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慶 文博研習社 2019-03-28
敦煌莫高窟428窟後壁上的五塔組合式佛塔造型奇特，在北朝的佛塔樣式中是獨一無二的。文章通過對佛塔的形制分析，結合相關文獻資料，認為該塔在設計上獨具匠心，即套用了犍陀羅帶有四根三寶柱覆缽塔的形式結構，在具體塔樣上又借鑑了北齊皇家石窟帶廡殿頂式塔檐的單層覆缽塔，並將其濃郁的西域風格改造為漢式風格。428窟五塔組合，是設計者立足北周文化藝術取向，融匯東西兩方面的佛塔藝術要素，再加自己的匠意獨創而成。此外，對該塔形制淵源的探討，進一步將428窟的建窟時間，從原來認為的北周保定五年至建德三年（565-574）之間，推進到天和三年至建德三年間的這段時間內（568-574）。
敦煌莫高窟428窟建於北周，由時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於義開鑿[1]。其後壁繪有一座佛塔，為五塔組合式，形制奇特。就目前所見資料來看，其樣式不僅在南北朝僅見，就是縱觀整個中國佛塔發展史，它的形式也是罕見的。當然這並不是單指其五塔組合的形式，五塔組合早在北魏便已出現，而是指它整個的建築特徵。關於這座佛塔較為重要的兩篇文章，一是施萍婷、賀世哲的《近承中原遠接西域——莫高窟第428窟研究》，文中對佛塔名稱做了重新考定。另一篇是李玉珉的《敦煌428窟新圖像源流考》，文中對佛塔的形制淵源進行了考證。由於此塔不僅形制罕見，相關文獻更是稀少，因而李先生在文中也説：“目前受限於材料之不足，筆者很難肯定四二八窟金剛寶座塔之圖像源頭為何。”她據佛塔上的斗栱和中國式殿堂的屋宇，以及《續高僧傳》等文獻中相關的記載，謹慎地推斷此塔“和中原傳統似有關聯”[2]。劉敦楨等先生在其撰寫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中也提到428窟佛塔：“三層，表面繪出木構柱楣，斗栱及壁帶的形象，與交河故城中佛塔相比，已具有較多漢地成分”。[3]
428窟佛塔所處的時代為南北朝晚期，所謂中原文化的具體內涵有所不同，由於梁-陳、西魏-北周、東魏-北齊三個政權的並立，使得其轄區範圍內的文化各具特點，那麼在當時，政治上既有政權割據，而文化上又有融通交流的狀況下，428窟佛塔所受的“中原”影響究竟為何？此外，就縱向的時間而言，428窟佛塔上的木構建築特徵至少在北魏、西魏時的敦煌壁畫中已經存在，當然籠統説它是受中原（或漢地）影響固然沒錯，但它究竟承襲的是北魏以來敦煌漢式建築特徵，還是在北周時從內地（包括上述三個不同的文化區域）又輸入了已有了新發展的建築樣式？這就需要細加甄別。
儘管圖像及文獻資料缺乏,但若將佛塔的各主要圖像因素拆開解讀，逐個擊破，那麼428窟佛塔形制淵源仍有跡可尋。下文關於此佛塔形制淵源的考察，希望能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
一、428窟佛塔形制特點
敦煌莫高窟428窟壁畫中的佛塔位於洞窟主室後壁（西壁）南側，其形制為五塔組合式（圖1）。中央主塔高大立於雙層塔基之上[4]。主塔可分為四層：第一層為拱門入口，門兩側牆壁平素無裝飾。第二層繪四力士，赤身僅着短褲，披佩帛。第三層寬大的拱門內繪釋迦誕生圖。第四層為一佛二菩薩的鋪像組合。三、四層均有斗栱，廊柱併為三間四柱式。上為塔檐，是中國木構廡殿頂式，再上為覆缽塔頂，兩側有受花（山花蕉葉），中間立金翅鳥，覆缽上繪覆蓮紋飾。覆缽上為塔剎部分，最下有一平台（平頭），上安階梯狀受花。受花中間立剎杆，置七重相輪，最上為仰月火焰珠組合。從火焰珠至覆缽頂拉有兩串鈴鐸（或瓔珞寶飾），仰月兩側各有兩條繒幡，各呈S狀相互交錯飄擺下垂至塔頂兩側。概括而言428窟佛塔最顯著的特徵有三：
圖1 莫高窟428窟佛塔 北周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北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3敦煌北周》， 遼寧美術出版社、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頁，圖57。）
1、五塔組合，四小塔位於主塔四隅，各有基座，與主塔分離。樣式與主塔相似，只是較細更像四根裝有塔剎的立柱，無木建廡殿式塔檐。小塔分三層，每層均有兩根柱子並施斗栱，各層無平座。塔剎與主塔也略有不同，小塔塔剎有雙重仰月，在兩重仰月之間有三個三角狀排列的圓輪（三寶輪），上層仰月中安火焰珠。
2、 木構廡殿式塔檐與覆缽塔頂的組合
3、多層帶平座塔身
下面本文將針對佛塔這三大特點進行逐一分析，以探討此塔的形制淵源。
二、佛塔形制特點分析
（一）五塔配置
1、關於塔名
這座佛塔最顯着的特點之一就是它的五塔配置形式，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很多學者將其稱為“金剛寶座塔”[5]，但在傅熹年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則根據塔的組合關係審慎的稱此塔為“聚合式塔”。
查隋以前的佛教文獻有“金剛塔”及“金剛座”之名[6]，然並無無“金剛寶座塔”一詞。“金剛寶座塔”與“金剛塔”及“金剛座”實為兩組完全不同的概念[7]，“金剛寶座塔”在佛教體系中是有着特定宗教內涵的塔式，其名稱是隨着佛教密宗金剛乘五方佛觀念的出現而出現，基座上的五塔與五方佛相配，是佛教密宗金剛乘根本宇宙觀的體現形式之一。其核心經典“《大日經》形成於6世紀末的中印度，盛行於7世紀後半葉的中印度、北印度和西域一帶。《金剛頂經》成書略晚，大約於7世紀後半葉在東南印度形成，7~8世紀向外傳播。”[8]由此推斷，繪於6世紀中葉的428窟五塔組合式佛塔應該不會已經體現出完整的五方佛理念，故“金剛寶座塔”之名也不會出現於此時。另，李玉珉先生論述428窟佛塔時提到唐法琳《辨正論》中的一段材料：“（北周高祖宇文邕）武成二年（560年）為文皇帝。造錦釋迦像。高一丈六尺。並菩薩聖僧。金剛師（同獅）子週迴寶塔二百二十軀。”[9]據此她推斷428窟佛塔與金剛寶座塔“從名稱上來看，二者可能有關”[10]。然《辨正論》中不止一次出現“金剛師子”一詞，同是北周，孝明帝曾造“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11]唐貞觀年間，“……奉造釋迦繡像一幀。並菩薩聖僧。金剛師子。”[12]將“金剛師子”與“菩薩聖僧”並置，可見其當為一種或人或獸或人獸組合的一種圖式，文中説“金剛師子週迴寶塔”，“週迴”當是環繞或圍繞之意，也就是説寶塔的某個部位是由“金剛師子”這種圖像環繞裝飾的。更重要的是，在《辨正論》中法琳明確指出“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13]，可見，由“金剛師子”這類護法善神環繞的佛塔與“金剛寶座塔”應當沒有什麼關聯。
綜上所述，將428窟佛塔直接命名為金剛寶座塔欠妥。施萍婷、賀世哲先生根據當時的佛教歷史背景及洞窟的具體情況，經考證將其命名為“五分法身塔”[14]，筆者以為比較妥當，因為在如428窟這樣高級別的石窟中出現形制如此奇特的佛塔，其設計者一定是有所宗教寓意的，至少在沒有更直接的證據證明此塔究竟為何時，“五分法身塔”的命名比較合理[15]。
但不論將其稱為“金剛寶座塔”還是稱為“五分法身塔”，都是從佛教義理着眼而為之命名，就其五塔組合建築形式而言，當自有淵源。
2、五塔組合形制淵源
中國早在北魏雲岡石窟及單體石塔中已經出現這種五塔組合形式，即中間主塔高大，四隅小塔與主塔體積相差懸殊。如，南禪寺舊藏北魏石塔[16]（圖2A），雲岡第6窟上層塔柱（圖2B），舊藏山西崇福寺（現藏台北歷史博物館）的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小石塔（圖2C），此外，在四川廣元皇澤寺45窟中心柱的上部也出現四塔位於柱體四隅的組合形式（圖2D）。至於文獻中記載的五塔組合式佛塔，為人們引用最多的是隋修寂寺佛塔：“仁壽（601-604）建塔。下勅送舍利於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磚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17]此修寂寺佛塔的年代，李玉珉先生認為約與敦煌428窟佛塔時間相近。
圖2 北魏五塔組合式佛塔
A南禪寺北魏石塔 ，B雲岡第6窟上層塔柱， C北魏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小石塔，D廣元皇澤寺第45窟中心塔柱 北魏晚期 （A筆者據李裕羣《五台山南禪寺舊藏北魏金剛寶座石塔》圖一重繪，《文物》，2008年第4期，第83頁；B、C 引自楊超傑，嚴輝著：《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塔》圖十一、十二，第40、41頁；D筆者據羅宗勇主編《廣元石窟藝術》圖版14繪）
將四小塔置於主塔四隅的組合方式，有學者認為“這可能與漢朝禮制建築具有因襲相承的關係。”[18]所謂漢朝禮制建築，即指漢長安城南郊的“十幾個規模巨大的禮制建築遺址”其“.每個遺址的平面沿着縱橫兩條軸線採用完全對稱的佈局方法,外面是方形圍牆,每面闢門,而在四角配以曲尺形房屋,圍牆以內,在庭院中央都有高起的方形夯土台”。[19]（圖3）這是漢代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的材料，早在先秦文獻中，就已經出現了關於在城四角設置建築物的記載，如《墨子·城守篇》中關於城四角建有高建築物的記載。而之所以於城四角置建築物即角樓，主要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正如宋代陳規在其《守城錄》卷二中所説：“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腳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堤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就實物而言，廣州、武威雷台等地出土的漢代建築明器（多為塢壁形式）（圖4），其圍牆四角上均置有角樓。在南北朝時期，寺院於院牆四角也置有角樓，如北周造像碑上的寺院（圖5），此一形式隋唐承之，一直延續到五代[20]。
圖 3 漢代禮制建築平面示意圖
（筆者據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築史》漢代禮制復原圖繪製）
圖4 漢代陶樓 甘肅武威雷台漢墓
（引自孫機《中國早期高層佛塔造型之淵源》，載《 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遼寧教育出版1996年版，第287頁，圖六）
圖5 藥王山北周四面線刻造像碑中寺院 筆者繪
可見，在中國傳統建築中對四角位置的重視由來已久，至少自戰國以來這種觀念已經成形。南北朝時寺院四角出現角樓，很可能也是受到來自中國傳統建築觀念的影響。但在佛教中同樣也存在着關於四角位置的相當重要的記載，特別是在四隅位置立窣堵波的記載，據《大唐西域記》載：“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21]。
由上述可知，當年佛陀覺悟處——菩提樹垣的大體格局，即在一長方形的城垣範圍內，中間為金剛座，四角各有一窣堵波（圖6）。應當注意的是，玄奘筆下的菩提樹垣及金剛座是一處城垣的整體佈局狀態，類似於漢代的禮制建築以及漢明器中的塢壁佈局，而非如上所舉北魏石塔或石窟塔柱那樣五塔緊挨的獨體建築形式。但玄奘對印度佛教古蹟菩提樹垣的記述畢竟為五塔形制的淵源提供了佛教方面的依據[22]。此外，在印度鹿野苑的一處不大的廟宇建築遺址中，其殘留基座部分的平面圖亦顯示出類似五塔組合所形成的建築平面形式（圖7）。
圖6 菩提樹垣平面示意圖（筆者繪）
圖7 Panchaytan 廟 鹿野苑（薩爾那特考古博物館）
圖8 Panchaytan 廟平面圖（筆者繪）
（Panchaytan temple，Shrine with decorated bricks
引自SARNATH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India,New Delhi:Veerendra Printers, 2006，P58）
來自印度的記載與建築遺蹟為中國五塔形制的出現提供了佛教方面的依據，而漢地的建築傳統也使五塔形式在中原顯得不那麼突兀，並與中國傳統建築格局相契合。或許正是在這雙重作用的影響下出現了北朝的五塔組合形式。這一點與孫機先生在《中國樓閣式木塔造型的淵源》中所提到的，中國樓閣標柱上建九重華蓋與印度式的塔剎的同構關係頗為相似[23]。而北魏時五塔組合式塔小塔位置的不固定，樣式也多不統一（上列四件佛塔的四隅小塔具四種樣式），充分説明五塔組合尚在初始階段，並未形成固定程式，也不存在一個如“金剛寶座塔”那樣固定統一的宗教內涵。
敦煌428窟佛塔五塔組合形式的出現，就其觀念而言，大約也不會超出上文所提到的印度與中國兩方面的原因，且在中國，北魏以來已出現了五塔組合的先例。但仔細觀察428窟之塔的具體組合方式以及大小塔之間的比例關係，與北魏又有所不同。南禪寺北魏石塔、雲岡第6窟上層塔柱以及曹天度小石塔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五塔均處於同一基座上，且小塔雕有龕像。其中曹天度小石塔五塔樣式一致，只是四隅之塔比主塔小很多，儘管比例相差懸殊，但基本上是大塔的成比例縮小。敦煌428窟佛塔四小塔樣式雖與主塔基本相同，但卻非主塔成比例縮小，而是明顯變得瘦長，且塔上平素無佛龕像、無類似主塔上的廡殿頂塔檐，雖有相輪以示為塔，但與其説是塔倒不如説更像是四根柱子。仔細觀察塔基會看到，四小塔各有基座且與主塔不在同一個基座上，這一點與北魏五塔組合樣式明顯不同。這一重要細節的變化或許説明，428窟佛塔另有其更直接的範式來源。
眾所周知，位於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藝術在早期的佛教傳播中曾給予中國佛教藝術以巨大的影響。儘管南北朝中後期以來，犍陀羅藝術的影響漸漸被印度古典藝術主義的典範——笈多藝術所取代，但在繁忙的中亞絲路上，眾多的犍陀羅藝術遺蹟則表明它依然還持續着對中國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已逐漸衰微。
在犍陀羅佛塔藝術遺存中，我們看到有一種在塔的四角位置或正面的兩邊立有四根或兩根石柱的樣式（立有兩根柱子的或許是由於佛塔雕於平面石板上，由於正透視原因，後面兩個石柱被遮擋）。柱頭有的立有石獅，這種形象淵源或許與阿育王石柱有關。圖9是一座雕於石板上的覆缽塔，圖10是一處位於塔叉始羅（Taxira）的配有四個石柱的佛塔實物遺蹟。圖11是一座現藏於柏林的佛塔雕刻，這些圖片可以幫我們復原出當年犍陀羅佛塔的完整形態。四角的石柱習慣上稱為三寶柱，源頭可追溯到佛像還未產生的時代。人們以一個車輪狀圖形象徵佛陀説法。用三輪並置代表佛、法、僧三寶，這通常被稱之為三寶輪或三寶標，其排列方式有一字排開者，有呈品字狀排列者（圖12），當然也有一輪者[24]。
圖9 犍陀羅浮雕塔
（引自慄田功：がング-ラ美術 I，2003年版，第259頁，圖538）
圖 10 塔叉始羅佛塔遺蹟 健陀羅 公元1世紀
（引自陳亦愷《略論北魏時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浮雕塔形》 第241頁，圖二六）
圖11 Stupa With Pillars Gandhara 2nd Century, photographes East Asian Art Museum, Berlin
（帶有四根石柱的佛塔，犍陀羅，公元2世紀，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藏）
圖12 三寶禮拜
（引自慄田功： がング-ラ美術 I ，第152頁，圖287）
428窟佛塔四角的小塔，除了塔基與主塔不在同一個基台上、形狀瘦長類似柱子外，還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即塔剎上呈倒品字狀排列的三寶標。三寶標也出現在北魏257窟佛塔的塔剎上，只不過它是一字排開式，且圓形的三寶輪被演變成富有裝飾意味的菱形。在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將三寶標置於塔剎、成為佛塔的一個組成部分本無可厚非，428窟佛塔四小塔的塔剎似乎也是這一進程的產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四小塔的塔剎與主塔略有不同，主塔相輪上即為仰月火焰珠，而小塔上則在相輪與仰月火焰珠之間多出了一層仰月三寶標。實際上，這重三寶標沒有亦未嘗不可，小塔本可與主塔保持完全一致，但三寶輪的出現則暗示了小塔原型為三寶柱的意函。圖13是428窟佛塔的線圖，從這張清晰的線圖上可看到四小塔基座與主塔分離的狀態，與犍陀羅石板雕刻佛塔三寶柱與主塔的關係如出一轍。
圖13 428窟佛塔線圖
(引自楊超傑，嚴輝著《龍門石窟雕刻粹編 佛塔》，第 42頁圖，十三：2 ,)
北魏五塔組合，四小塔與主塔比例相差懸殊，而428窟佛塔四小塔與主塔比例明顯增大，其高度比例關係與配有三寶柱的犍陀羅佛塔相近。可見，428窟佛塔樣式的出現是融合了北魏以來五塔樣式的思想模式以及配有三寶柱的犍陀羅佛塔模式的基礎上而產生的[25]，而其中後者的影響更為重要。所以428窟佛塔四小塔樣式基本與主塔保持一致，類似北魏曹天度小石塔，但比例關係與北魏五塔則大不相同。下圖為428窟佛塔五塔組合形式來源示意圖：
（二）木構廡殿式塔檐與覆缽塔頂的組合
428窟佛塔形制奇特：雖是五塔組合但卻與北魏以來的五塔形式有別；中國傳統木結構建築廡殿頂式的塔檐，但又在其上加覆缽；多層塔身類似中國樓閣式塔，每層建有平坐但腰檐處又無塔檐，而平座的設置又與北魏均無平坐的樓閣式塔[26]相異。凡此種種，往往干擾了人們對它形制淵源的判斷，因為沒有一個先例與此塔形制完全或大部分相同，故而使人難覓其蹤。但若排除各種干擾因素觀其主旨，就會發現此塔的主體（中央主塔的最上一層）形式，實際上是仿木結構與覆缽相結合的單層塔(圖14)。特徵是：塔身前有四根檐柱，柱頭託闌額與斗栱，正面看去，形成三間四柱的形式，其上為鋪有瓦壟的類似木構建築廡殿頂的屋檐，再上為覆缽頂，兩側有受花，最上端安置塔剎。
圖14 428窟佛塔主塔上部(筆者繪)
其實仔細觀察中央主塔也會發現，下面兩層分隔處設有圍欄平座，若是真塔則可供人憑欄眺望，但最上面一層則無平座及欄杆，給人一種上下拼合之感。
1、428窟佛塔主體塔身形制來源
對於含有覆缽頂或本身即為覆缽的單層塔，從現存南北朝時期佛塔的圖像資料來看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
I型：單純印度式窣堵波塔。單純窣堵波塔在中原內地所見不多，主要有山西南禪寺所藏北魏石塔[27]，其佛塔第一層四角各有一單純的窣堵波覆缽小塔，敦煌北周301窟佛塔以及428窟薩多太子本生壁畫中的佛塔等。
II型：亭閣式覆缽塔。這類塔形總體上雖不如樓閣式塔普遍，但從北魏雲岡石窟、北魏後期洛陽龍門石窟、東魏-北齊邯鄲響堂山石窟中均有出現。此外，安陽靈泉寺亭閣式覆缽塔（灰身塔）、北周藥王山石刻博物館所藏亭閣式覆缽塔，以及南北朝時期石刻造像背光上的亭閣覆缽塔等[28]也均屬此類。
III型：仿木結構與覆缽相結合式塔。這類塔式一般是作為石窟的外立面，即它是一種“外貌模擬佛塔的窟前石雕仿木建築”，並且其形制“目前尚無早於北齊的實例，流行的時間僅限於北齊一代。”[29]這裏所説的“北齊一代”，主要就是指由北齊皇室開鑿的邯鄲響堂山石窟。這類塔形窟“記有北響堂北洞、中洞、南洞（圖15），南響堂第3、7窟（圖16），水浴寺第1窟，共六窟，佔全部響堂北齊洞窟（共十一窟）的一半以上”[30]。其典型特徵是覆缽底部邊緣有仿木構建築屋頂（廡殿頂）的塔沿，塔身有立柱。
圖15 北響堂南洞外立面示意圖
（引自唐仲明《晉豫及其以東地區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響唐山石窟為中心》，第51-1頁，圖12。）
圖16 南響堂第7窟外立面線圖 北齊
（張林堂 孫迪編著：《響堂山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 第106頁）
428窟佛塔的主體類型即屬於III型。它與響堂山塔形窟除了裝飾風格、紋樣細節上有所不同外，其大體形制結構：廡殿頂式塔檐，上有帶受花的覆缽，下為三間四柱式，如出一轍。雖形制結構相同，但通過圖像對比，很容易看到二者風格的差異，其中最明顯的是廊柱。北周428窟佛塔的三間四柱，為典型漢式的斗拱木柱，上面還有闌額，而北齊的則是多稜柱，柱頭是寶珠。北周塔覆缽處的受花為帶有弧線的階梯狀，而北齊的則是以曲線為主，尤其是南響堂第7窟外立面的受花。北周和北齊的這中III型塔式，一個具明顯的漢式風格，一個為鮮明的異域風情。
關於響堂塔形窟的開鑿時間，北響堂北洞和中洞有學者認為早在東魏晚期就已經開鑿，而多數學者則認同開鑿於北齊初。保存狀況較好的是北響堂南洞，其遺留的塔檐塔身特徵較為清晰，且時間較早，多數學者為其設定的時間下限不超過公元568年[31]，即北齊河清七年(北周天和三年)，此時響堂山造塔形窟的風氣已經盛行。從現有資料來看，III型塔只出現在兩個地方，一是響堂山，一是敦煌428窟，而428窟為刺史於義所建，他任瓜州刺史的時間約在武帝宇文邕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之間[32]，約在響堂流行塔形窟之時，可見此佛塔樣式很可能是於義從長安帶去，而它的源頭則來自北齊皇室佛窟——響堂山。之所以認為這種塔式很可能是於義從長安帶去，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就北朝佛塔樣式流行背景來看。
從北朝佛塔整體情況而言，普遍流行的還是中國傳統的樓閣式塔。據唐仲明統計“在雲岡石窟全部120餘座塔中，單層佛塔僅有14座，其中窣堵波式塔有四座，單層覆缽式塔僅佔全部佛塔的10.8％；龍門石窟全部17座佛塔中，單層佛塔有四座，其中窣堵波式一座，單層覆缽式塔佔全部佛塔的17.6％。”[33]這是石窟中的情況。下面再看都市及其周邊的佛塔狀況。
唐仲明在對《洛陽伽藍記》佛塔的統計中，單層覆缽塔最多也只佔18.75％[34]。儘管在北齊，響堂山石窟單層覆缽塔流行一時，但在其都城鄴南城朱明門的延長線上，曾經卻聳立着一座規模僅次於洛陽永寧寺的樓閣式方形木塔，從其所處位置來看其寺院級別較高[35]。儘管北朝晚期的這類高偉的樓閣木塔實物今已不存，但陝西臨潼博物館所藏的一塊北周造像碑上，卻保留着一座比較完整的此類佛塔的圖像，這是一座北周塔，約為九層，每層塔檐上方設有平座（圖17）。《金石萃編》載北周武成三（二）年邑人為元帝造七級浮圖事[36]，此七級浮圖當是樓閣式塔。北周庾子山（庾信）曾作《和從駕登雲居寺塔》，詩中有“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台。……階下雲峯出，窗前風洞開。”之句，從詩中可知，雲居寺寶塔巍峨，且有窗可供憑欄遠眺，是一座樓閣式高塔，其形制當與圖17中北周造像碑佛塔類似。庾子山自入關，以其卓越的文學才華常伴侍周帝左右，從詩題看，他是陪皇帝登雲居寺塔，這也許透露出此處塔寺的皇家級別。這些證據或許説明皇家造塔（或較高級別的造塔行為），特別是在都城及附近建塔，一般還是較多采用樓閣式塔，以便顯示佛法的崇高與皇家氣派，而單層覆缽塔，即使造得再大也終有限制，那種令人高山仰止、偉岸的藝術效果，單層塔無法企及。因此在都都城及附近建塔，仍是以巍峨壯觀盡顯豪華氣派的樓閣塔為主。
圖17 臨潼博物館藏北周造像碑佛塔線圖(筆者繪)
就單層塔的類型來看，上面所列雲岡、洛陽石窟單層佛塔所佔比例中，也只包括I型和II型塔，無III型。南朝佛塔圖像資料較少，從四川陸續出土的南朝造像碑上的佛塔看，其單層塔塔形均為II型[37]。北周佛塔除樓閣式外，單層覆缽塔實物筆者共收集到4例，現藏於耀縣王山石刻博物館，均為II型，見下表（為方便比較筆者將一枚北齊塔亦列其中）:
四件小石塔按其造型特徵又可分為A、B兩種類型，其中A型又可分為I、II兩式。
AI型：覆缽較高，上面或線刻或浮雕出蓮花紋飾。缽腳有受花，其瓣形瘦長類似菊。缽下三層疊澀檐。塔身四面雕像，最下為方形平素無紋飾基座。
AII型：覆缽較高，上面或線刻或浮雕出蓮花紋飾。缽腳有受花，其瓣形瘦長類似菊。缽下兩層疊澀檐。塔身四面雕像，最下為方形平素無紋飾基座。
B型：覆缽低平，缽腳有受花，覆缽幾乎隱於受花之中。疊澀狀塔檐三層，中間一層較長，上下略短。塔身四面造像，最下為方形平素無紋基座。
四枚小塔四面開龕造像，其鋪像組合均為一主尊二協侍的組合方式。
由於小塔無銘文或字跡漫漶無法識讀，故難以確知其準確年代。但B型塔與北齊安陽靈泉寺道憑法師塔造形特徵十分相似，均是覆缽低平，特別是塔檐疊澀均為中間長上下略短的“中”字形，表格中道憑法師塔有明確紀年，即河清二年（563），北周保定三年。
不論是北齊還是北周的單層覆缽塔（II型）其近源均可追溯至雲岡及龍門石窟，參見雲岡及龍門單層覆缽塔表。從單層覆缽塔時間的發展序列上可以看出，雲岡覆缽塔覆缽較高，塔檐單層，而到了龍門，覆缽雖略顯低平但仍較為明顯，塔檐為三層或多層，層層向下收分，無“中”字形塔檐。可見北周A型小石塔更多是承襲雲岡龍門北魏單層覆缽塔的發展脈絡，這種塔式也是北周普遍流行的單層覆缽塔式。而北周B型塔的出現則應是受到北齊此類佛塔的影響[40]，時間約在天和三年（568）兩國正式交往之後。總體而言，北周流行的塔式除高層樓閣塔之外，其單層覆缽塔，包括I式和II式中的A型主要是沿襲北魏樣式。
第二，周、齊交聘
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的敵對狀態嚴重阻礙了兩國的文化交流。在西魏大統的22年裏（535-557），東魏-北齊與西魏有史可查的戰役約二十餘次[41]，幾乎平均每年都有戰事。兩國的敵對，並不僅僅是因為政權的對立，而是還夾雜着兩個政權統治者之間的個人恩怨，即宇文泰因賀拔嶽之死向高歡復仇。而且兩個政權原本是從北魏一個政權分化而來，各奉魏主以為正朔，所以兩國勢同水火，其爭鬥更含有爭奪正統身份的內涵。由於這兩種原因交織在一起，使兩國間的交流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此情況一直延續到天和三年（568，北齊河清七年）方得改觀，其契機是北齊將一直留居在齊境的北周權臣宇文護之母歸還北周，時在保定四年（564）。但這一示好行為乃是在北周與突厥聯合攻齊的軍事壓力下做出的。早在宇文泰時就制定了聯突厥而伐齊之策，保定三年年末至四年年初（563-564），柱國楊忠與突厥聯合伐齊，破齊長城至幷州而還，雙方約定後年再度伐齊。迫於壓力，北齊歸還護母主動與北周示好，但在保定四年年末至五年年初（564-565），在突厥的脅迫下宇文護與之聯合伐齊，損兵折將無功而返。天和二年（567）護母薨。天和三年（568）起兩國正式交聘，之後往來頻繁。這段歷史在《周書·晉蕩公護傳》及《武帝本紀（上）》中有詳細記載。可見當時的政治形勢，對藝術的傳播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且需注意到，428窟佛塔的樣式源自北齊皇家佛窟樣式，而非普通民間，從目前考古證據來看，它只存在於北齊皇家佛窟中。隨着周、齊高層交往，III型塔樣也最先可能出現在北周上層社會中。428窟由北周重臣兼皇戚的於義建造，[42]在任瓜州刺史並開鑿石窟以彰顯功績時，選擇北齊皇家佛窟的塔式進入敦煌石窟，其心理活動不難理解，且與之身份相符合。但在北周III型覆缽佛塔樣式並不流行，428窟的塔僅是孤例。像天水麥積山規模宏大的第4窟北周窟，它也並未採納這種外立面為III型佛塔的樣式。筆者以為這與兩國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有關。高齊統治者提倡胡化，從現今所發現的很多北齊文物上可以印證這一事實。孫機在其《我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築中的粟特因素》一文中也談到關於響堂石窟外立面III型佛塔樣式受粟特影響的問題。[43]但北周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是恢復周制，二者在思想導向上背道而馳。錢穆先生則一針見血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在於兩國立國基礎不同。當然，我們還應考慮北齊到這種塔式會不會由突厥人傳入北周，因為突厥的力量也是在北朝各種勢力中不可忽視的一支。經筆者考證突厥在保定五年之前一直是聯北周而伐北齊，其目的在於劫掠財物。此外，突厥人開始瞭解佛教是在其佗（他）缽可汗在位置時，其即為時間在天和四年（569）之後至建德二年（573）之前，而他從北齊那裏獲得佛經，正式信仰佛教最早也是在建德元年。[44]所以北齊佛塔樣式經突厥傳入北周進入莫高窟的可能性很小。這種考察也進一步證實，III型佛塔樣式是隨着於義刺史瓜州而進入敦煌，只不過風格則變為明顯的漢式。
這種帶有木結構屋檐的單層覆缽塔實際上流行的範圍和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從現有資料來看，它的傳播路線就是從北齊的皇家石窟響堂山——長安——敦煌，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它被漢化。而於義正是這種佛塔藝術形式第二階段的傳播者。
2、塔剎受花
在塔剎部分有兩處比較引人注目，一是剎頂的仰月火焰寶珠，一是相輪下部及覆缽處的受花（圖18）。至於相輪，一般認為是由印度佛塔上的傘蓋演化而來，只是在進入中國後具體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對此學界並無太大歧義。
圖18 428窟佛塔覆缽頂及塔剎部分
仰月寶珠的塔剎裝飾，既非佛教原有之物，也非中國傳統之裝飾物，其淵源可以追述到遙遠的西亞。約公元前1100年的“庫都魯”石碑上部，就清晰的雕刻着“仰月寶珠”，[45]只是“寶珠”邊緣沒有火焰紋，狀貌與圖19中的仰月圖像完全相同，當然，這裏它不可能是什麼寶珠，而是與西亞古老的星宿崇拜相關。在這種“日月”圖像傳播的過程中粟特人顯然起了很大作用。圖19是北周安伽墓出土石棺牀上的屏風之一，[46]上面雕刻賓主相會的情景，在人物上方就有一枚“日月”標誌。而同樣的標誌還出現在花剌子模出土的納骨器上所繪屋宇大門的上方[47]。但是佛教不會直接挪用異教（主要是祆教）圖像，勢必會根據需要將其改造。藥王山北周單層覆缽小石塔（B型2號）的基座上，便有一幅佛教化了的仰月寶珠圖，圖像位於對獅的中間，仰月下有聖潔的蓮花承託，上面是帶有火焰紋的寶珠（圖20），形象與428窟佛塔上的仰月寶珠完全相同。428窟塔上的仰月圖像原型傳自粟特，應沒有太大問題。
圖19 賓主相會圖 正面屏風
北周（引自《西安北周安伽墓》 圖二十八，第31頁
圖20 藥王山北周小石塔基座圖案（筆者繪）
受花又稱山花蕉葉，是中國佛塔上特有的裝飾，多位於佛塔平台或亭閣式覆缽塔覆缽邊緣。在北朝受花主要有兩種形制：一種是由犍陀羅雕刻中石柱柱頭的花葉發展變化而來的，具有自然花葉形態的受花，在雲岡石窟的佛塔中清晰地反映着這種受花的演變過程。另一種是階梯幾何狀受花，即428窟佛塔平台上的受花形式，此類受花源於西亞城堞樣式，在今阿拉伯境內麥達因·薩利赫地區保存的公元前後建造的納巴泰人石窟墓葬墓門上方，有着與階梯幾何狀受花形制完全一樣的裝飾。不管這兩種受花形制有着怎樣的淵源，它們均出現、形成在北魏時期，428窟佛塔的階梯幾何狀受花就是承襲北魏而來，莫高窟254、257窟中的一些北魏佛塔受花，即為此種樣式。[48]不過我們也注意到428窟佛塔的第一層受花不完全是階梯幾何式，而是出現了一些扇形弧度，此種特徵當是融入了中亞建築部件的一些特徵，這在伯希和中亞考察所繪的一些建築部件手稿中可以看到[49]。
仰月寶珠和受花的原型可以追溯到遙遠的中亞乃至西亞，其中特別是受花，其作為佛塔的構件，成形是在中土，時間在南北朝中後期。
（三）多層塔身
428窟五塔的主塔，是一座多層佛塔，其最上層的“單層覆缽塔”形制奠定了整座塔的基調，即它是一座覆缽高塔。眾所周知，對中國佛塔產生直接影響的不是印度桑奇那類低矮偏平的覆缽式塔，而是約在公元前後出現的犍陀羅的逐漸向縱高方向發展的覆缽塔。參看圖21印度-中國覆缽式塔發展演變示意圖。
圖21 印度-中國佛塔演變示意圖（筆者繪）
佛教經中亞進入我國新疆，主要有南北兩條路線，其中南線古稱“罽賓道”，儘管有的地域道路險阻，但由於其路途較近，故一直為人們所使用。若從我國出發，則其具體路線“是由現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皮山縣向西南，經紅其拉普山口進入巴基斯坦境內的洪扎河谷，接着是吉爾吉特河谷和印度河谷，最後到達白沙瓦、士（斯）瓦特以及阿富汗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50]在這條路線上發現了大量巖畫，其中有不少反映的是佛教題材，尤其是覆缽塔。如約為公元1世紀的契拉斯2號巖佛塔巖畫（圖22）和約為公元6-7世紀的塔爾潘覆缽塔摩崖刻畫（圖25）。將巖畫佛塔與圖23和圖24中的犍陀羅佛塔相比，其一脈相承的關係一目瞭然，同時也可以看到由於時間和地域的不同而呈現的演化痕跡。6-7世紀的塔爾潘覆缽塔塔身下出現的雙層帶收分的塔基，大約在公元1世紀的呾叉始羅（又譯作塔克西拉Taxira）覆缽塔上出現[51]，由此可見這種樣式延續了近五個世紀。428窟主塔基座與之相似。
1、覆缽塔摩崖刻畫 契拉斯2號巖1世紀；
2、禮拜覆缽塔 契拉斯2號巖
圖22 契拉斯2號巖佛塔巖畫
（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蹟》，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頁，圖2-28）
圖22-26（圖23惟善法師提供；圖24引自《佛陀之光》， 第150頁；圖25引自《佛陀之光》，第204頁）
428窟五塔主塔的塔身有兩層平座，最上層類似平座但只有隔板並無回欄，兩層平座及隔板出現層層收分，且間距不等，平座處無塔檐。在塔的下面是兩層有收分的基座，其中上面一層類似磚砌（圖26）。平座的設置在中國古代建築上十分常見，如藏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漢代陶樓、山東靈寶東漢墓出土的明器望樓以及山東高唐漢墓出土的明器望樓等。將平座施之於佛塔，則有陝西臨潼博物館藏北周造像碑上所刻九層佛塔為例。通常情況下，古代高層樓閣式塔每層腰檐處往往是塔檐與平座並施或只有塔檐，後者的圖像資料在北朝時期的敦煌、雲岡以及龍門石窟中保存不少。只有平座卻無塔檐的情況，428窟五塔當是孤例。有着多重塔檐的樓閣式高塔，其平座部分出現收分，是因為佛塔本身呈上小下大的梯形所致。但428窟五塔主塔塔身是平直的，何以平座之間要有收分？另外，第一層平座不具任何使用功能，為何還要設置？應與平座相挨的塔檐又為何被去掉？其實對於這些疑問，只要將犍陀羅佛塔、罽賓古道巖畫中的佛塔與428窟五塔的主塔並置進行對比，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參見圖23至26。
通過直觀的圖像比較，便很容易發現428窟五塔與犍陀羅佛塔在形式結構上的相似性。兩層平座及上層隔板對主塔塔身的分割，猶如犍陀羅佛塔塔身上一圈圈的裝飾帶，而主塔上的平座便如同犍陀羅佛塔裝飾帶的上下邊緣。其平座間距不等，猶似犍陀羅塔身裝飾帶寬狹不等一般。而且，犍陀羅佛塔塔身下部第一圈裝飾帶或其邊沿寬度最寬，而428窟五塔主塔第一層無實用意義的平座也是平座和隔板中最寬的，如此細微處的相似當不會是隻是巧合，而是有意為之。還有在428窟五塔主塔平座及隔板對塔身分割的比例關係上，其與塔爾潘巖畫中佛塔尤其相似。另外，主塔的覆缽頂上裝飾有與犍陀羅佛塔相似的蓮花紋，均是內外兩層，佈滿整個塔頂。這一細節更體現了二者的密切關聯。可見，428窟五塔主塔是對犍陀羅覆缽塔形式結構的模仿，也正因此，所以主塔平座處去掉了塔檐，並且產生收分，平座及隔板之間距離會不相等，第一層平座雖無實用意義但也會被設置。
當然，428窟五塔對犍陀羅佛塔形式結構的模仿，或稱形式借鑑，不僅是在主塔上，也包括四角的三寶柱，它們是一個整體。罽賓古道上公元1世紀的契拉斯2號巖帶有三寶柱的佛塔巖畫，已經透露了這類犍陀羅塔東傳的信息。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兩點主要結論：第一，428窟五塔組合的佛塔，是其設計者獨具匠心的創造。在整體形態上，他套用了犍陀羅帶有四根三寶柱覆缽塔的形式結構。在具體塔樣上又借鑑了北齊皇家石窟帶廡殿頂式塔檐的單層覆缽塔，並將其濃郁的西域風格改造為漢式風格，具體而言就是大量採用中國傳統的建築語言因素，如斗拱、廊柱、回欄平座等。一些局部裝飾，如仰月寶珠、受花，則沿襲北魏以來的傳統，其中受花又融入了中亞建築部件的特徵。所以428窟五塔組合，是設計者立足北周文化藝術取向，融匯東西兩方面的佛塔藝術要素，再加自己的匠意獨創而成，它沒有一個現成的藍本可以借鑑，所以若想要找到此塔直接的圖像來源，恐怕只能是枉然。
第二，本文考證北齊帶廡殿頂式塔檐的單層覆缽塔，進入北周的時間是在天和三年（568）之後，即兩國正式邦交開始之後。而此前，兩國勢同水火、連年征戰，更加文化取向大相徑庭，這就決定了北齊這種皇家佛窟塔式，不會在兩國交好前被北周統治階層所接受。428窟為於義開鑿，他任瓜州刺史的時間約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之間，其間建德三年（574）武帝滅法，那麼428窟的開鑿時間應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三年之間。而天和三年後方有可能出現在北周的北齊佛塔樣式，則進一步幫助我們確定了428窟的開鑿時間約在天和三年之後及建德三年前的這段時間內（568-574）。
來源：中式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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