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隨着東四北大街、東四南大街的整治，不少歷史建築再次恢復它原來的面貌。在史家衚衕與燈市口大街交會處，一尊嵌入商鋪門前的石獸再次受到人們關注，這尊石獸破損嚴重，從形態上看，它頭扭向左側，軀幹挺拔有力，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威嚴。
關於這尊石獸，歷來説法頗多，不少人認為它是二郎廟門前的石獸之一。從最新發現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燈市口一帶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二郎廟周邊共有三尊石獸。因此，這座倖存的石獸是否為二郎廟門兩側的石獸，無法確認。這也為二郎廟增添了更多“神秘”之處。
如今倖存的石獸，它是否為二郎廟的石獸還存疑
二郎廟在明清時期有很多獨特之處：廟很小，只有一間殿宇，卻在京城享有盛名；廟的朝向也很少見，坐東朝西。如今，廟已無存，給後人留下了無數疑問。二郎廟有着怎樣的神奇故事，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建成年代説法多樣
根據多方資料，與北京城歷史上臨街的狹小簡陋的土地廟、財神廟不同，二郎廟居然曾經擁有過一塊2米多高的石碑（有碑帖拓片留存），另有高大的香爐（民國時期寺廟調查有記載）。因此，在一開間的小廟裏安排這麼多東西，這多少讓後人感到無比奇怪。不僅如此，從清代紀昀的《閲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開始，二郎廟就被一種神秘氣氛所籠罩。“燈市口東，有二郎神廟，其廟面西，而曉日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鄰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中和殿東西相直，殿上火珠（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詩是也——原文注）映日回光耳。”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二郎廟 資料圖
圍繞二郎廟，出現了諸多傳説，比如上面的“夕照金光”，還有“狗神顯靈”“野狗附道”等。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情節中，二郎真君逐步淡化，哮天犬逐步成為主角，廟外的石獸也被描述為哮天犬的造像。民國年間，在北京的外國人，將二郎廟直接描述為“狗神廟”。
在傳説中的神奇內容被大家口口相傳的同時，關於小廟的正史逐步被遺忘。這恐怕是當年建立廟宇的人意想不到的。那麼，它真正的歷史是怎樣的呢？筆者通過綜合整理關於二郎廟的有限資料，試圖還原小廟的變化過程。當然，很多內容是筆者一家之言，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首先，根據有限的資料，來推斷二郎神的建成時間。從康熙年間的碑刻拓片可以瞭解到，這個寺廟傳説是唐代貞觀二年（628年）始創，元延祐二年（1315年）重修，明萬曆甲寅（1614年）復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發生了火災，後用了10年時間才把寺廟重新建立起來。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建成後，還請到當時的户部右侍郎（相當於財政部長）石文桂撰寫了碑文，道士馬良駿等人把文字刻成了石碑。
這是唐代建廟説法的來源。不過，1936年的寺廟調查資料中，則直接聲稱二郎廟建於隋代，這可能和當時一些資料考證二郎神在隋代成神有關。
而1928年的寺廟調查中稱，二郎廟建於明代嘉靖年間。這個説法在碑刻上沒有提到，只提到萬曆年重修。不排除當時負責調查之人不相信這座小廟有那麼多歷史，就直接引用年度較近的記錄，但為何不是碑文中提到的萬曆，或是真有什麼其他資料證明嘉靖重修過，一時無從考證了。
民國時期的幾次寺廟調查，對二郎廟的歷史考證很少，對寺廟本身也只是做簡單記錄，很程式化。所以民國寺廟調查所記載的建成時間可能不準確。在沒有更準確的資料的情況下，只能相信碑刻內容。
但唐代始建的説法是比較值得懷疑的，因為碑刻上都説只是“相傳”建於唐代。在唐代，雖然已經有了二郎（清源真君）的信仰，但這種信仰是否已經傳到了當時較為偏遠的幽州（北京）還不得而知；而且，如果廟宇的位置沒有變化的話，唐代時燈市口一帶，是什麼面貌，是否有條件建廟也比較存疑。因此，碑文提到的元代重修這個説法還算合理，整個北京城的格局就是從元代開始規劃，元代時燈市口也是大都城內的街巷，在人口聚集地建廟，也比較合理。
支持二郎廟建成時間比較早的另一個依據就是民國時期二郎廟照片中的石獅子，軀幹造型挺拔有力，獅子鬃毛是長卷髮狀，有些唐宋獅子的遺風。民國時期的學者考證後記載，石獅子至少是明代以前的造型。這和元代重建契合。筆者猜測，二郎廟是元代建起，並不是元代重建，希望將來能找到支持這種觀點的新證據。
原有西側建築或在乾隆年間被拆除
二郎廟在明代萬曆年間重修，不過關於重修並沒有更詳細的內容。康熙年間重建寺廟募化耗時十年，落成後甚至請朝中高官撰寫碑文，可以看出那時應該是二郎廟最輝煌的時候了，廟宇的等級和地位都比從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只是從這些記載中，人們無法瞭解二郎廟的建築佈局。目前，唯一能看到二郎廟佈局的是乾隆時期的京師全圖。
從圖上看，二郎廟分三部分：一座南向的殿宇，其右前方和右後方分別有一座西向的殿宇。整個寺廟的三座殿，都整體突出於東四大街西側的臨街鋪面。二郎廟沒有院牆，沒有山門，沒有偏殿。民國的《北平旅遊指南》中記載，這是因為當年修路而拆掉，進而變成只有一間西向的殿宇。但書中對這個説法並沒有提出更多證據。
筆者懷疑，二郎廟從前是一座傳統的坐北朝南的廟宇，其建築羣遠不止乾隆京師全圖上看到的三座殿，甚至更不是民國年間記載的只有一間殿宇的小廟。這其中的變化過程有待研究推斷。
當然，乾隆京師全圖中，二郎廟的佈局雖然奇怪，但也不是沒有規律可循。按清代寺廟的規制，圖上的二郎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座完整的廟宇被拆改後的形態。筆者推測，它被拆掉了西側的所有建築，並且整體拆除了圍牆。被拆掉的部分包括山門、正殿西配殿，後殿、後殿的西配殿，大殿的原始位置沒有變，依然坐北朝南，而且大殿原本位於廟宇的中心，因為拆去西側的建築，在乾隆京師全圖上，就變成突出街道的廟宇了。
如果這個猜測成立，那麼二郎廟的西側牆或許就是元朝街道的邊界線，也就是元代東四大街的東邊緣線。隨着時代的發展，東四大街人流量增大，這條南北的道路不斷外擴，變寬，其他臨街房子都在不斷向後退。直到乾隆年間的一次擴路行動中，為了保證交通順暢，二郎廟也被迫拆毀了西側的建築。使得留存的三個殿宇，都變成了當街廟。值得一提的是，二郎廟因為擴路而成為當街廟，並不是孤例。
在乾隆京師全圖上，沿着東四大街，一直向北，到達東四牌樓，在東四北側牌樓的東北角，同樣有一座臨街小廟，和二郎廟類似，兩進殿宇帶山門，被圍成當街建築。
綜合分析，在元代東四南大街並沒有明清時期那麼寬闊，二郎廟的西側牆就緊鄰東四南大街，明代萬曆年間以及清代康熙年間重建時，也保持了相同的格局。但乾隆年間，東四南大街經歷了一場大的擴路工程，進而把二郎廟的圍牆和西側建築都拆除了，大殿也變成了獨立於其他建築的單體建築。到清末光緒年間，再次擴路，這次連大殿也被拆除。在街道東側，當時人們另尋一西向空地建成一個小殿，變成了二郎廟的唯一建築。
當然，這些內容完全是個人的推斷，只是希望提出一種可能，供大家探討。
周汝昌詳細記載過二郎廟
民國時，關於二郎廟的佈局，資料多了不少。周汝昌所著的《北斗京華：北京生活五十年漫憶》中，有一段民國時期（大概上世紀40年代）二郎廟的描寫。
“廟雖極小，名氣則大。廟供奉的是二郎神楊戩。廟並無門，只是木柵為欄，那不過一間小屋的大小，窄小得有趣……”“印象最深的是廟外兩件文物：一是廟門南側（牆由此縮進數尺，成一拐凹之處）有一漢白玉碑；二是廟門北側牆上深嵌着一尊古石獸，面與雙前腿外露，身子在牆裏不知有多大。看碑，其體制大約不過是清初所建，這在北京是‘很晚’的、不值細看的‘東西’，碑上文字從未見路人駐足賜目。那石獸可就古極了。看‘面型’不像獅子，似乎略與西城的石虎有相仿之處。前腿高而挺直，此特點表明至晚也是金、元之古物，與明清做法大有分際。此為何獸？未聞談者。也許就是二郎神的那個捉孫大聖的神犬？愧不能知。”這是民國時期對該廟最為詳細的記載。
最近筆者整理發現的一張老照片，大概是1920年左右拍攝的北京街景。從拍攝順序看拍攝者是從崇文門沿街向北隨意拍攝的街景和人物的。其中一張是燈市口大街附近，畫面中有一座很小的寺廟，單開間。殿宇兩側各有一塊空地，廟門左側有一座高大的石碑。石碑前有一個造型古樸的石獅子。正中是一個鐵香爐，香爐體量不小，連石座估計2米左右，這種體量的石碑香爐通常是中型寺廟所用，和這個微型小廟非常不相稱。在香爐遠處，隱約能看到一個石獅子，但造型不同於石碑附近的那個。石碑附近的獅子，整體呈坐狀，但頭部呈大角度的扭曲；四肢健壯有力，造型完全不同於明清風格，與現存二郎廟遺址那座古樸造型的獅子外形非常相像。
雖然還沒有確切的證據，但小廟、香爐、獅子、石碑等級比較高等這些特徵，都非常符合二郎廟的獨有特徵。看到這個場景，再根據其他記載以及周先生的文章，這照片拍攝的應該就是二郎廟。如果屬實，那它就是目前發現的為數不多的二郎廟影像資料了。
通過照片上的場景，對照周先生文中描述的小廟的景象可知，在上世紀40年代前，二郎廟就剩下一座石獸，且早已破損，不像獅子，這或許就是“神犬”傳説的由來。
根據一位生活在這裏的老居民的文章，上世紀50年代這個小廟還保持完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小廟牆壁坍塌，二郎神像裸露出來，“瞪着三隻神眼，渾身塵土站在瓦礫之中”（塑像留存至1976年這點存疑），周圍羣眾報告有關部門，政府派來工作人員把小廟裏的文物取走保護。從此，小廟便消失了，也給後人留下了諸多謎團。
（原標題：燈市口二郎廟有何獨特之處）
文/韓立恆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賀夢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