主體性，來對此書的優長之處和遺憾之處給予恰如其分的評析，並以所評論的書為媒介打開一個與之相關的學術世界，為讀者提供一個知識上的導航地圖。”
新京報：目前國內也有一個職業書評人羣體，你如何評價目前國內書評撰寫的現狀？
唐小兵：策劃編輯陳卓兄開玩笑似的對我説，《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閲讀史》就像是先給一個曾經繁榮、多元而活躍的書評時代的輓歌。聞之，我不知道該喜，還是該悲。作為一個認真而執拗的書評人，我在這十多年裏，算是見證了書評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從廣受歡迎到如今的相對淪落。
在那個嚴肅紙媒還沒有被泥沙俱下的自媒體攻陷的黃金時代，大到《南方週末》的閲讀版、《東方早報》的《上海書評》、《新京報》的《書評週刊》、《經濟觀察報》的《書評週刊》、騰訊大家等，小到每個城市的都市報都開闢了閲讀或文化週刊，那也曾經是嚴肅著作與公共文化特別繁盛的時代。但現在眾多的報紙都在砍削書評等文化版面，《上海書評》也變成澎湃新聞上的一個欄目，為了節省經費或者僅僅是因為這些版面已經不再有多少讀者留意。
與這種大趨勢相伴隨的，就是嚴肅書評作者也在逐漸減少。書評版面減少，公共空間式微，嚴肅文化邊緣，與之相關聯的作者羣體自然就會風雲流散、青黃不接。另一方面，大學越來越體制化、行政化和科層化，學術書評更不用説，一般的文化書評在大學日益精細嚴苛的考評機制裏形同雞肋。年輕一代的學者，為了自身的生存自顧不暇，忙於在學術體制裏掙扎，更難有閒暇和精力致力於公共文化與書評文化的培育。而體制外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也導致曾經一度活躍的民間書評人羣體急劇萎縮，像維舟、西閃、雲也退等這樣有見識、有情懷的獨立書評人，估計也很難再出現了。所以，我對國內的書評現狀憂心忡忡。
《淺薄：你是互聯網的奴隸還是主宰者》（美）尼古拉斯·卡爾著，劉純毅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新京報：嚴肅書評對你所倡導的嚴肅閲讀有何價值？對更年輕的有志於書評寫作的學人，你有何建議？
唐小兵：嚴肅書評是嚴肅閲讀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只有嚴肅書評才可以打開一個嚴肅閲讀的文化世界，照亮我們在特定的知識領域的盲區，養成我們對於出版物的辨析和判斷力，並長久地保持一種對於嚴肅文化真正的敬意和熱愛。
對於有志於書評寫作的年輕人，我自然希望他們更多地瞭解書評這種文體的來龍去脈，比如閲讀蕭乾、楊聯陞、榮新江、陸揚等學者的相關作品，同時也希望他們對於從事書評寫作可能面臨的艱辛有一份預先的認識。我期待他們能夠認識到，書評寫作具有不容忽視的獨立價值，它是讓學術界裏那些孤獨的繁星連成星雲的紐帶，更是學術界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世界彼此互動最好的媒介之一。就像余英時先生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學歷史的人，至少應該有嚴肅感、尊嚴感，對生命有嚴肅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歷史；有嚴肅感的人，對他的時代，必須密切地注意，決不能將自己關在書房裏，只管自己書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與我不相干一樣。”
任何試圖從事嚴肅書評寫作的青年人，都應該有這樣一份嚴肅感和尊嚴感，才不會被權力或資本所操縱，才不會“曲學阿世，侮食自矜”，才能有一種陳寅恪先生所言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書評就不再僅僅是一個有關書籍的文本，而成了環繞着我們的文化世界和價值世界的一個內在的構成，它的生命意義就變得更為充沛自足，也就證成了我們作為寄居於世的“歷史中間物”的凡俗生命的文化價值。
撰文丨徐學勤
編輯丨董牧孜 走走 校對丨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