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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思淵
photo |圖蟲創意
“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正在形成之中。”這是陳春聲教授對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所得出的結論。1992年，《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增訂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近30年過去之後，這本中國經濟史的典範作品重版之際，也許正可回望有關“一箇中國市場”的經濟史向前推進到了何處。“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討論為何從糧價開始呢？所謂統一的市場，意味着一個區域之內商人有着互通的產品供給與價格信息，商品在區域內流通時面對均質的税負及其他成本。如果以近代早期的歐洲歷史來關照，形成國內統一市場正是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關鍵一環。
對農業社會來説，糧食價格正是反映市場整合程度特別敏感的一個指標。因此，長期以來糧價都是經濟史裏討論活躍的題材。就整個前現代中國來看，目前學術界對價格史討論最集中的正是清代糧價，其中又特別集中於乾隆朝之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僅因為清代離今天較近，總體上留下的史料更多，還因為清代在乾隆朝之後形成了獨特的機制，保留了更為連續而可靠的糧價資料。
這個獨特的機制就是糧價雨水奏報。從17世紀末開始，康熙皇帝就已經注意收集糧價情報，他當時要求蘇州織造李煦報告蘇州的雨水情況與米價。到了雍正時期，皇帝要求越來越多的省份報告糧價信息。乾隆皇帝即位之後，在1738年下諭旨，要求各省規範奏報糧價與雨水的格式，以當時湖廣總督德沛的奏報為模板。從此之後，各省督撫定期奏報當地雨水、糧價就形成一項制度。
這套奏報制度中，各個州縣要從當地糧食市場上收集糧價信息，每旬或每月報告給知府；知府綜合各州縣報告之後，上報給布政使；布政使以府為單位編制各省的糧價綜合月報報告給總督、巡撫，總督、巡撫在每個月上奏皇帝的奏摺中呈交；另外，布政使還需要將糧價細冊另外呈交給户部。各個州縣所收集糧價信息要包括當地主要的糧食種類，如大米、小米、麥子，乃至高粱、蕎麥、豆子等雜糧，同時還要報告當地的銀錢比價。其中大米是最主要的糧食，因此經常還需要報告不同品質的價格，也即上米、中米、下米。
皇帝掌握雨水、糧價，當然是為了維護統治穩定。應當説，清代的統治技術相比前代是更為細膩的。農業社會中，糧食價格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清朝歷代皇帝對此都特別敏感。乾隆皇帝就曾説：“天下無不食米之人，米價既長，凡物價、夫工之類，無不準此遞加。”
另一方面，清朝建立之後，人口逐步增長，達到帝制時代的高峯。由於商業的發展，又有相當多人羣脱離農業生產——農業社會中的大規模流動人口也就對糧食價格更為敏感。並且，從16到18世紀，美洲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整個社會的物價一直在緩慢地增長，經濟史家全漢昇稱之為“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對此，不同社會階層的感受是不同的。從事海外及跨區域貿易的商人更容易獲得白銀，從而享受強勁購買力帶來的便利；倘若從事農業，甚至某些與商人結交機會較少的清水衙門，都更容易感受到物價上漲超過收入增長所帶來的痛苦。統治者對此當然也必須留意。
顯而易見，由雨水、糧價奏報制度所形成的糧價資料，是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寶庫。過去的近20年中，清代各朝的奏摺、諭旨都陸續公開出版，今天獲得、使用這些資料並不困難。但是，時間撥回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系統利用這些資料進行數據統計是相當困難的。
最早注意到這些資料對經濟史之重要意義的是王業鍵先生。1978年，王業鍵先生髮表了《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系統介紹清代這種掌握糧價的機制及其所形成的資料。但要到1994年之後，王業鍵先生才能系統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出版的縮微膠捲《宮中糧價單》建置大規模而系統的清代糧價數據集。2008年，王業鍵先生所主持的《清代糧價資料庫》正式上線。今天，這個數據庫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礎資料，大量經濟史研究都是以此為基礎展開。
20世紀80年代，陳春聲教授開始他的糧價研究時，自然無從利用這些後出資料。陳春聲當時使用了與王業鍵基本相同的核心資料，也就是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硃批奏摺以及諭旨。如王業鍵先生所稱許的，陳春聲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建立數理統計模型，從而檢驗兩個議題：清代廣東長時段的米價動態變化，以及各區域間糧價的相關性。在30年前，這樣的數理統計之難度可想而知。
陳春聲教授進行糧價研究時所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缺乏詳盡可靠的背景性資料。對於清代糧價來説，最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可能即是人口與海外白銀輸入。從16到18世紀，美洲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有梁方仲、全漢昇等經濟史前輩注意到這個現象，並且嘗試估算了白銀輸入的規模及其對價格的影響。但在1980年代，學界還缺乏一套詳盡可靠的中國歷史人口數據。直到1990年代末，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纂的《中國人口史（六卷本）》問世。其中曹樹基所撰寫的明代卷與清代卷，至今仍是明清時期人口的最權威數據，亦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礎性數據。
在1980年代，這些基礎性數據自然無從尋覓，因此陳春聲需要設法建構人口數據序列，以檢驗糧價的長期變動因素。他的方法是利用乾隆朝的硃批奏摺中所彙報的保甲門牌煙户數量。可能有的讀者已經瞭解，估算明清時代的中國人口，曾經存在一個巨大誤區，也即將地方誌中記載的人丁數字簡單地視作成年男子數量。直到1959年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中指出，明清時代的“丁”實際是納税單位而非人口數字。何炳棣是著出版於1959年，初步引介入大陸學界則要到1989年，2000年方由葛劍雄教授譯為中文。陳春聲在估算清代廣東人口時，已經援引了何炳棣的研究，並利用乾隆四十一年開始統計的“保甲煙户”數為基礎估算人口數字。他在當時估計18世紀廣東的人口可能翻了一倍。
如果以後出研究稍作校驗的話，本書中陳春聲依據《嘉慶一統志》估算乾隆四十一年廣東人口為1482萬，到五十六年則增長到1645萬，錄得約6.8‰的年均增長率；10年之後，曹樹基在《中國人口史（清代卷）》中所估算的乾隆四十一年廣東人口則為1844.5萬，到嘉慶二十五年則增長到2155.8萬，18到20世紀廣東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約3.4‰。曹樹基所估算的廣東人口數字更高於陳春聲的估算，這恰恰進一步印證本書對人口壓力與糧食流通關係的結論，也即人口壓力促使廣東向周邊地區移民，湖廣、廣西以及周邊產糧區向廣東輸入糧食。
陳春聲對廣東糧價的數據分析得到三個方面的觀察。其一，如果僅以廣東的土地規模及農業開發來看，廣東的糧食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但是，18世紀廣東卻需要大量從外省進口糧食。何以如此呢？其中最切要的因素是，18世紀廣東已經呈現出經濟作物種植專業化的趨勢，廣泛種植甘蔗、煙葉、靛藍、龍眼等等，並形成著名的“桑基魚塘”的農業經營模式。也就是説，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替代了糧食生產，這個糧食缺口則由周邊的產糧區所補充。
其二，由此，以廣東為中心，周邊的廣西、湖南、江西、福建（包括台灣）、東南亞地區形成了廣泛而活躍的糧食貿易網絡。因此，廣東省內各區域的糧價也與周邊地區有着聯動關係。粵西以至廣府的糧價由西江流域聯繫而與廣西形成聯動；粵東各地則由海路與閩南、台灣的糧價聯動；粵北一直到潮汕地區，則由韓江流域聯繫而與贛南形成聯動。值得注意的是，18世紀還有不少糧食由暹羅、安南輸入廣東。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世紀，而且與日俱增。
其三，18世紀廣東的糧價保持了緩慢上升的態勢，人口增長、白銀輸入、生產專業化可能是最主要的三個因素。糧價上漲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積極的方面看，温和的物價上漲刺激着商業的發展，商人資本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普通官員、士兵，乃至農民，都從中感受到生計的壓力。特別是八旗及綠營駐軍對糧價的上漲特別敏感，也引發了對商人的敵視情緒。當時廣東陸續出現了一些士兵趁海難打劫商船的事件。
如我們在開篇所説的，陳春聲由清代廣東糧價變動所看到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正在形成。”以上三方面的觀察，能夠導向這樣的結論嗎？作者在本書中花了很大篇幅檢驗廣東與周邊區域的糧價相關性，以及這種相關性隨地理距離衰減的程度。這其實正是為了進一步驗證各個區域的糧價變動是否整合，這也就意味着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近些年，一些新的研究在這個議題上更為深化了。清代全國各個區域的市場存在着更深度整合的趨勢，這一觀點也得到新研究的進一步支持。
由糧價研究所呈現的清代中國市場是趨於整合的。總的來説，這對於商業資本的繁榮發展無疑是積極的。但是，這樣的市場形態如欲推動資本運作進入一個新階段，投資擴大再生產，追求更高利潤，就遇到了結構性的困難。本書中將之總結為兩個層面的問題。
其一，商人作為市場中的主體，雖然追逐利潤，卻並不將此作為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市場關係滲透到社會與政治的各方面也就不能不受阻，不能完全擴展開。清代的大商人之後代，往往投入科舉考試，進入仕途，或成為學者，這是一個普遍趨勢。有人將之歸納為“賈而好儒”。馬克斯·韋伯在探討歐洲資本主義興起時，強調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基督教新教倫理相結合，以商業活動為自己的“天職”，以“天職”的成功證明自己在宗教上的虔誠，形成新的社會身份與身份認同。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及社會文化來看，未曾出現過這種以追逐利潤為“天職”的觀念。
其二，清代的市場發展之中存在着排除非經濟因素影響的趨勢，但總的來看，整個市場體系的基礎並非經濟理性。
過去的30年中，中國史研究的幾個主要板塊都經歷了顯著的範式轉換。政治史、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中，甚至研究主題的焦點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動。相較而言，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則存在一些長期延續且凝聚着學術共同體的核心議題。市場毫無疑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