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思潮留給小説研究的教訓
橫向看，在“經世致用”思潮影響下，服務於政治是古代小説研究的顯著特徵。其服務形式主要表現為下列幾種類型：（一）為實現政治鬥爭的目的研究小説。如梁啓超、夏曾佑等運用小説評論從事政治改良活動；王鍾麒、燕南尚生等運用小説評論鼓吹資產階級革命論；陳獨秀、謝無量等借評論小説宣傳無產階級革命主張；政治領袖借小説評論對全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教育；“文革”中，政治野心家借小説評論從事打擊政敵的政治鬥爭等等。
（二）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模式運用到學術研究中來所形成的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時代背景到作家作品，以社會政治價值評判為中心的社會學批評模式；（三）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四）“實際政策”的政治導向乃至“控御”。
（五）適合形勢需要，用既定的理論評論古代小説，或迫於政治形勢和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不得不為流行的觀點做註腳，寫違心的文章。如在批胡適、批俞平伯運動以及“評《水滸》”、“評紅”運動中出現的文章和被批評者的“認罪”文章等等。的確，上述從治世目的出發研究評論小説，曾給小説研究帶來過“輝煌”和風光。無論是維新派“欲新政治，必新小説”的吶喊，還是革命派“振興小説”“以救國民”的呼號；無論是視小説“為治亂存亡之原動力”，還是將其視為資產階級“利用小説反黨”的“新發明”。
無論是文人積極參與的批胡、批俞大會戰，還是全國百姓投身其中的“評《水滸》”、“評紅”熱，都將小説評論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然而，這種“輝煌”、“風光”是外加的，它不是來自於小説文本自身，不是植根於科學文化土壤。因此，一方面其結論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而煙消雲散，另一方面，學術的不斷被扭曲，給我們留下了沉痛的教訓。
教訓之一，每一門學科都有其內在的規定性，都是一個自足獨立的世界，而且隨着人類認識的深化，學科發展愈分愈細，即使相關學科之間的聯繫也是通過新的跨學科的建立來實現的，學術發展絕無兼併、統一。學科的自足性與發展的分化孳生態勢，與政治、經濟的由分而合的發展走向恰恰是背道而馳的。因此，不能把搞政治經濟的思維模式強加於學術，更不能把各門學科，特別是非應用性的社會學科的理論都統一到政治上，不能用政治理論取代豐富的文化思想，更不能做以政治取代學術的蠢事。
教訓之二，學術研究是創造性的文化活動，文化創造具有多元性，多元性文化的生成需要自由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任何外力的干預，任何一元化的強制都是有害的。這不僅是被20世紀學術發展正反面的經驗所證實了的，也是從中國幾千年學術發展的正反實踐中得出的一個公理。
教訓之三，正因為小説“經世”論不來自於小説自身，乃至於違背小説研究自身的性質、規律，所以，在這種價值觀指導下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常常不是遊離其外便是發生大的偏差。如梁啓超認為古代小説“誨盜誨淫，不出兩端”，是“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源”；黃人説《西遊補》“以火焰山寓朱明焉”；蔡元培認為《石頭記》中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至於用主觀化的階級鬥爭論分析小説所得出的種種怪論，其謬誤更無須待言。
教訓之四，正因為在“經世致用”論指導下的小説研究重“外”輕“內”，所以必然導致重視小説的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而忽略其藝術、美學和文化的價值，而其政治價值又具有因勢而變的不穩定性，所以政治價值評判極易成為對社會政治流行意識的圖解，至於學術性、科學性受到輕視，則是不可避免的。考證出作家的生卒年，考證出哪個版本在前，哪個在後，對於政治，對於社會改革又有什麼價值意義呢？考證方法受到鄙視正是這種價值觀作祟的必然結果。
胡適當年把考證一個古字與發現一顆新星相提並論的做法在“經世”派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同樣，美學的藝術的分析也因與“經世致用”隔得太遠而遭到了冷遇。總之，以政治標準和社會功利標準衡定小説研究價值，勢必將小説研究這種學術活動、文化建設攬入政治、經濟的框框裏，勢必無視小説研究自身的獨特性，勢必削弱乃至窒息學術自身的發展，走向自毀文化的庸俗功利主義的歧途。
教訓之五，正是由於“經世致用”注重實用性，輕視思辨性，所以在吸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着眼於“用”，滿足於“用”，不利於做更深入更艱苦的“化釋”、創造工作。先秦是中國文化的創造期，自漢代以後，巨大的創造力轉化成了巨大的融蝕力，創造力在當世的實用領域中，生存着、削弱着。中國文化能融蝕龐大的印度佛教文化，能將其改造為中國士大夫用起來方便的禪宗文化，卻不能創造新的中國宗教。
中國學術可以吸收由前蘇聯輸入的社會學批評方法，但在“經世”的實用中，將其漸漸地庸俗化了，而未能創建出新的中國批評方法。客觀地説，到目前為止，文學研究界對西方文化的接納，尚且處在“學”和“用”的階段，還沒有達到消化、吸收、再生出第三種文化的歷史水準。問題就在於只着眼於用，這無疑與傳統的實用理性有關。
20世紀的學術研究成功的例子，從另一方面給我們提出了警示：學術就是學術，拋開非學術因素的干擾，進行純學術的研究，反而“無用”成了有用。如呂思勉用西方的小説理論特別是美學理論分析小説的性質；王國維用叔本華的悲劇論評論《紅樓夢》；胡適以“實用主義”改造乾嘉學派；魯迅結合進化論與中國傳統文獻校勘學寫《中國小説史略》；馮雪峯、何其芳、吳組緗等將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相結合實事求是地評論小説名著等等。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經世致用”派，沒有一個為政治、為現實利益而研究小説，卻為20世紀的小説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
有趣的是，愈是抱着服務於政治或服務於當前社會現實目的去研究小説，其運用外來理論便愈生硬，愈幼稚。所以在20世紀小説研究史上，“經世致用”派留下了理論建設失敗的記錄。不要説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的小説理論是如此，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初期運用階級論和唯物史觀評論小説是如此，建國後社會學批評隨着一次次的政治運動而日漸走向庸俗化更是一個鐵證。這是近一百年來學術史留給我們的一個最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