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林語堂的一生，是“一團矛盾”，卻又無比透明、單純。
作者：許紀霖
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當中，胡適最可敬，魯迅最可佩，而最可愛的，非林語堂莫屬。
他八十歲寫自傳的時候，説“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為樂。”其實，林語堂活得很單純、很風趣，即使到了晚年，依然有童心，孩子般的調皮與可愛。一個人的性格，與童年的經歷最為相關，魯迅早年祖父下大獄，家道中落，小小年紀就到比他個頭還高的當鋪，典賣家產，受夠了旁人的白眼，體會到何為世態炎涼，因此魯迅的心理是陰暗的，對人常有提防之心。而林語堂出生、成長於閩南鄉村，從小在荒野中奔跑，在山溪邊嬉戲，與美麗山水的親密接觸，讓他性情開朗、自然灑脱，經常笑嘻嘻地，令大家輕鬆愉快。他不猜疑別人，別人也無須提防他。
林語堂極端聰明，悟性過人，倘若測一下智商，必定在150以上。家人對他期待很高。與他關係最好的，是他美麗的二姐。二姐要出嫁了，上路之前，從新娘的棉襖中掏出四角錢，含淚笑着塞給林語堂：“我們是窮人家，二姐只有這四角錢給你。你不要糟蹋上大學的機會，我因為是女的，沒有這個福氣。你要立定決心，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好好的用功讀書。你這麼聰明，以後必得大名。”第二年，二姐患鼠疫死了，腹中還懷着七個月的胎兒。林語堂悲痛欲絕，他説：“我青年時候所流的眼淚，都是為二姐流的”。他感覺自己承擔了兩個人的生命，一定不能辜負二姐對他的“讀書出名”的期待。
父親是一個虔誠信仰上帝的鄉村牧師，他到處借錢，湊足了盤纏學費，將聰明過人的兒子送到上海，入了中國最好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林語堂覺得學校的課程太容易了，上課是浪費時間，自己看書就懂了，常常在課堂上坐在下面偷看閒書。聖約翰有五千冊藏書，林語堂全部借來都讀了一遍，嫌圖書館太小，不過癮。考試前夕，當同學們都在挑燈夜讀的時候，他卻到處悠忽悠哉地閒逛，最後考試成績公佈，林語堂總是第二名---不是缺乏考第一名的實力，乃是不屑而為之。那個位居榜首的學霸，聖約翰校史上找不到他的名字，但好讀閒書、“永遠第二”的林語堂，後來卻成為了聞名中外的大文豪。
幾年以後，林語堂又進了哈佛大學讀碩士學位，依然如在聖約翰一般。哈佛的衞德諾圖書館有幾百萬冊藏書，對於他來説，哈佛就是衞德諾，衞德諾就是哈佛。他有一個奇妙的理論，認為大學學習無異於猴子在叢林自由覓食：“我一向認為大學應當像一個叢林，猴子應當在裏頭自由活動，在各種樹上隨便找各種堅果，由枝幹間自由擺動跳躍。憑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種堅果好吃，哪些堅果能夠吃。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果子的盛宴。”林語堂的作品，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滿漢全席，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靠的就是在聖約翰、哈佛時期散漫讀閒書的童子功底。這樣的讀書習慣一直到他晚年都沒有改變。讀書不是為求有用，而是有趣，在趣讀中滋長知識，塑造人格。林語堂最喜歡引用詩人黃庭堅的話：“三日不讀書，便覺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年輕時期林語堂
基督教家庭長大，在聖約翰大學讀書，以後又到哈佛留學，最後拿的是德國萊比錫大學的博士學位，這樣的閲歷會讓人以為林語堂一定很西化。的確，五四的時候，年輕的林語堂偏激過，他與魯迅、錢玄同一起辦《語絲》雜誌，痛斥中國國民性之卑劣，説：“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今日中國政像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待稍稍年長，中國古書讀多了，對老祖宗的文化傳統有了解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偏見便改變許多，開始以中允的態度來比較中西，談論古今。林語堂的英文與中文同樣的好，很難分得清哪個是他的母語，他最大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他用英語寫的《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一直是英語世界的暢銷書，很多外國讀者正是讀了他的書，才改變了對中國就是男人抽鴉片、女人裹小腳的偏見，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入門的知識。他用中文介紹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也是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煞是好看。林語堂最得意的，就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
▲《吾國與吾民》，林語堂著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在上海辦《論語》、《宇宙風》雜誌的時候，每天在他的“有不為齋”來來往往的，大都是像他這樣橫跨中西文化的高等紳士。吳經熊留學哈佛，回國後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流利的英語中故意帶一點家鄉寧波的口音。邵洵美曾經在劍橋讀英國文學，長着一個古希臘人的鼻子，卻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名士做派，不穿西裝，風流倜儻，有妻有妾，公開與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同居。林語堂更是中西合璧，中式長衫、布鞋，卻口銜西式煙斗雪茄，鼻樑上架一付金絲眼鏡。他討厭西裝領帶，斥之為“狗領帶”，認為中式服裝最合人體的自然形態。這羣亦中亦西、非土非洋的東西文化夾層中人，是民國上海灘一道特殊的精神風景，他們是西洋的紳士，又有傳統的名士派頭；在國人跟前挾西洋自重，在洋人面前談中國為榮；在兩種文化中上下其手，遊走自如。
不過，這樣的文化兩棲人有時候也會兩邊不討好，西化者嫌其洋得不夠徹底，愛國者又會認他們過於西崽相。有一次，林語堂與魯迅、曹聚仁等人聚餐，他提到在香港時，一羣香港人用廣東話談得正得意，將林語堂撇在一邊，他插進去，與他們講英語，這下把香港人給嚇住了。魯迅聽了，頓時沉下臉：“你是什麼東西！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林語堂楞了一下，卻笑吟吟地不還口，他有這樣的肚量與雅量，不與魯迅一般見識。他最欣賞老子的名言：“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他因自信而自足，故受得了屈辱，因而高朋滿座，人緣極好。他容得了天下，天下也容得了他。
談到古代士人，林語堂認為有謹願和超脱兩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是墨家；儒冠儒服，救世濟民，是儒家，他們都是謹願派。而蔽屣仁義，絕聖棄智，這是超脱派老莊。在民國知識分子當中，魯迅繼承了摩頂放踵的墨家血脈，胡適體現的是儒家的救世精神，而林語堂更接近道家的超然物外。他打過一個比喻，説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與思想之人；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與行動之人。林語堂天性活潑自由，不喜歡受束縛。國民大革命時期，因為在武漢聽了外交部長陳友仁的英語演講，大受感動，衝動之下做了外交部秘書，不到四個月，就掛冠而去，因為他發現自己只是一個草食動物，不是肉食動物，只善於治己，不善於治人。統治天下的人，清明的理性尚在其次，首先要有超人的意志，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在歷史意志的前行路上，不在乎路邊的小草，方能推行雄才大略，實現烏托邦藍圖。而林語堂，沒有這樣的硬心腸，也拿不出來宏偉藍圖，他只能做草食動物，既不拯救醜陋的世界、也不讓世界來管束自己。
林語堂骨子裏是一個與政治世界疏離的人，是一個精神的流浪者，他説：“中國理想的流浪漢才是最有身份的人，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是獨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敵人。”然而，林語堂離開了政治世界，並沒有像他所欣賞的陶淵明那樣到自然世界離羣索居，而是回到了世俗的生活世界。他相信，塵世是唯一的天堂，現代的隱士，大隱隱於市，在日常生活之中享受俗世的快樂。在這個意義上來説，他不能算一個退歸山野的道家，而是世俗中的儒家。儒家與道家都有退隱的一面，只是道家隱於深山，儒家隱於市井。儒與道，其實也沒有相隔得那樣遙遠，傳統中國人都有儒與道的兩面，誠如林語堂所説：“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
對於儒家，林語堂鄙視其癖好政治的用世之心，欣賞的是孔夫子中庸的人生態度。他在《生活的藝術》中説，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人不可，但我以為半玩世者最好。古今哲學之中，沒有比中庸精神更深奧的真理了。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在慵懶中常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可以不工作；鋼琴會彈，但不十分高明；收集古玩，可只夠擺滿屋裏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卻不很用功；學識廣博，但不成為任何專家。我相信這種“半半”的生活，不太忙碌，也不完全逃避責任，能令人日子過得舒舒適適。
林語堂這樣説了，也如此這般實踐他的生活哲學，無寧説，那正是他人生的寫照。不偏激，也不消極；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恰如其分，中庸節制，做一個合理近情的人。一種樂天知命的達觀人生，在林語堂看來，需要有三個基本的元素，一乃幽默，二是性靈，三為閒適。何為幽默？林語堂説：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的生活態度，是對自身侷限性的一種認識。民主國的總統會笑，而獨裁者總是那麼嚴肅。因為民主國的總統明白自己不是上帝，並非全知全能，因而會自嘲，幽默是自信的表現。而獨裁者往往很自卑，但又要冒充大救星，非要民眾承認不可，因自卑而起狂妄，常常板着一張撲克牌的臉。論及孔夫子，林語堂不喜歡做《春秋》的聖人，正襟危坐，一本正經，似乎要力挽狂瀾，匡正人心。他更親近《論語》中的孔子，有凡人的情感、智慧，富於幽默感，聽到有人嘲笑自己是“喪家之犬”，也不生氣，欣然笑納。真正的智者，一定有嚴肅與幽默的兩面。嚴肅令人敬而遠之，幽默讓人如浴春風之中。因為智者明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自知有所不知，故能自嘲；自嘲是一種幽默，而幽默來自於自信----不是全知全能的狂妄，而是對自我和世界有適當的、合乎比例的認知，這種認知就是智慧。
林語堂的生活中充滿了幽默，哪怕是日常瑣事，他也能搞出趣味出來。他的女兒林同乙回憶説，父親深夜在家伏案寫作，母親勸他休息，夫妻倆之間常常有這樣有趣的對話：
你還在邋遢講（閩南話，胡説八道的意思），來睡覺吧。
---我邋遢講可以賺錢呀。
你這本書可以賺多少錢？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林語堂與妻子廖翠鳳
有幽默和趣味的人，一定有個人的性靈。林語堂説：“有了性靈，你的文章就有生命力，就有清新的、有活力的文學。性靈文學也可以説就是個人的筆調。”他最推崇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學，袁氏兄弟的性靈小品最得他的歡心，因為箇中充滿了正統文學所沒有的靈氣、智慧與幽默。林語堂對一切事物皆有好奇心，從女人的衣裳、罐頭起子、到雞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卻不喜讀康德的哲學，説實在無法忍受；他憎惡經濟學和統計學，認為它們不是獲取真理的可靠方法；也討厭學術術語，以為那些學術黑話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飾。他喜歡海涅，也迷戀米老鼠和唐老鴨。
最好的生活是閒適的人生。在林語堂看來，勞碌和智慧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絕不勞碌，過於勞碌的人很不智慧，善於優遊歲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不要以為閒適就是無所事事，好逸惡勞。懂得閒適的人，只是將自己的人格看得比事業的成就更重，將一己靈魂看得比名利更緊要，鄙視人世間慾望功名，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時間對他是寶貴的，之所以寶貴，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
閒適的人有自己的執着，有自己的痴情，人無痴情，便無真性情。林語堂説：“一點痴性，人人都有，或痴於一個女人，或痴於太空學，或痴於釣魚。痴表示對一件事的專一，痴使人廢寢忘食。人必有痴，而後有成。”林語堂痴迷的是什麼呢？竟然是中文打字機。他以終身的精力和積蓄，去發明一台像西文打字那般便利的中文打字機，最後搞得差點傾家蕩產。幹這件沒有回報的事情，他的動機與任何功利毫無關係，既不是為中國爭光，也不為換取商業利潤，只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實踐一種虛無縹緲的夢想。林語堂認為，世界上偉大的發明家和藝術家，都擁有三種特殊的氣質：遊戲的好奇心、夢想的能力和糾正夢想的幽默感。這也是一種浪漫主義精神。他説：“中國的浪漫主義者都具有鋭敏的感覺和愛好漂泊的天性，雖然在物質生活上露着窮苦的樣子，但情感卻很豐富。他們深切愛好人生，所以寧願辭官棄祿，不願心為形役。”
▲林語堂先生與他發明的打字機
不要以為閒適只是有錢人的專享。土豪們只知奢華以外在的排場和奢靡來炫耀自己。真正的精神貴族在生活上是簡樸的。簡樸是思想深刻的標誌，幽默感滋養着思維的簡樸性。生活的享受只是一種態度，與物質本身沒有關係，懂得如何享受才有意思。林語堂好吃，但最喜歡的，不是那種山珍海味的奢侈酒席，而是街角邊的小館子，就着鴨掌、花生米、炒腰花，小斟小飲，與三五知己海闊天空地閒聊。
假如將人生比作四季的話，林語堂最喜歡的是秋天：
我喜歡春天，但是它含有太多稚氣；我喜歡夏天，可是它浮躁。我最喜歡還是秋天，因為秋天樹葉剛呈嫩黃，氣氛比較柔和，色調比較濃豔，可又染有一絲憂愁和死亡的預感。它黃金的瑰麗景色所顯現的不是春天的純真，也不是夏天的威猛，而是垂老的柔順和慈祥的智慧。它知道生命有涯，但也安命。
在林語堂晚年的時候，他最疼愛的大女兒因為個人生活的不如意和長期的憂鬱症，自殺了，臨死之前，給父母留下了遺書：“對不起，我實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盡了。我非常愛你們”。噩耗傳來，給林語堂夫妻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林太太心灰意冷，整天自言自語：“我活着幹什麼？我活着幹什麼？”小女兒接受不了姐姐自盡的悲劇，問父親：“人生究竟有什麼意思？”林語堂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緩緩地回答：“活着要快樂，要快樂地活下去。”
快樂地活下去，不是沒心沒肺地生活，而只是樂天知命，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無論是自己還是家人的死亡，都是自然的宿命，無可違拗，唯有平靜地面對它，就像莊子在妻子死了之後擊盆而歌一樣。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由儒道兩色構成，既能坦然地面對死亡，也能快樂地享受生命。
不過，無論是儒還是道，畢竟缺乏強烈的宗教超越性，無法對抗死神降臨之嚴峻。秋葉飄落，凜冬將至，晚年的林語堂不得不再度面對宗教。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他，本來是一個熱忱的教徒，他入學聖約翰大學，本來是準備為上帝獻身的。但慢慢卻對基督的信仰起了一些懷疑，在清華教書的時候，一位信仰儒家的同事對他説：“只因我們是人，所以我們得做好人。”林語堂若有所悟，孔夫子提倡禮、忠恕、責任心，相信人的智能，人可以藉着教育的力量，達到完美境界。儒家的哲學與林語堂書中讀到的歐洲近代人文主義如此相似，使得年輕的林語堂放下了對上帝的信仰，迴歸人文主義。然而，他的人生經歷愈是豐富，愈是發現人文主義的膚淺。他在晚年自傳中説：“三十多年來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義：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導已很夠了，而知識方面的進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觀察二十世紀物質上的進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國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我現在深信人文主義是不夠的。人類為着自身的生存，需與一種外在的、比人本身偉大的力量相聯繫。這就是我回歸基督教的理由。我願意回到那由耶穌以簡明方法傳佈出來的上帝之愛和對它的認識中去。”
青年林語堂接受啓蒙的薰陶，相信人的知識與理性無所不能，而步入老年的他越來越感覺到人自身的渺小，要重新將自身與一種偉大的超越力量相聯繫，讓有限的人性接上無限的神性。正當林語堂重新思考人生，在十字路口徘徊之際，有一天在紐約，信教的太太央求他陪她同往做禮拜。這一天台上的牧師在佈道時以雄辯的語言、深刻的哲理揭示了基督信仰的要點：永生，這正與盤桓在林語堂心頭的問題擦出了火花，從這一個星期天起，他又重新回到了兒時的基督教信仰。葉落歸根，不僅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老年永遠是對童年的迴歸。
林語堂的一生，是“一團矛盾”，卻又無比透明、單純，這位融儒道耶於一爐的民國知識分子，誠如他自己所説：“理想的人並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個令人喜愛而通情達理的人，而他也不過盡力做那麼樣的一個人罷了。”
原載許紀霖：《一個人的民族史》
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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