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台“中央計算機”，它完全有可能把需求和供應的每一個信息進行實時的抓取和計算，從而實現蘭格先生的理論暢想。
文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蘭格先生已經寂寞了很多年，屋前的院子長滿了雜草。
幾天前，凱恩斯和哈耶克攜手去他家串門，發現蘭格正收拾行李，一副要出遠門的樣子。
“親愛的奧斯卡，俄羅斯人在跟烏克蘭死磕，還沒顧得上你的老家波蘭，你這是要去哪裏湊熱鬧？”哈耶克跟他開玩笑地説。
“誰説我去波蘭。”蘭格一臉的嚴肅，“我去的地方比那要緊得多。”
這回輪到凱恩斯和哈耶克很好奇了：蘭格先生，這是要去哪兒呢？
01在上個世紀中期的全球經濟學界，奧斯卡·蘭格（1904-1965）名聲顯赫，毫不遜色於凱恩斯和哈耶克。
他是一個波蘭人，極其早慧，14歲參加波蘭社會主義青年同盟，成年後攻讀法學博士，不到三十歲就成了左翼思想領袖。後來留美十年，在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過政治經濟學。二戰結束後，蘭格被波蘭政府任命為駐美大使以及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歸國後出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去世的時候，波蘭為他舉辦了隆重的國葬。
在當時所有的經濟學家裏，蘭格的官是當得最大的，而同時在學術上，也儼然是一派宗師。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創立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學説體系。
自蘇聯的命令型計劃經濟模式誕生後，就有經濟學家對之提出了挑戰和質疑。其中最出名的是奧地利的米塞斯，他在1920年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
米塞斯的觀點，理所當然地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的集體炮轟。絕大多數的人一味地為蘇聯模式辯護，而只有蘭格獨闢蹊徑。他於1936年發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這篇檄文中，蘭格通過複雜的數學模型，“強有力”地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可以通過“試錯法”獲得均衡的價格，從而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蘭格看來，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也許真的是死路一條，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路線的失敗。相反，如果將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融合在一起，由計劃部門“模擬市場”，在國有制下，仍然可以引用競爭力量改善經濟運行效率。
我簡單的舉個例子，來把“蘭格模型”講明白：
比如有一個鐵礦場，把鐵礦石挖出來賣給鋼鐵廠，它可以把原材料價格、礦工的勞動價值及礦場運營成本加在一起，算出一個合理的銷售價格。鋼鐵廠冶煉出鋼錠賣給自行車廠，也可以綜合算出一個價格。自行車廠把自行車賣給商店，依然可以如法炮製。每個企業組織都是一個獨立的核算單元，它們之間的交易，完全可以形成為一個由計劃部門來主導的“模擬市場”。
這樣是不是很完美？既沒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無序市場競爭，又不會出現任何怠工或壟斷現象，只要上級部門把賬算得很合理，公平與效率將同時出現。
02“蘭格模型”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理論上，它啓迪了一代社會主義實踐者。
在1950年代末之後，蘇聯模式的弊端暴露無遺。東歐各國開始進行各自的經濟試驗，形成了所謂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羅馬尼亞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論模式，便是由蘭格創立的“市場社會主義”。在蘇聯和當年的中國，它們被通稱為“修正主義”。
在西方經濟學界，對蘭格批判得最起勁的，便是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他先後發表了《社會主義的計算》等三篇論文，以信息機制無效率為主要理由，論證“蘭格模型”在現實中行不通，仍然是一種“致命的自負”。
蘭格當然不服氣。在二十年的時間裏，這兩位來自中歐的學者一直筆戰不止。到後來，蘭格突然找到了一個類似“核武器”一樣的戰略工具，可以幫助他完美地實現“模擬市場”的有效性，那就是計算機。
比如，當時東歐最大的經濟體是南斯拉夫，在那個國家有2.5萬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相當於兩萬多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如果通過人工計算的方式，來協調企業之間的產供銷合同，當然會十分的費時費事，而且很容易失真。但是，如果有一台高效率的計算機呢？很可能是算得明白的。
蘭格先生去世於1965年。他寫的最後一篇論文題為《計算機和市場》。他很自信而不無遺憾地寫道：“如果我今天重寫我（1936年）的論文，我的任務可能簡單得多了。我對哈耶克的回答可能是：這有什麼難處？把聯立方程式放進一台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一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市場過程連同它的繁瑣的試驗似乎都已過時。我們大可以把它看做電子時代以前的一種計算裝置。”
總之，蘭格先生至死都認為，國家計劃配置資源與市場配置具有相同的效率。在沒有電子計算機的情況下，計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國家計委用“模擬市場”的辦法來規定價格，而有了計算機，一切的困難都將迎刃而解。
03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蘭格先生曾經“來”過中國。
1978年，我們開始搞改革開放。確定方向是一個政治活，而道路怎麼走，則是一個技術活。
在當年的全球經濟學界，如同華山論劍，有四大宗派，西方世界有崇尚完全自由的哈耶克主義和主張政府調控的凱恩斯主義，在東方世界，有極端計劃經濟的斯大林主義和主張“模擬市場”的東歐蘭格主義。
走前面兩條路，步子會扯得太大，第三條路已經試過走不通，於是，大家把希望寄託在第四條路上。
從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國先後邀請了兩位重量級的東歐經濟學家來傳經送寶，他們是波蘭的弗·布魯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錫克。這兩人是當世最著名的蘭格門徒。
尤其是布魯斯，他曾任波蘭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了1956年波蘭經濟改革方案，是蘭格理論的嫡系傳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調節市場機制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被稱為“布魯斯模式”。
布魯斯和錫克，分別在中國待了近一個月，這期間，他們認真地宣講了東歐經濟改革的經驗及其對中國改革的借鑑意義，與北京最頂級和參與政策制訂的學者們進行了細緻而廣泛的交流。
在他們離開後，中國學者向最高決策層遞交了一篇題為《布魯斯和錫克的經濟模式述評》的長篇報告。在報告中，中國學者認為，與命令型計劃經濟相比，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頗有新意，但是，它仍然沒有徹底地跳出計劃的大框框，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最終都失敗了。因此，對於中國來説，它們有借鑑的價值，卻無法“拿來就用”。
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道路選擇。蘭格先生“來”過了，把“經”也留下了，不過，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卻走出了一條前所未見的第五條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思想創新是，允許私人企業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並壯大。這個“意外的變量”，導致了經濟活力的徹底釋放。
此處是不是應該有掌聲?
04我在這篇專欄裏寫的這些陳年舊事，都是吳敬璉老師告訴我的。
十多年前，我寫《吳敬璉傳》，聽他詳細講述了當年接待布魯斯和錫克的全過程，而他正是那篇《布魯斯和錫克的經濟模式述評》的執筆者之一。
吳老告訴我，當年布魯斯和錫克的講學，給他及所有的中國學者帶來很大的震動，雖然中國最終沒有走東歐道路，不過，他們還是帶來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忠告：“他們再三告誡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社會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對這層意思的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到更遲的時候才有所感悟。
再説回到蘭格先生。
這位控制論高手和狂熱的計算機愛好者，對當今世界的信息革命應該非常的振奮。在他去世的1965年，IBM剛剛發佈了世界上首台指令集可兼容計算機S/360，它每台的售價高達250萬美元，而其算力還不如當今任何一台普通計算機。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互聯網的出現、手機的普及以及大數據、雲計算和智能硬件的應用，正在把一個國家的每個人、每座城市和企業，乃至每一台機器，都連接在一起。如果有一台“中央計算機”，它完全有可能把需求和供應的每一個信息進行實時的抓取和計算，從而實現蘭格先生的理論暢想——“在一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
蘭格的復活，在某些人看來，也許真的是一秒鐘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如果蘭格跟哈耶克或凱恩斯還在爭吵的話，他的聲調一定十分的高亢。
至於這一會兒，他是不是已經出門了。我也不知道。
本篇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何夢飛
責任編輯 |何夢飛| 主編 | 鄭媛眉 | 圖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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