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傅”與“師父”是兩個與傳道解惑密切相關的概念，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瞭解“師傅”與“師父”區別在哪裏，往往混用這兩個稱呼。我們梳理“師傅”與“師父”這兩個稱呼所指的演變，辨析清楚它們之間的關係，看看混用這兩個稱呼是否適宜。
“師傅”一詞，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而且從一開始就是用來指老師的。《榖梁傳》昭公十九年有這樣的説法：“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説年已8歲的兒童，如果不進學從師，那是父親的罪過。《三字經》所説的“子不教，父之過”，説的就是這一意思。
戰國時期稱老師為師傅，還有另外一條材料可以佐證。根據《戰國策》的記載，在呂不韋的操縱下，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終於回到了秦國。秦王令異人試誦詩書，異人推辭説：“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這裏師傅與教學關聯，顯然指的是老師。
“生態”蓋指生命體與其環境的有機聯繫。生態倫理就是人們對生命存在與生態環境關係的道德觀念、基本規範和道德實踐。20世紀以來，隨着人類對環境危機的廣泛體認，生態意識猛然走出專業圈囿，置身公眾舞台，被賦予影響人類環境實踐，維護全球生態平衡的重任，成為世界顯學。道教不是生態學，但其生態倫理精神因其獨有的特色而為其他學説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則就不可能衰而復興，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在倫理認識上，道教以其重視生命的喜樂、寧靜、恬淡、樸素和心靈的充實與擴展為特色，關注自我與自然的協調，以人為本，內容簡而深、博而約，具有無窮的趣味；在倫理實踐上，道教致力於體玄修道，韜光養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為、自然、人倫與文化的互動中長存長立，因此它在對自然生態和人的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開發生命活力的自覺能動性、與自然對象的同一性以及倫理認識的整體系統性。用道教的話來説，就是“自然之道不可違” 1 、“順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質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會之自然。參悟事物、人生和社會之本質，求得生命與本性應有的風格、態度和氣象，就是道教倫理追求的目標與精神支柱。
道教生態倫理精神體現在它的精緻深刻的內容和吸引世人的內涵中，藴涵在使它延續、發展久遠的生命力中。具體而言，道教生態倫理精神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萬物一體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對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長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謂得道，就是通過修煉與大道一體化，因此，道教在中國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現實生命的宗教。在它看來，世間萬物是一體的，自然萬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應當以生為樂，重生惡死，使生命不斷昇華。人類也要以平等意識尊重自然萬物的存在與個性。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 2 ，認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與各個層次的自然事物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裏，萬物一體的平等意識也非常明確和豐富，他認為人通過修煉可以實現“長生久視”、“肉體成仙”的理想，這個理想也就是與自然齊一或萬物一體的境界。道教還有“生道合一，重人貴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説：“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萬物，物我一也。”這表明道教注重從宇宙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人類的意願。萬物一體的生態倫理精神告訴人們，與自然要和諧相處，營造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的社會。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與萬物一體的精神相關聯，道教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準則是產生萬物而不佔有萬物的道德。道教認為，人的肉體修煉、精神完滿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產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 3 並且自認為這是對老子智慧大道的發揮。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義是：“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於繁生萬物而不據為己有，幫助萬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導萬物而不宰制它們。唐代道教學者、醫學家孫思邈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他的醫學理論以天人一體、生而不有説為基礎，謂“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4 孫思邈本人“學殫數術，高談正一”，不僅醫術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這種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當的實踐性和普世意義這種實踐性和普世意義，提出了世間事物持續平衡發展的觀念，揭示出人類要順應自然，效法自然法則，有所為而有所不為，才能得心應手，取得成果；如果強行索取，則會適得其反，破壞和諧，不能達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萬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傳》有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這裏指出天道與地道是相對峙而又相協調的，其協調是由人來作中介的。老子將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麼人就不是僅依附於自然，受制於自然，而要駕馭自然規律。因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道教於此進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審時度勢，求仙問道而不強作妄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勢必敗壞心性，甚至危害人類自身。道教的修習者認為人與宇宙萬物是互相感應的，感應的基礎在於人和萬物都有靈性，人與物資訊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為宇宙共同體中的一員，應該以促進整個宇宙更加和諧完美為目標，而不應該以毀滅各種自然物的行為來扼殺宇宙的生機。因此，道教不僅給人以一種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將注意力放在教義教規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禱的肅穆和虔誠，而且將信仰或教義教規具體化為各種道功、道術，進而形成操作體系，引導眾信徒去實踐力行。可以説，道教是重視道、術、行的宗教，既重視“道”的提升，又積極提倡功法和煉養術。真正的道徒對道教真諦的切實掌握，在於不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備其虔誠的信仰，還要作道術的訓練，努力積累道功，日進無疆，不斷深化和純正信仰。這樣，就充分強調了人類活動的主體能動性，以及人與自然的適應性。人作為天地的中介與協調者，既要順應自然，又要制約自然變化，加以引導，以曲成萬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與傳統倫理學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經》提出：“中和者，主調萬物者也”，認為自然界與人間社會各層次的事物，皆包含陰、陽、和三種基本要素，合而構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陰陽之道體現天意，所以人要順應陰陽之理，從各個方面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和順，才能消災去異，致力世界太平。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統、丹術符籙、儀式規範中發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態智慧，幫助人們認識到世間萬物多樣性存在的意義。保護了事物的多樣性，就有可能達到可持續發展。
五是循環再生的精神。在關於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傳統的中國人確立了“大”和“久”的目標，並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節制人的無窮慾望，不造成對自然與人類的傷害。《周易》指出了兩個途徑，其一是“九二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天下，不傷財，不害民。”道教也發展了類似的思想，強調對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條件的確認是聖人之智、聖人之德，是聖人之業，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個物我同一的美好社會，認為在那樣的社會里，生命可以循環連續、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認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卓然特立於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異形，有似雀之化為蛤，雉之化為蜃。後來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倫日用思想，從生命循環再生的角度出發，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入任意” 6 作為神仙之道。五代時期的道教學者譚峭以“化”的觀點看待宇宙、人生和社會，提出：“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顧眄化揖讓……” 7 整個人生和社會的興盛就處在變化統一的過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資的觀念上，主張人類要多多節制慾望，保持萬物的生機與發展活力，這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依時令進山伐林，夏以前禁採樵，禁捕幼獸幼鳥、禁殺魚蟹，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等觀念是相當一致的。人與生物資源相處，要進行物質交換。進行物質交換不是強行佔有，而是對自然作順應與調適。
六是融通萬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個充滿生命的超巨大系統，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機地聯繫着，宇宙在其歷程中運行，是時間座標和空間座標的交叉線。從老、莊之始便探其玄機，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體關係。老子説：“大道泛合，其可左右。萬物持之持生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慾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説，大道像廣闊的河水一樣滋潤着萬物，毫無私心，毫無偏意，像偉大的母親一樣愛護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養育而生。對自然界要善意對待，這是因為在根本上“人與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須保護生態環境。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説，萬物都來自特定的物種，但在不同物質的物種之間也存在着聯繫和轉換，如同圓環一樣，分不出始終和次序。這種自然的聯繫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認為道為世界的本原，道是創造一切生命的總源泉，是融貫萬物生成的總動力。唐代道士吳筠説：“通而生之之謂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之謂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終。探奧索隱，莫窺其宗，入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 11 這裏立足於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體對於物象世界的意義，其中藴涵着通生無匱、品物有方的生態倫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觀察天地萬物的出發點；站在大道的角度觀察人世，天地同一，萬物一齊，物我無分，無此無彼；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異，人間諸事雖然各有其理，但説到根本上，則各順其情，各盡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這就是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體悟到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也就體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總而言之，上述諸方面，落實到現實中以保持生物物種、綠化美化生活環境，可以為維護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這就意味着，道教生態倫理必然並且能夠進行現代性轉換。而轉換的契機，則在於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現代性人格的塑造。因為根據道教的觀念來看，人經過修煉而達到的崇高境界並不神秘，遙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體現。我國宗教史專家牟鍾鑑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徵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夠健康長壽；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擺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羣，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卻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塵；四是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功德在世；五是瀟灑自在，豁達從容，善於化解煩惱，始終保持喜樂心情。能夠做到這些方面，就可以稱為活神仙。所謂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樂的人，便是優美宜人的環境。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鳥語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樂融融，這就是人間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們認為，人們只要努力建設，把中國道教的這種萬物一體、生而不有、曲成萬物、合而不同、循環再生、融通萬有的倫理精神，融會灌注到現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進我們的物質和文化建設，人間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現的。
秦漢以後，師傅由泛指從事教學工作的老師，演變為了專指帝王(包括帝和王)的老師。師傅的這一意義，來源於太師和太傅的合稱。《史記·吳王濞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由一個“皆”字，可見“師”和“傅”是並列關係。《史記》中9處11次出現的“師傅”，都是這一意思。這時的“師傅”，總是和“宮廷”、“東宮”、“儲君”、“太子”、“皇子”等字眼聯繫在一起。從西漢到南宋，這是師傅最通常的所指，明清時期，依然保留了這一意義。
顯然是因為“師傅”的地位太尊、聲望太高，所謂的“身為師傅，貴極人臣”，這一稱呼因此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從西漢到南宋，“師傅”的涵義幾乎為帝王之師這一特定的所指獨佔，很少例外。從南宋開始，“師傅”的所指逐漸下移，平民百姓的教師也可以蒙受此稱。如朱熹既用師傅來稱呼帝王之師，也用來稱呼一般的授業者。至於用師傅來稱呼工、商、戲劇等行業中傳授技藝的人，則是清代中後期以後的事情。按工人們在工廠互稱“師傅”的習慣，稱任何一個成年人尤其是年長的人為師傅，則更是 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
“師父”之稱，不僅出現得較晚，而且使用的頻率也非常有限。《四庫全書》雖然有數百次的出現，但大都別有所指，與我們要討論的“師父”不同。
“師父”的稱呼，是在唐代出現的。姚思廉的《梁書》中，説高祖德皇后郗徽的祖父郗紹，曾任“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在《文苑英華》中，“師父”也一再出現。其中所指，和“師傅”完全相同，既有泛指從事教學工作的老師，如“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也有特指帝王的老師，如“乘箕入相，就三命而作鹽梅；投釣升朝，封四履而稱師父”。
唐朝以後，“師父”開始用來指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南唐尉遲偓的《中朝故事》記載唐鹹通年間，有個幻術藝人在京城表演。在一次表演失敗之後，他向觀眾賠禮致歉説：“某乍到京國，未獲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為師父。”北宋費袞的《梁溪漫志》記載，高郵強盜尉九，疾足善走，日行數百里，氣勢猛壯，白天吃喝，夜則為盜。有一天早食時，被一個道人“呼為師父，且拜之”。這裏一個善於幻術，一個疾足善走，都是具有特殊技能的人。
“師傅”作為尊稱，當然含有尊敬的情感在內，而“師父”將“師”作“父”一般地敬重，感情顯然更加深摯。由於受重教尊師觀念的影響，在傳統的觀念中，父親和老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舊時更為普遍使用的“父師”一詞，就典型地體現了這點。“父生之，師教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一個人的成長道路上，父親有生養之恩，老師有教育之誼。
和諧是民眾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在和諧的社會里，不僅人人心情愉快、處處温暖融洽，而且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工作效率也會大大提高，社會秩序穩定而協調。在中國各個朝代幾千年的歷史交替中，和諧不僅是先人們為人處世、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更是一種綿延幾千年的政治理想。和諧也是中華民族的人文主題，天時地利人和、家和萬事興……都體現了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的共同夢想。安寧、穩定的和諧環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礎，也是人類活動和生活的必要條件。離開和諧，社會無從發展，個人也得不到幸福。
現在中國的發展處在一個黃金期，但也是矛盾突顯期。要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善於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環境。發展是硬道理，和諧則是硬道理後面的硬道理。構建和諧社會作為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最廣泛的社會動員，需要人心向善，人心思和，廣納羣言，廣謀良策，多方發動，多種努力。其中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從我國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中，發掘“和"的文化內涵，古為今用。儒、道、釋是中國文化的三個支柱，它們都倡導和諧，然而各自和諧的內涵是不同的。儒家重視的是社會秩序，主張和而不同，以倡導“非寡"、“非亂"、“非同"為前提，追求以“多元和諧"為目標的理想和諧境界。佛教重視的是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強調奉行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規則。而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關注的是天、地、人全面的和諧發展，以“道"為最高信仰，倡導人們信道、修道、行道，一切以道為事，生成容納萬物、自然平和無私、無為柔弱不爭的環境。可以看出，道教之和不僅是最完整的，也是最貼近人、最具人性的。
“師父”的稱呼，在保留了原有的傳授知識或技藝的意思之外，還灌注了更多的情感色彩，表現了古人對老師猶如對父親一樣的感情。“且道士之稱受業師，則曰師父：於師前自稱，則曰弟子，此理之正也。”(《王端毅奏議》卷十三)，無論是僧道還是俗人，稱呼自己愛戴的老師為“師父”，於理為然，於情洽切。
“師傅”和“師父”最基本的意義是相通的，這就是指傳授知識或技藝的人。相對於“師傅”而言，“師父”的所指更加寬泛一些，它包含了“師傅”的一切意義。在很多情況下，這兩個詞可以混用。如《榖梁傳》中的“師傅”，在《白孔六帖》和《淵鑑類函》中就寫作“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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