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測珠峯」
身處珠峯大本營
傍晚時分起風了，到處都是帳篷被風颳動的聲音。珠峯頂部似乎也起風了，一縷凝結的水汽像冰凍的煙霧隨着風勢從山頂向水平方向飄動。殘餘的夕陽向珠峯金字塔形的頂峯圍攏過去，銀色的冰雪和暗灰色的岩石都消失了，只有金色掛在尖部。山峯巍然聳立，傲視着周圍的山脊。
我的反應有些遲鈍，只覺得周圍的風越來越大。過去的兩週裏，我一直憧憬着這一刻的到來。然而現在，當我真正站在這裏，站在珠穆朗瑪峯腳下的大本營看到傳説中的“珠峯金頂”時，卻提不起一點勁兒來感慨抒懷。我的血氧飽和度最低時只有65%，大腦只能得到極少的氧氣，在高原反應的作用下，除了明顯的頭痛、寒冷和疲憊，我什麼也感受不到。
雖然從拉薩到珠峯大本營只有600公里的車程，但因為兩地有着1600米的海拔高差，這一路並不輕鬆。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氧氣含量相當於海平面的一半。為了適應不斷升高的海拔高度，人體在許多方面都要做出調整，呼吸加速、血液pH值改變、輸送氧氣的紅細胞數量激增，這一轉變通常需要數個星期才能完成。而我在到達拉薩兩天後就出發上路了，跟隨中國登山隊的後勤團隊，前往大本營。
自1953年5月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爾巴登山家丹增·諾蓋代表人類從南坡成功攀登珠峯以來，全球登頂珠峯人數已逾7600人。珠峯就像一個大舞台，60多年來在這裏上演了無數責任、自負、理智、慾望、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劇情。有的人從這個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謝幕，得到鮮花、掌聲和榮譽，而有的人至今還留在這個寒冷的舞台上，留給人們無盡的悲傷和緬懷。
每年4月初到5月底，是珠峯登頂的最佳時機，這期間珠峯大本營就像一個國際村，裏面會駐紮着來自全世界的登山好手，五顏六色的帳篷散落在這片谷地裏。不過今年受疫情影響，尼泊爾政府關閉了珠峯南坡，地處西藏的珠峯北坡大本營也暫緩接待外國登山團隊。此次的後勤主管阿律告訴我，往年都會有十幾到二十幾支外國登山隊，整個山谷都會搭滿帳篷，俄羅斯團隊的西餐好吃，美國團隊會在帳篷裏設酒吧，而今年只有中國的隊伍駐紮在這裏。
他們4月3日到達，用了20天完成建營。之後，中國登山隊和自然資源部第一大地測量隊組成的珠峯測量登山隊將從這裏出發，登頂珠峯，在頂峯展開珠峯高程測量工作，並最終由中國與尼泊爾雙方共同宣佈珠峯永久高度。
第一夜
儘管我一再趕路，依然沒有趕上此次中國登山隊的大部隊。當我4月23日到達大本營的時候，他們已經完成了在大本營的適應，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山上拉練。不過大本營依舊熱鬧。
中國登山隊營地旁邊，是今年唯一一支國內商業登山隊的營地。按照計劃，他們將在中國登山隊完成攀登任務後準備衝頂，現在他們剛剛開始為期將近一個月的各類適應性訓練。
大本營從來不乏夢想者，從16歲的河北小姑娘，到擁有200多萬粉絲的抖音網紅，再到大公司老闆和完成過無氧攀登的高手，每位隊員458848元的報名費用，帶來的是極其完備的設施，獨立帳篷、電熱毯，巨大的娛樂帳裏從按摩椅到桌上足球和投影儀一應俱全。就在商業登山隊的隊員們抵達大本營開始適應的時候，大量的高山協作和高山向導已經前往分佈在海拔5800米至8300米的珠峯各個傳統營地，進行修路、運輸和建營，為隊員們提前準備好帳篷和食物。客人到達時，甚至可以在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點菜，大本營會將菜做成半成品，派4名協作以“人肉外賣”的方式通過兩天路程背到6500米前進營地。
儘管大本營設備齊全，但在這漫長的一天行將結束之際，我還沒有對這裏的夜晚形成概念。晚上8點左右，太陽落山，氣温隨即降到了冰點以下，人們並不願意早早鑽進寒冷的帳篷裏。戴着毛線帽子，裹着羽絨服，在我花了1000多塊錢買的羽絨睡袋裏，我依然感到極寒。
深夜，帳篷裏的温度降到了接近零下十幾攝氏度，加之高原反應，不僅劇烈的頭痛折磨着我，不時還會因呼吸困難而驚醒，一夜無眠。不過似乎誰都沒有睡着，深夜，除了風颳在帳篷上的聲音，周圍盡是腳步聲，帳篷的拉鍊聲，煙味，以及咳嗽和難受到哀號的聲音。第二天，早晨8點半，陽光還沒有射入大本營所在的山谷，便已經傳來了藏傳佛教的誦經，鳥叫、雪雞打鳴，以及犛牛的鈴鐺聲，睜開眼，睡袋上是一層霜。
説實話我在來大本營前，並不知道這次中國登山隊的主力隊員都是誰。珠峯已經12年沒有過國家性質的攀登活動了，人們對“登山英雄”這個概念越來越模糊。46歲的次落是本次登山隊隊長，留守在大本營。1998年中國與斯洛伐克聯合攀登珠峯，次落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登頂珠峯的在校大學生。此後他幾乎參加了之後中國登山隊所有重大攀登活動，並分別在2007年和2008年再度登頂珠峯。
常年的職業登山運動使人平和。次落身上就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沉穩和敏感的氣質，儘管他話不多，大部分時間坐在指揮帳裏，但大本營發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中。他會關心剛從拉薩來到大本營的記者的高反程度，也會注意大本營發電機的使用情況。不過在這份平靜背後，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由於疫情的影響，從尼泊爾進口的一批登山氧氣瓶被扣在了邊境。氧氣瓶進不來，中國登山隊就很有可能在拉練結束後只能原地待命，進而錯過第一個登頂的窗口期。於是在隊員們上山拉練的過程中，次落正在緊張地協調氧氣瓶問題。
我在大本營的前三天基本上都在與高反搏鬥，白天守着一座空空的營地，晚上蜷縮在帳篷裏，整夜思索着是否要重新穿好衣服走出帳篷上廁所。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一天兩頓止痛藥，沒有斷過。不過很快，看似安靜的大本營就被躁動打破了。4月26日，我到大本營的第四天，中國登山隊終於結束拉練，從山上回到了大本營。
6500前進營地
隊伍下山了。準備的甜茶沒人喝，可樂被搶光了。下山第一頓晚飯的氣氛並不像看上去那麼輕鬆，大家相對沉默。
實際上與以往的歷次中國登山隊不同，這次的隊伍並不完全是由經驗豐富的“老鳥”組成的。4名中國登山隊隊員，帶領自然資源部一大隊10名隊員、2名西藏登山隊員，外加5名來自聖山探險公司的嚮導和10名高山協作，共同組成了本次“珠峯測量登山隊”。
於是中國登山隊隊員們就肩負起了重要責任，除了守在大本營的次落，還有與次落年紀相當的46歲的李富慶、35歲的袁復棟，以及27歲的蔡卿。2002年李富慶從青海省田徑隊退役後進入中國登山隊，4年後，中國地質大學的本科生袁復棟因田徑成績好進入北京奧運火炬接力珠峯傳遞登山隊，並與次落、李富慶一同登頂珠峯。那時正在四川汶川上初中的蔡卿在電視機前看了火炬傳遞直播，留下深刻印象，而他進入中國登山隊，則要等10年後了。
在大本營的第一頓晚飯，寡言的李富慶坐在角落，年輕的蔡卿唱着山歌，坐在測繪隊員中間的袁復棟努力地開着玩笑，為大家放鬆。作為中國登山隊中堅力量的袁復棟本次擔任攀登隊長，即在山上的主要負責人。
位於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向來是此次上山拉練的重點，是登山隊在珠峯僅次於大本營的家。從大本營向前，走過佈滿碎石的山谷，再穿越萬年的東絨布冰川，看到一片大自然雕刻出來的奇形怪狀的冰塔林，之後就會到達坐落於一片斜坡之上的前進營地。這裏是東絨布冰川的末端。
不過前進營地更負盛名的原因來自它的另一個外號——“魔鬼營地”，因為它處於羣山環抱的窩谷地帶，空氣流通不暢，包括袁復棟在內，即便多次登頂珠峯的職業登山者和高山向導，也會出現比較嚴重的高原反應。“那是一種一下子就虛脱的感覺，一步都不想走，不管身上背的東西多少，都會覺得肩膀無比沉重，沒走兩步就想坐下來休息。在山上，每次海拔的升高都是極其困難的。”袁復棟説。
無論什麼樣的人，在前進營地都會睡不好，頭痛、噁心、嘔吐。前進營地就是訓練低氧耐受性的第一關。“在前進營地因高原反應產生心理恐懼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海拔6500米因嚴重高反而開始自我質疑，那之後的幾千米海拔肯定無法走完，想到的只有下撤。”為了平靜隊員們的心態，袁復棟每晚都安排嚮導凌晨2點鐘去每個測繪隊員的帳篷確認情況，每天早飯時再清點隊員。
在他們此次11天的拉練行程中，9天住在前進營地。袁復棟、李富慶和蔡卿與並不熟悉的測繪隊員們朝夕相處。不過單調的營地生活並不輕鬆，在帳篷裏終日四目相對，任何輕鬆的話題都會被聊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了。
在前進營地住了三晚後，他們決定出發再次向上攀登，進行高海拔適應性訓練，以促進血液循環，主動緩解高原反應。
“大風口”
徒步一小時，便到達了珠峯海拔6600米的雪線，告別最後一抹灰色——從這裏開始，他們將生活在荒涼單調的白色世界了。攀登者們換上冰爪，開始在冰雪混合的北坳路面攀登，最陡的地方有一段長達幾十米的冰壁。
海拔7028米的北坳營地是這段冰雪路段的結尾，在營地休整一晚後，他們繼續向上。從這裏走到下一個海拔7790米的二號營地，有段鋸齒狀的山脊雪坡看似平緩，並不需要考驗太多攀登技術，但隨着海拔越來越高，氧氣減少。這段路之所以被稱為攀登珠峯最困難的地方之一，正是因為這山脊地勢。儘管只有幾百米的距離，卻完全暴露毫無遮擋，這裏因風大而得名“大風口”。“那種刺骨的寒冷，感覺穿再厚的衣服，風都會無孔不入鑽進身體，因此在‘大風口’絕不能停留太久，很容易失温。”
今年當他們走到這裏，並沒有遇到大風，但是温度驟降。在山脊上緩慢攀登的過程中，袁復棟發現温度接近零下20攝氏度，很多隊員開始出現手冷腳冷的情況，於是到達海拔7400米的時候他做了一個重要選擇：他停下了隊伍，決定下撤。
晚飯過後，大本營下起了大雪，灰色的山谷瞬間變成了白色，雪花敲擊帳篷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不一會兒，厚厚的雪就堆積在每個登山隊員的帳篷上。我在大本營的第四天就這樣結束了，又將是難熬的一夜。
按照原本的拉練計劃，他們應該穿過“大風口”抵達海拔7790米的二號營地適應，再下撤至6500前進營地休整一夜，然後回到大本營結束本次拉練。等再從大本營出發時，就是為了最後的攻頂了。
臨時的下撤決定多少打亂了之前的計劃。“在高海拔環境下，幾百米的海拔變化都會給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高原反應，更何況這些測繪隊員並沒有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攀登經驗。”中國登山隊隊長王勇峯後來對我分析説，這缺失的幾百米海拔適應，確實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
我是在4月29日從大本營回到拉薩後遇到王勇峯的，當時他剛從北京到拉薩，準備前往大本營指揮最後的攻頂行動。他説，這次拉練中突然的下撤決定，使他更傾向在最後攻頂階段，除了中國登山隊的隊員以外，可能只允許一兩名測繪隊員共同登頂。
王勇峯的考慮是：本次行動與通常的商業登山不一樣，不僅需要攻頂，還要在頂峯進行長達45分鐘的測量任務，重力儀、雪深儀、雷達、氣象衞星接收機等，各類測量儀器每台將近10公斤，攻頂的每名隊員都需要承擔揹負任務，如果其中一名測繪隊員因為身體情況不好，在攻頂過程中需要下撤，就意味着另一名攻頂隊員必須陪同一起下撤，兩人的儀器都要卸下來，這也就是説，剩下的攻頂隊員一下子需要多揹負兩台10公斤的儀器。不過遠在大本營的隊員們那時還不知道王勇峯的擔憂。
12年後再次攻頂
4月28日，我在大本營的第五天，氧氣瓶終於從邊境運到了大本營，緊張的氣氛消失了。一切準備就緒，就等天氣好轉，這樣登山隊還能順利趕上攻頂週期。次落決定，讓隊員們從大本營下撤，到定日縣的協格爾休整放鬆兩天。這明顯是種鼓舞全隊士氣的淳樸招數，因為這將會是隊員們兩週以來洗的第一個澡。
下山的越野車到了，隊員們回到各自的帳篷開始快速地收拾下山的行囊，不用帶睡袋睡墊，不用穿冰爪，不用背測量儀器，不用戴氧氣面罩，這是他們兩個月來最輕鬆的揹包。為了順路搭車與隊員們一同下山，我也將自己的帳篷收拾乾淨，以便讓之後到來的後勤人員繼續使用。珠峯大本營的五天五夜就這樣結束了。
4月30日，國家自然資源部在珠峯大本營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2020珠峯高程測量正式啓動。隊員們回到大本營，距離上次中國登山隊登頂珠峯12年後，他們準備再次攻頂。
“登山與任何其他體育運動都不同，在人類挑戰極限、不斷向上攀登的過程中，極少出現明星。”王勇峯説，“從1956年中國登山隊成立，至今已60多年，大家耳熟能詳的登山英雄一共就幾個，除了1960年首登珠峯北坡的王富洲、屈銀華、貢布，1975年9個登頂的人里人們只能記住潘多一人，因為她是中國第一位登頂的女性。再比如中國西藏登山隊攀登了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峯，但很少有人知道次仁多吉和邊巴扎西。”王勇峯説，如今是一個登山英雄難覓的時代，不僅因為優秀的人才多年難遇，也因為近年重大國家登山任務日漸稀少。
本期封面，除了本次攀登珠峯活動的現場觀察，我們也試圖回看登頂珠峯60年來，在不同階段所經歷的重要攀登，尤其是在觀念和個人感受上的變化，由此看到珠峯和人的關係的變化。
我在成都採訪了1960年首登珠峯三個人中唯一還在世的貢布，他向我描述起當年海拔8500米以上的回憶，第三次高山行軍遭遇的“大風口”，以及他和王富洲、劉連滿、屈銀華最後一起攀登“第二台階”時經歷的那5個小時。
王珊在北京採訪了登山界的雙子星，他們都是曾登頂珠峯的國家隊員，1988年起攜手攀登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峯。兩個合作者之間不僅有着生死關係的特殊性，作為登山愛好者，他們還經歷了從國人對登山運動的不理解，到自己尋找國內企業贊助，到最後成為中國登山協會領導的過程，可謂後珠峯時代的登山觀念變化的最佳親歷者。
艾江濤則採訪了中科院的環境科學家，後者曾十次上珠峯地區科考，從純粹地理角度，解釋了珠峯對於人類的難言誘惑。大學生近30年一直是國家登山行動重點選拔的羣體之一，劉暢則跟隨北大山鷹社30年自主攀登的軌跡，講述了一個學生社團對於山峯的探索。
回溯這60年珠峯與人的關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當人類不再擁有新的高度需要征服的時候，向上攀登的動力便從國家意志、探險征服，逐漸轉向科學考察和人與自然的融合，乃至國家與世界之間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