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復興
初春的一天，快到中午了，我從天壇東門進園，沿着內垣牆根兒往南走。內垣前有一道平整的甬道，方便人們散步或跑步。甬道旁，是前些年新栽的柏樹，已經蔚然成林。我小時候，這裏可不是這樣，天壇並沒有東門，在東門稍微往南一點兒的位置上，有一個外垣的豁口。為了不買門票，我們一幫孩子常從這個豁口跳進天壇裏玩。那時候，柏樹林的位置上是菜園，也種有白薯，不知是天壇自家的，還是附近居民種的。總之，有些荒僻，也可以説有點田園味兒。
如今內垣是整修過的了，往南走不遠，是東天門。東天門保留得很完整，三座城門，綠瓦紅牆。東天門正對面，南北兩邊有兩個長凳。有時候，我會坐在這裏，畫正對面的東天門，也可以畫甬道上來往的遊人和他們身後的柏樹林。
這一天，這兩個凳子正好有一個是空的，我緊走兩步，想坐在那裏畫畫。還沒走到凳子跟前，前面凳子上的一個女人突然站了起來，迎面向我走了過來。我以為是熟人，停下，想等她走近，看清是誰，好打個招呼。
走近一看，不認識。她卻開口對我説道：你可是來了！這話説得我有些發矇，定睛仔細再看，真的不認識，剛要開口説您認錯人了，看我片刻遲疑，她的話已經搶在我前頭：怎麼，你不是毛頭呀！
她真的是認錯人了。我忙對她説：我不是毛頭。
她似乎有些不甘心，以為我在和她開玩笑，問道：您……不姓陶嗎？
我對她説：我不姓陶。
一下子，她像泄了氣的皮球，剛才的興奮勁兒消散殆盡。停了半晌，對我抱歉地説：真對不起！眼拙了，我認錯人了！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下她，是個長得精悍的老太太，瘦瘦的、高高的，戴一副精緻的眼鏡，皺紋已經爬滿臉，但面容白皙，年輕時應該是個挺招人的美人。
沒關係！歲數大了，我也常認錯人！
聽完我這句話，她顯得有些不高興，問我一句：歲數大了？您多大歲數了？您大，還是我大？
我告訴她：我今年七十五了，歲數還不大嗎？
她微微嘆了口氣：我今年七十六了，比您大一歲。
相仿的年齡，讓我們兩人一下子有了點兒同病相憐的感覺，坐在椅子上聊了起來。我這才弄清楚，老太太是來等人的。約好了上午10點整在這裏等，這都快12點了，人還沒等到。
我們原來都是四十九中的同學。四十九中，你知道吧？
我説知道，就在幸福大街上。
我們兩家也都住附近，小時候常到天壇這裏玩。那時候，這旁邊有個豁口，你知道吧？
我説知道。
我們常翻過豁口，就跑到東天門了。
我説我們小時候也是這樣，天壇就像是我們的後花園。
不僅年齡相仿，經歷也相仿，童年和青春時光一下子回溯眼前。她笑了笑，爽快地對我講起今天在這裏約會的來龍去脈。老太太和這位爽約的陶同學，是中學六年的同班同學，一起上學、放學，星期天去圖書館也是約好一起去的，彼此挺要好。1965年高中畢業，兩人考入了兩所不同的大學，陶同學的大學在北京，老太太的大學在西安。分別之際，兩人把六年中學時光彼此心照不宣的感情吞吞吐吐地説了出來，話説得吞吞吐吐，意思很明確，就是想把這樣的感情延續下去。誰想，剛上大學還不到一年，“文革”爆發了，課停了，一個去了邊疆的部隊，一個去了大山裏的五七幹校。等大學畢業分配工作，是將近十年之後的事情。這樣的顛沛流離中，剛開始還通了幾封信，後來，漸漸地，信沒有了，兩人斷了聯繫。等她退休從外地回到北京，老街老屋面目全非，她自己已經是個老太太。
一晃，從1965年到今年2022年，你算算多少年了？大半輩子過去嘍！老太太感嘆了一句。
是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您還記得！
怎麼能不記得呢？雖然也算不上什麼初戀吧，畢竟也是第一次朦朦朧朧的感情，挺美好的事情。
如果不是中學同學聚會，老太太也想不起和陶同學聯繫。陶同學沒有參加聚會，老太太是從別人那裏要到他的手機號碼，給他打通電話，他很意外，也很高興。小六十年沒有聯繫了，突然又聯繫上了，擱誰也都高興。
這地方就是他定的。小時候，我們都翻過豁口到這裏玩過，這裏有三個大紅門，雖然那時候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可都知道這裏啊！老太太指着東天門，對我説。
可是，陶同學定好的這個地方，他卻沒來。老太太嘆了口氣。
我安慰她説：興許，他是想保留青春時的美好印象吧。
是啊，現在都老眉咔嚓眼了！老太太搖搖頭，過了一會兒，對我説：我真後悔，幹嗎心血來潮給他打了那個電話？他也真是的，定好了這個地方、這個時間，自己又不來了，這是給我掄靴子玩嗎？其實，見個面，就是想敍敍舊，有什麼呢？
老太太快人快語。我知道，她是在發泄，這樣性格的人，發泄完了，心裏就痛快了，也就沒事了。
忽然，老太太問我：假如你是他，今兒你來不來？
是啊，假如我是陶同學，今天我來不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