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在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啓鈐的策劃下，一羣文保先行者們，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歷時近四年，將北平中軸線北起鐘鼓樓、南至永定門的所有重要建築一一測繪記錄，繪製成704幅實測圖紙。這是北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中軸線上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築進行全面測繪。
彼時，山河破碎，為何要耗費精力做中軸線古建築測繪？中國古建築以木構為主，“一炷香上飛濺的火星，也會把整座廟宇化為灰燼”，更經受不起戰火的侵襲。朱啓鈐等文保先行者們擔心北平中軸線上的建築瑰寶遭到戰火破壞。他們將古建築逐一測繪，留存真跡，以防不備之需。
何其幸運，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挺過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而文保先行者們留下來的實測圖紙，成為上世紀40年代中軸線古建築最完整、最詳實的記錄，也為北京中軸線世界遺產申遺文本的編制提供一定歷史依據。
中斷的測繪
1930年6月，日本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在中國營造學社的一場演講，令中國學者頗為尷尬。
他在演講中説，中國建築的研究方法，必須將文獻與遺物調查相結合。中國學者以研究文獻為主，而建築遺物調查是否應由日本學者代勞？言外之意是，中國學者缺乏建築遺物調查的能力。
中國自古重士輕工，建築被認為是匠人的手藝活，歷來不受重視。匠人傳承技藝幾乎全憑口口相傳，落在紙面上的極為稀少。而學者甘願囿於書齋、皓首窮經，不屑於在田野之間奔波。
1924年，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西方建築史期間就痛心地發現，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築已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並寫出本國的建築史，唯獨中國作為東方古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築史。
相形之下，明治維新後，日本學者為探究其文化根源，將實證方法與文獻研究相結合，對中國建築進行了深入研究。
伊東忠太是為此目的最早來中國的日本學者之一。八國聯軍侵駐北京後，他受日本內閣派遣，1901年與攝影家小川一真等在紫禁城進行了為期20余天的建築考察和實測。這是紫禁城第一次接受近代建築學意義上的調查。
受伊東忠太影響，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日本學者相繼而來。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大江南北，相關研究成果陸續發表。當時，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梁思成見此情景，非常痛心。“如果我們不整理自己的建築史，那麼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所佔領。”
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啓鈐也深感事態嚴重。
身兼學者與官僚雙重身份的朱啓鈐，被民國著名記者曹聚仁稱為“寫民國史前半頁的主要人物，袁世凱總統時期的國家柱石”。在北洋政府擔任內務總長時，他對北京城進行了改造，實現了北京從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轉身。
在改造北京城過程中，朱啓鈐時常騎着大馬，對京城的宮殿、苑囿、城闕“一一週覽而謹識”。他由此體會到，中國營造作為流傳數千年之專門絕學，有“歷劫不磨之價值”，東西方學者項背相望、羣起研究，而我們卻不能為外人道。這不僅是匠人之羞，“抑亦士夫之責也”。
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啓鈐。
1930年2月，時年58歲的朱啓鈐發表《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宣告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正式成立。一開始，學社主要工作是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製作古建築模型、舉辦展覽等，確實侷限於傳統知識分子的文獻研究。伊東忠太發表演講時，營造學社剛成立三個多月，在建築遺存的調查研究方面與日本學者存在一定差距。
但中國學者不甘示弱，一場中日學者之間的競賽悄然拉開。
1931年，梁思成舉家遷回北平後，加入與自己學術理想高度契合的營造學社。次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和建築科的劉敦楨，也辭去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築系的教職，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是“文獻部”主任。林徽因稱他們是“幾個死心眼的建築師”，“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捲了鋪蓋到各處測繪”。
建築遺產測繪是科學記錄建築遺產的基本手段，相當於為其建立一份精確的檔案。建築的尺寸、形制以及結構上的比例關係，只有測繪圖紙才能準確記錄，是建築遺產保護、修繕和復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
梁思成和劉敦楨在國外系統學習過西方建築學的測繪方法，加入營造學社後，他們把調查測繪作為自己工作的重點。梁思成認為，研究古建築不能只埋首故紙堆，“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劉敦楨也曾説，“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調查已然帶有搶救性質”。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對華北地區虎視眈眈。茫茫中國大地上，數之不盡的古建築等着營造學社進行搶救式的測繪調查。從1932年開始，學社成員一次次艱苦跋涉，對華北地區近千處古代建築進行測繪。與此同時，梁思成等人也對北平浩繁的古建築進行了“搶救”。
193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撥給營造學社五千元經費，委託其測繪故宮全部建築，留存資料，以防戰亂或災害損毀。這項工作由梁思成負責，他的助手邵力工協助。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一書中描述，“所有殿堂及各門由梁思成率邵力工、麥儼曾、紀玉堂測繪，次要建築如小朝房、小庫房等由邵力工負責”。
193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修繕天壇祈年殿屋頂。
日軍步步緊逼，梁思成等人展開與時間的賽跑。大家揹着照相機、盒尺和筆記本，不遺餘力地測繪了六十餘處故宮建築。同時，還測繪了北海靜心齋、大高玄殿、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等建築。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戰火燒到北平，營造學社的測繪工作不得不中斷。學社測繪的圖紙尚未全部整理繪製出來，一場北平古建築的“搶救”，就這樣戛然而止。
暗度陳倉
北平淪陷後，荷槍實彈的日本兵進了北平城。中國營造學社主要成員隨其他研究機構，一起遷往西南大後方，踏上漫漫逃難長路。
朱啓鈐這一年已經66歲，經歷了太多戰亂，他年事已高，不打算外出避難，選擇繼續留守曾經一手改造過的北平。
但局勢動盪，朝不保夕。為避免營造學社多年累積的資料落入日本人之手，朱啓鈐和一部分留守北平的同仁，將重要的圖籍、文物、儀器等整理打包，匆忙運往天津，存入英資麥加利銀行的地下庫房。
但誰也沒想到的是，1939年8月，天津水災，全市被浸泡在水中達兩個月之久。營造學社存放在麥加利銀行的資料難逃劫難，全部遭水淹。
消息傳到西南大後方，梁思成失聲痛哭，多年的心血在天災人禍中付諸東流。朱啓鈐來不及悲傷，他組織一部分留守北平的學社社員，對這批珍貴資料進行搶救。
大家小心翼翼地將被浸泡過的膠片一張張攤放、晾乾，能用的底片立即翻拍沖印，不能用的就用過去洗印過的照片重新翻拍；測繪的圖紙逐頁被揭開晾乾，重新裱在座標紙上……儘管極力搶救，但很多資料由於被雨水浸泡太久，已經無法挽回了。
故宮文華門側面立面、明間橫斷面，營造學社測繪。
彌補這場劫難造成的損失，成了朱啓鈐一塊未了的心病。後來，日偽政府一再威逼利誘，讓他出任偽“北平市長”。朱啓鈐一次次稱病，閉門在家。日偽政府極為不滿，以徵用房子為名，迫使朱啓鈐數次搬家。
儘管自身難保，但彼時最讓朱啓鈐憂心忡忡的是，北平大量的古建築正面臨兵燹之禍。他對友人樂達義説，“北平就像一個珠寶店，處處是寶。如今仗打大了，炮彈、炸彈落在這兒，很容易就毀了文物古蹟，且無可挽回”。
烽火連天，江山蒼黃。如何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保護北平的文物古蹟？
朱啓鈐心急如焚，寢食難安。他思忖再三，想到了一個人——林是鎮。
林是鎮是營造學社社員。1917年，他從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畢業回國後，歷任北平市政技術員、技師等，辦理都市建設工程。1935年，時任北平市長袁良為把北平建設成為旅遊城市，在北平成立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下稱“舊都文整會”）及其執行機構北平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下稱“文整處”）。林是鎮調任舊都文整會技正，相當於總工程師，負責北平古建築修繕保護及調查研究工作。
基泰工程司建築師楊廷寶（右一）與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技正林是鎮（右三）、劉南策（左二）等，驗收北平東南角樓修繕工程。
舊都文整會與營造學社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北平文物建築保護事業開創之後，建築學專業人才一度缺乏，不敷支配。舊都文整會曾聘用朱啓鈐、梁思成等營造學社社員為技術顧問，進行諮詢指導；營造學社則通過舊都文整會，直接參與北平古建築修繕保護。因此，林是鎮在業務上，與朱啓鈐、梁思成等有密切聯繫。
北平淪陷後，日本為了把北平作為在華北淪陷區的統治中心並長期佔據，意圖通過開展城市建設等舉動籠絡人心，粉飾侵略行為。當時，文整處尚未完成的古建修繕工程，移交給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及其後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屬下的建設總署。林是鎮出任偽建設總署都市局局長，繼續主持北平文物整理修繕工作。
儘管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林是鎮出任偽職，沒有守住傳統士人“不食周粟”的氣節。但朱啓鈐高瞻遠矚，認為他若能假以日偽政府城市建設之名，“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為北平古建築留下測繪資料，無疑是特殊時期保護北平古建築的一計良策。
正如營造學社社員朱偰在所著《北京宮闕圖説自序》中言，“夫士不能執干戈而捍衞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存故都文獻於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
為此，朱啓鈐約見林是鎮，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護古都，暗中推動北平古建築測繪一事。“即使這座城燒光了，也能把它原樣再建起來！”
林是鎮對古建築感情頗深，很理解朱啓鈐的一番苦心。他隨即答應促成此事，但在山河破碎的危難時刻，若想把北平所有的歷史建築都測繪下來，顯然不太可能。
明清北京城是中國曆代都城規劃建設的集大成者，是中國數千年古代都城建設遺留至今的最完整標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長7.8公里的城市中軸線，眾多皇家建築或有序位列軸線之上、或對稱佈置於軸線兩側，形成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
朱啓鈐和林是鎮商議，測繪集中於明清北京中軸線古建築。但計劃尚未開始，困難接踵而來。
測繪工作非常繁瑣，不僅要對建築整體的框架及每個細部的式樣和造型等實地測量，還要按照一定比例將其真實地繪製出來。若非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着手。
最重要的是，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營造學社的骨幹力量已經南遷，僅憑學社一己之力，顯然無法完成測繪。國難當頭，人心惶惶，要在北平就地組織一支專業的測繪隊伍，難度可想而知。
化名“張叔農”
誰能擔此重任？建築師張鎛被推到歷史前台。
張鎛是清末兩廣總督張鳴岐的三子。其兄長張鋭與梁思成既是清華校友，也同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是通家之好。張鎛19歲時，在兄長的建議下，考入東北大學學習建築，成為梁思成在東北大學的首批弟子。後因東北淪陷，他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習，又得到劉敦楨的“真傳”。
畢業後，張鎛進入基泰工程司工作。這是當時國內由本土建築師和工程師合作經營的規模最大的建築事務所之一，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楊廷寶、朱彬以及結構工程專家楊寬麟都是其合夥人。他在基泰工程司“台柱子”楊廷寶的指導下工作多年，對傳統建築尤其是明清官式建築非常熟悉。
1935年初，舊都文整會委託基泰工程司對天壇進行全面修繕。基泰工程司為此專門成立了北平事務所，之後代辦超過三分之一數量的北平文整工程，從中積累了豐富的古建築相關經驗。
舊都文整會技正林是鎮，與基泰工程司在業務上多有來往。他認為，實力雄厚的基泰工程司是承擔測繪北平中軸線古建築重任的最佳選擇，而張鎛是當時其在平、津兩地的業務骨幹。因此，他向朱啓鈐推薦了張鎛。
1940年5月，朱啓鈐通過恆茂木廠老闆馬增新，第一次見到了張鎛。
“朱桂老告訴我，從歷史上看，歷代宮室難逃五百年一次的大劫之災。傳統木結構經不起火焚、雷擊，圓明園的石結構也逃不過兵火之災。”張鎛後來回憶道：“他十分珍惜明清兩代保存下來的文物，認為這是傳統建築的瑰寶，如不及時做現場精確的實測留下真跡，在日偽統治的淪陷時期，難免遭到日寇或反攻時的兵火之災”。
朱啓鈐坦陳了自己的擔心，並將他與林是鎮之間的籌劃告訴了張鎛。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令張鎛非常感動。
作為炎黃子孫，張鎛深感“有責任為保護歷史文物的真跡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準備接受朱啓鈐的建議。於是，他借去上海會見基泰工程司大老闆關頌聲之機，向其彙報了承攬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一事。
關頌聲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建築學，後來又到哈佛大學攻讀市政管理專業。他在美國留學時，曾與宋子文、宋美齡等同學，交往甚密。畢業後，關頌聲在天津創建基泰工程司。1935年，在北平承攬修繕天壇工程期間，關頌聲和楊廷寶都加入了營造學社。關頌聲還成了營造學社理事會成員，並多次資助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
因此，關頌聲對測繪一事十分支持。他明確由張鎛全權負責平、津兩地業務，同時調動增派人員協助，專門成立了“基泰工程司北平古建築測繪所”。
儘管出於保護文物古蹟，但當時正值特殊時期，與日偽政府合作，在讀書人看來終歸是不光彩的事情。為了迴避這層關係，關頌聲建議張鎛，“暗用基泰，明用‘建築師張叔農’與對方簽約”。
如此一來，避免基泰工程司遭世人詬病。另一方面，張鎛當時年屆而立，正是建築師的黃金時期，化名簽約對其未來發展也是一種保護。
最終，張鎛以“張叔農”的化名與偽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的代表林是鎮簽訂了合同，承攬了“北平市中軸線古建築測繪”項目。這也是為什麼在後來最終完成的測繪圖紙上，除了繪製時間的記錄，製圖單位和繪製人姓名了無痕跡的原因。
張鎛與偽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簽訂合同的簽名頁
簽約之後，礙於緊張的政治局勢，林是鎮與張鎛商討測繪事宜，是在私下見面時候暗中進行的。在林是鎮的個人日記《自由日記》中，有大量諸如“張叔農約清華食堂午餐”“張叔農約墨蝶林晚餐”的記載。
“既詳且細，不放過細節”
1941年，北平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古建築測繪工程，在戰爭陰雲的籠罩下拉開帷幕。
按照流程，測繪要先完成現場測量、繪製大量的測量草圖後，再根據這些資料整理繪製出完整的建築圖紙。北平中軸線上古建築眾多，且每一座都代表中國古都最高規格與水準，斗拱層疊，構件繁複，工程量浩大。
當時，在天津工商學院建築系做兼職教授的張鎛，號召當年畢業的建築系和土木系十幾名學生，參與測繪工作。這些青年學子畢業後，既不願經商，又想不做偽官，毅然響應老師的號召。學校也非常支持，“工商學院明確到現場報到參加工作的同學提前畢業”。
除了這十餘名青年學子，再加上攝影師、架子工等幾名基泰工程司僱員，一支30餘人的測繪班子很快成立。張鎛後來頗為感慨，“沒有這個精幹的集體，沒有一種同為保護祖國遺產爭氣的動力，不可能聚集得這麼快”。
上世紀40年代，參與故宮測繪人員全體合影，前排居中者為張鎛。
測繪工作從中軸線北端點鼓樓開始。鼓樓通高四十餘米，巍峨高大，要獲得建築的任何一個尺寸，只能爬上腳手架，用手拉尺逐一測量。
於是，老架子工徐榮父子一馬當先，從一個翼角開始，用杉篙從低到高一層層搭起腳手架，直至鼓樓屋脊吻獸部分。隨後，為檢查是否安全，張鎛以身作則，帶頭攀登腳手架直到屋脊吻獸之頂。
測量工作緊鑼密鼓地鋪展。天津工商學院創辦的刊物《工商建築》，在1941年10月出版的創刊號中，這樣記載了當時情景：“在六月一日，我們正式在基泰工程司開始工作……我們這裏工作分為四組，每組有會員二三人不等。在六七月間，一部會員調去作某宗壇大殿，其餘的會員去入手測繪北京的鼓樓……時正在炎暑天氣極熱，屋頂琉璃瓦温度頗高，人在其上，真有坐卧不寧之意”。
鼓樓測繪現場
朱啓鈐策劃這次測繪的目的是“留存真跡”，因此技術要求是“精確的實測”。張鎛作為測繪工作的組織者和項目總指導，更是要求大家：“既詳且細，不放過細節”。
這些年輕人爬上屋頂，蹭得滿身灰土，手拿量尺，耐心測量建築每一個構件的尺寸。張鎛曾回憶道：“為了實測重檐中軸線上的鬥匾，測量人員不惜冒險走出腳手架，站在重檐博脊之上，舉手抓住已有鬆動的斗拱昂嘴，下踩滑脊上抓搖動的昂嘴蹭到中線，完全可以説是凌空驚險”。
攝影師林鏡新也時常探身在腳手架之外。當時拍攝成本很高，林鏡新只能為建築的重要構件和繪製的精美彩畫拍照，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可惜這些影像資料，後來在‘文革’中遺失”。
測量過程中，大家不僅不放過建築的每個角落，在地面上也詳盡測量了石作台階、御路的每個尺寸。令張鎛極為敬佩的是，“甚至對每步台階的微差也作出記錄”，“如此精心細作的動力，來自大家都想為這組珍貴文物將來重建重修時，提供比較準確、如實的一手資料”。
故宮石階細部圖
曾在北京大學工學院任教的馮建逵，參與了這次工程中對故宮的測繪。據他回憶，“那時的故宮還是由老太監看門，平時大門緊閉，也不讓人蔘觀。我們去時就把門給叫開，將我們的意圖向看門人説明，同時給看門人一點小錢兒，人家就放我們進去了”。
時局動盪，民不聊生，測繪人員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清苦。馮建逵記得，“進行實測時，我們都住在午門與天安門之間的西朝房內。白天在故宮工作，晚上回到住處後我們自己做飯吃。那時多是吃窩頭，很少見到白麪”。
之所以選擇讓測繪人員住在西朝房內，張鎛後來解釋説，“為容納巨大圖紙成品，先應有工作場所和與之相鄰的生活區。我們選擇了午門南，天安門和端門北的西朝房。隔山門的北側為工作室，南側為生活宿舍區，外臨御路中軸線，內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附近。砌磚為墩台，上置一號圖板，魚貫排列，相當敞亮”。
張鎛對測繪的質量把控十分嚴苛。對於測繪圖紙的尺寸和選擇，基泰習慣用進口的圖布繪製工程圖。但當時貨源不足，只好派人到處去文具店蒐羅德國制的厚橡皮紙。最終，測繪人員將每棟建築平、立、剖面上按不小於1/50的比例尺，用墨線或彩色渲染在60英寸長、42英寸寬的優質厚橡皮紙上。
每個人都配備了整套繪圖儀器和水彩顏料。繪圖工具以“鴨嘴筆”為主，這種筆的筆頭由兩片弧形的鋼片相合而成，使用時像蘸水筆一樣蘸墨。但執筆不能傾斜，行筆要勻速、流暢，不能停頓、偏轉和晃動，否則畫出來的線條粗細不一，或是容易漏墨。
而這次測繪對繪圖線條粗細都有細緻要求。北京大學工學院建築系畢業的餘鳴謙，當時也參與了測繪。據他回憶，“因為圖的比例大，線條的規格就有所區別。一般原則上，輪廓粗一些，內部線條細一些，平、立、斷面是一致的”。
為了提高技術水準，張鎛一邊工作，一邊以梁思成所著《清式營造則例》為教材，對大家進行輔導。測繪進行到關鍵部位時，他也會“上手”指導。馮建逵對張鎛的繪圖功底印象深刻，“他的繪畫水平很高，原本呆板的繪圖，經他‘刷刷’添上幾筆，頓時生動起來。張鎛先生與同學們的關係很融洽，學生們也都很尊敬他”。
測繪後期，有更多的學生參與進來。據張鎛回憶，“續訂第三期合同時，已是1943年年底。當時，北平市面蕭條，民不聊生，百業難舉。在偽北大教書的朱兆雪先生也在對故宮進行測繪，想分包部分工作。他請來老營造學社的有經驗的繪圖員邵力工和北大工學院講師馮建逵等帶領部分學生，做了同樣的工作，十分可貴”。
祁寒溽暑，歷時近四年，測繪班子完成了北平中軸線上北起鐘鼓樓、南至永定門，每一座重要建築的總平面圖、各層平面圖、各個立面圖、剖面圖，還有很多詳細的節點圖，為上世紀40年代北平中軸線上主要歷史建築，建立了一份完備的“檔案”。
1945年，這次規模浩大的測繪工程結束。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也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50張圖紙遺失台灣
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員常欣，小時候常看見父親常學詩在房頂上的照片，“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他一直把這些照片放在盒子裏”。
直到常學詩去世後，常欣收拾父親留下來的信件，發現一封2001年8月15日的來信。這封信是父親的大學校友孫家芳寫的，裏面還附有孫先生寫的《回顧六十年前的往事》。
讀過信件後，常欣才知道，父親常學詩1943年從天津工商學院建築系畢業後，參加了張鎛負責的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項目第三期，測繪了景山、天壇、正陽門等。他在房頂上的那些照片，是測繪時留下來的。
天壇祈年殿測繪現場
關於這段往事，常學詩對家人卻三緘其口。不惟常學詩，當時參與測繪的人員，後來很多都從事建築相關領域的工作，但很少留下回憶這段往事的文字。
張鎛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建築大師，其中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北京飯店東樓、友誼賓館等建築，均出自他之手。但他也曾為承攬中軸線古建築測繪一事，承受數十年的誤解之塵。
“日本投降後，關頌聲老闆帶我再到清華梁思成府拜訪。恩師對我們的承包工作認為極不光彩，文物雖然貴重，但氣節不可喪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1986年，梁思成誕辰85週年，張鎛曾撰文寫道：“我想保存古蹟的動機良好，但總有喪節之實，愧領批評”。
往事隨風，這批測繪圖紙逐漸被歲月塵封，甚至連張鎛對其去向也不甚清楚。
1948年11月，台北中山堂曾舉辦了一場為期11天的北平文物建築展覽會。在三樓樓道，天壇祈年殿、天安門、故宮三大殿、體仁閣等20多處古建築的實測圖，逐一陳列，引人注目。
朱啓鈐為此專門撰寫了展覽説明：“前曾將北平市中心軸線上之文物建築如天壇、紫禁城、鐘鼓樓等，一一施以測量，舉凡平面之配置，樑架斗拱之結構及內外檐之裝修等部，均予詳細丈量尺寸，描取真實形狀，用現代化之製圖標準及適當之比例尺，繪成平面、立面、剖面及細部等圖”。
恰如朱啓鈐所述，這些繪製精美的實測圖，正是淪陷時期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圖的一部分，一共50張。為什麼會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呢？
抗日戰爭勝利時，台灣已被日本佔據半個世紀，五十年的奴化教育下，很多三四十歲的台灣民眾，甚至已經不會説中文也不識漢字。1946年4月，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但語言的學習和運用不能短期見效。於是，海峽兩岸組織策劃多種圖像展覽活動，或互邀參展、或聯合辦展，以此來重塑台灣的集體記憶和國家認同。
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餘鳴謙、杜仙洲、佟澤泉等人曾回憶，1948年，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處盧實處長以及技術人員餘鳴謙、單少康等，攜展品赴台布展。這次展覽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主辦，贊助單位有台北市政府及教育所、建設所、鐵路局等機構。
參展的展品除50張古建築實測圖外，還有反映北平古建築的油畫粉畫、古建築彩畫實樣等，“期我同胞對於我國特有之藝術獲得認識；並籍以觸發國人之自信心，使我民族創造精神益能發揚而光大之”。
上世紀40年代測繪的太廟戟門彩色圖。
其中50張古建築實測圖，是從淪陷時期北平中軸線古建築實測圖中挑選的。北平光復後，市政府組建北平市工務局文物整理工程處。1947年1月，恢復組建行政院下屬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接收了工務局文整處。那批實測圖由此悉數移交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
但時局難料，展覽會尚未結束，淮海戰役打響，三人匆忙返回北平，展品滯留台灣，下落也失去線索。
杜仙洲曾回憶，1994年，他到台灣參加“海峽兩岸傳統建築技術觀摩會”期間，曾由台北大學美術館館長陳同寧引領，看過一批彩畫和圖紙，確認是1948年赴台展覽的東西。
時隔多年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高級工程師瀋陽多次向台灣朋友打聽，發現台灣並沒有“台北大學美術館”這個機構，“恐怕是杜先生所記有誤”。後來，故宮博物院古建部高級工程師楊新成又經多方瞭解，得知“陳同寧”應為“陳國寧”，並非“台北大學美術館”而是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保存了這批東西。
楊新成曾借赴台的機會，專程拜訪了時任華岡博物館館長的劉梅琴，見到了藏品。“可是隻有1960年入藏的48幅油畫、粉畫，一個圖簽上還記有杜仙洲、付連興先生觀後留言，卻仍沒有看到杜公説的彩畫和圖紙”。直到現在，那50張遺失台灣的實測圖，“尚未查明收藏單位”。
而剩下的654張圖紙，一開始保存在了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後，文整會和文整處均由人民政權接管，更名為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後來，機構幾經變更，一度名為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最終改為今天的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1966年2月，經文化部批准，將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收藏的“一批故宮建築橡皮圖紙”共355張，移交故宮博物院保存。瀋陽介紹，“現在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橡皮圖紙是1941年至1945年測繪成果的最大一宗”。
值得一提的是，張鎛在《我的建築創作道路》一書中曾回憶，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最後“得圖紙360餘張”。但經瀋陽、楊新成等多次考證，“張鎛先生關於圖紙數目的回憶有誤”。
“1966年，雙方交接時，圖紙上已經編有總序號。其中最小號是天壇祈年門彩色圖，總1號；最大號是鐘樓細部圖，總654號”。瀋陽認為，這應該是目前收藏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故宮博物院的圖紙總數。加上遺留在台灣的50張，淪陷時期測繪工作所完成的實測圖總共704張。
這704張測繪圖紙，是對北京城中軸線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築的最全面的測繪圖，至今仍舊是唯一的。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化建設的變遷中，永定門、正陽門五牌樓、地安門等一批古建築被拆除，這些實測圖成了對這些消失建築不可多得的記錄。
留存中軸線記憶
永定門曾是北京外城七門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門，也是明清北京中軸線南端起點。
2003年，在多位專家學者呼籲下，北京市政府決定在原位置按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藝復建永定門城樓，使延續700餘年的北京中軸線變得完整。
復建永定門城樓工程，向社會公開招投標，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成功中標。雖然有充分準備，但公司總經理李彥成心裏有點沒底兒，“我出生的時候，永定門已經拆了，沒有親眼見過它什麼樣！”
為了找到永定門城樓的歷史資料，李彥成四處打聽。李彥成告訴記者，“我聽中國文物研究所（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付清遠先生説，他們單位收藏了一批上世紀40年代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圖紙，裏面有永定門的實測圖”。
於是，李彥成趕至中國文物研究所，找到時任資料室副主任的劉志雄。“劉先生非常熱情，從檔案櫃裏找出三張上世紀40年代實測的永定門外觀、大木構件和細部實測圖。”李彥成看到圖紙後很是驚喜，“每一張圖都有十分完整的尺寸數據，心裏的石頭也總算落了地”。
在復建永定門城樓的過程中，這幾張實測圖成為重要的歷史依據。後來，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承建復建前門五牌樓的工程時，“我又去中國文物研究所複印了上世紀40年代實測的相關圖紙，在設計和施工過程中都幫了大忙。”李彥成説。
上世紀40年代測繪的正陽門五牌樓細部圖。
上世紀40年代北平中軸線古建築的測繪圖紙，不僅是古建築本身的檔案資料，也為古建築研究者提供數據。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古建築學家傅熹年在對中國明清古建築物、古建築羣直至古代城市的規劃設計規律探索的科研工作中，曾主要依靠這批圖紙照片和它們所提供的數據，以推斷中國古代是否存在擴大模數、模數網格及其運用的規律。在紫禁城學會一次會議上，他曾對張鎛説，“這批圖紙精度和數據之完整為同類古建築測繪圖中所罕見，對研究工作極有助益”。
張鎛聽後很高興。當年測繪結束後，在膠捲極缺的情況下，他找同生美術照相館譚正曦將圖紙拍成玻璃底版的照片。張鎛告訴傅熹年，照片是他提供給劉敦楨先生的，“‘文革’以後原圖轉到哪個單位已不清楚”。
傅熹年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國馨建議將這批圖紙出版，讓更多人看到、用到如此珍貴的歷史資料。在他們的指導下，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金磊將張鎛珍藏的200多幅“玻璃底版”整理編輯。“至今我也不知為何張先生當年把他珍藏的‘玻璃底版’給我，但我知道它們沉甸甸的，就夜以繼日地整理出版。”金磊説。
200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80週年，《北京中軸線建築實測圖典》一書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儘管業界評價頗高，但金磊心裏一直有個遺憾，玻璃底版的照片有些數字和文字看不清楚，而且彩色渲染圖在玻璃底版上只能是黑白。他希望收藏這批實測圖的單位能將原圖出版，也讓朱啓鈐、張鎛等先賢守護中軸線歷史建築的故事被世人所知。
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0週年，也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北平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80週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和時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曙光商議後決定，兩院聯合編輯出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築測繪圖集》（下稱《圖集》），以紀念兩院的院慶。
《圖集》出版設定了很高的質量標準。“當年測繪人員畫圖是先打鉛筆稿，然後再去上墨線。原圖上鉛筆線的痕跡，清晰可見。為了能夠在出版後看到這些鉛筆線，我們就對所有圖紙都做了高精掃描，而且每一處細節基本沒有做任何改動”。瀋陽是編委會的具體執行負責人之一，據他介紹，“圖集的質量比較高，研究價值並不遜色於原圖。這就導致成本非常高，後來只能限量發行”。
編纂過程中，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樓慶西建議，把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收藏的62張中國營造學社上世紀30年代繪製的北平中軸線古建築測繪圖收入《圖集》。“這些圖紙是當年朱啓鈐搶救的資料，如今仍帶有水泡過的痕跡，是一份難得的歷史資料。”瀋陽説，“他們的工作是一種延續，精神上也是一種傳承。”但遺憾的是，未能將留存在台灣的50張圖紙收入圖集。
2017年6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築實測圖集》正式出版發行。單霽翔説，整理編輯出版這套圖集，“不僅僅是感念先賢的恩澤，也不僅僅是為了科學研究的便利，更是希望它所記錄的北京悠久的城市歷史文化得到活化，使它在保存城市記憶、明確城市定位、支撐城市發展諸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編制北京中軸線世界遺產申遺文本時，編制團隊負責人之一、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高級工程師孫燕發現，“如今北京中軸線不同的建築或建築羣，都有了不同的專門管理單位，但其實有些建築局部仍然沒有近期測繪的圖紙”。
萬幸，孫燕在《圖集》中找到上世紀40年代一些建築局部測繪圖紙，為編制北京中軸線世界遺產申遺文本提供了一定歷史依據。孫燕説，“這套有前瞻性地、比較系統地中軸線重要建築測繪圖紙，是北京中軸線非常可貴的記憶遺產”。
感謝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高級工程師瀋陽，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董事長李彥成，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副會長、秘書長金磊，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編制團隊負責人之一、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高級工程師孫燕對本文采寫的幫助。
來源 北京日報紀事 | 記者 張小英
編輯 謝永利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