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米：我不僅有一半的中國血統，就連我爸爸威廉也有中國血統！

2017年春節期間我在廣東。剛過完春節，我找了個機會去了一趟澳門。這次我去澳門，不是像大多數人那樣去賭場、去購物，而是有特殊使命——去找尋高祖父在澳門的足跡，換句話來説就是尋根。

我所説的“高祖父”，就是我爺爺的姥爺，他是個澳門人。這表明，除了媽媽給我的中國血統之外，爸爸那邊也有一點點中國血統！關於我們是如何發現高祖父是澳門人，之前有一篇公眾號詳細地講述了我的尼克叔叔的驚奇發現，在此我就不多説了。

四年前，尼克叔叔在研究家族史的時候，發現他和我爸的太爺爺（他奶奶的爸爸）曾經是羅馬耶穌會的教士。叔叔在查閲了梵蒂岡的檔案後，發現他在出生地一欄中填寫的是“澳門”。於是尼克叔叔就與澳門歷史學家Tereza Sena取得了聯繫，查詢Crescentius（我高祖父的拉丁文名）的事情。

幸運的是，Tereza當時正在做澳門精英階層的研究，並涉及到了我的高祖父，他在澳門的名字為Joan dos Remedios，血統為澳門和葡萄牙混血。當我得知這個消息，知曉我的英國血統中還摻入了澳門人的基因讓我非常興奮，並一直想到澳門親自與Tereza Sena聊聊，也順便看看祖輩家的大房子。

於是，我與Tereza取得了聯繫，説好2月7號上午11點半在澳門的葡文書局見面。我的澳門尋根一日遊就成行了！

早上，我乘坐南頭開往珠海的城際輕軌，50多分鐘後就抵達了珠海站。通往澳門的拱北口岸就在火車站旁邊，走路不到五分鐘。從這裏，我用了45分鐘辦好出入境手續，並在澳門那邊換了200人民幣的澳門幣。我打了個出租車，從拱北口岸到澳門老區的中心，用時15分鐘，花費60澳門幣（50多人民幣）。到了澳門市中心，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才到約定的11點半，我就逛了逛當地的著名景點——聖多明哥教堂和大三巴牌坊。

澳門歷史城區的街道多為歐式建築，新年假期剛剛結束，街上還掛着紅燈籠，西式建築和中國紅燈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澳門是一個東西方交匯的地方，幾百年裏是歐洲人到中國的必經之地。於是我在最有名的大三巴牌坊停了下來，買了一杯咖啡，坐下來欣賞文化遺產。

11點半，我按時到達葡文書局，與Tereza博士會面很輕鬆愉快。她非常熱情，開着車帶我轉了轉澳門，當然最重要的是去參觀我們dos Remedios家族的大房子。

我和我的家族史的研究員Tereza。

我們一路開車一路聊，車開到了山坡上，很快便到達了Remedios家的大房子的所在地。

在1999年前，我們祖輩的這座大房子是由Remedios家族的人運行的酒店，名叫Hotel Bela Vista （直譯為“好風景酒店”），曾是澳門最有名的老酒店。Tereza在澳門定居30年，她説她以前經常到這家酒店享用午餐和晚餐，而且經常能見到熟人。

1999年，澳門迴歸祖國，酒店便停止運營，成為了葡萄牙駐澳門領事大臣的官邸。實際上這個房子並不是我高祖父的，而是他的富商小舅舅的。值得慶幸的是，Tereza與葡萄牙駐澳門領事大臣是朋友，並允許我們到院子裏轉一轉。

我們站在房後的平台上可以欣賞整個澳門的風景，水對面就是著名的賭場。站在這裏，可以想象19世紀的場景，在沒有填海工程時，陸地要比今天少得多，大大小小的貨船進進出出，雖然沒有今天這樣瘋狂的賭場，但呈現着另一種繁華。

看完房子後，我們回到了車裏，Tereza從包裏翻出了一本文件夾，裏面全是關於dos Remedios的研究資料！她指着家譜給我講述了我的家族史。昨天我還對高祖父知之甚少，而今天我卻彷彿與他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高祖父的爺爺。他父母雙方都是中國人，而他自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擁有數十艘船，經營航運。在他發財致富後，進入了上層社會，因為在當時的澳門，上流人士普遍為天主教徒，所以他也跟隨了此傳統，接受了洗禮，並拋棄了自己的中文名，改為葡語的Antonio dos Remedios。在Tereza看來，他的妻子應該是個中國和葡萄牙的混血。他們生了16個孩子，第四個男孩便是我高祖父的爸爸。在1820年，因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影響，葡萄牙正處於革命之中，澳門也感受到了它的波及，Antonio在這一時期當選為政府官員，並與其他精英領導了這場革命！沒想到，我們家也流淌着革命者的血啊！

我問Tereza，我的高祖父家境這麼好，為什麼要成為教士滿世界跑呢？她認為是因為Joan dos Remedios的父親英年早逝，把他養大的那位舅舅是一名教士，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聖若瑟修院接受了天主教教育，並在19歲的時候前往羅馬，成為耶穌會的一員，拉丁文名為Crescentius。

耶穌會是非常注重學術的修道會，Joan dos Remedios學會了5種語言，並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取得了神學和哲學的博士學位。但奇怪的是，14年後，他在西班牙因為與耶穌會的思想產生衝突而辭去了教職，改信英國新教。到了英國，他試圖成為坎特佈雷大主教但是被拒，經過多次懇求才落了個牧師的職務，很有可能是因為他以前為天主教徒，而且還有中國血統，在英國不受待見。可惜的是，他從19歲離開家，就和澳門的親戚斷絕了家庭關係，再也沒有回來過。後來，他與Emily Chignall結婚，他們的四個孩子都出生於巴西（巴西也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後來，高祖父移居美國，於1911年在紐約去世。

我感興趣的不是家族以前的光輝，而是高祖父為了信仰來到異國他鄉的勇氣，他可以捨去在澳門奢侈的生活，走上信仰的道路，尤為可敬。

我和ereza聊完之後，便來到了一家正宗的葡萄牙餐廳享用午餐。我倆點了脆皮豬扒和巧克力蛋糕。我嘴裏咀嚼着美味，但是感覺有些心酸。

想到高祖父19歲為了信仰，離開家鄉，不吃“回頭草”。他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並改宗換教，精通5種語言，娶了英國妻子，在巴西生了四個孩子，但是他再也沒有回到生養自己的鄉土上，品嚐家鄉的菜餚。

我相信性格是能夠遺傳的，在19世紀，他是真正的世界人。他做出的各個決定都非常勇敢，在那個時代走過如此多的地方，實在太難得了。我爸爸30多年前，來到中國獨步萬里長城，娶中國妻子，生兩個混血娃，顯然也是遺傳了他的“探險基因”。

這就是我與澳門的一份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