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殤思》讀後之思：三句振聾發聵的警醒

文：葛維屏

《甲午殤思》是一本文章合集。厚厚的一本，拿到手裏，翻看首篇，我就覺得自己的血開始上湧，第一篇文章（就是劉亞洲將軍寫的第一篇）讀畢，我已經浮想聯翩，情不能禁。

甲午是一個我們太熟悉的概念。小時候就看過電影《甲午風雲》，對那場壯懷激烈而又以慘敗告終的戰爭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幾年，我們到威海去參觀，當時正值下雨，窗外是沉鬱的一片，在那種平靜的氣息裏，我當時想的卻是多少年前的甲午留下的震撼人心的餘波，令我時刻感受到夾雜着悲壯、夾雜着心痛的波動。歲月輪迴，又到了甲午年，2014年電視上有一部四集電視片，叫《甲午甲午》，斷斷續續地看了一部分，它的片名，令我想到了中國近代史另一個令人心痛的節點，表現這段史實的，也有一部電影，叫《南京南京》。

這部《甲午甲午》的片名，很顯然是脱胎於《南京南京》。為什麼兩個作品的名字，都用了回聲般的嘆息的重疊？我想，這並不是偶然為之，這兩者之間呈現出互為因果的對應。“甲午”是一個時間概念，而“南京”則是一個地域名詞，但它們在歷史上，都記載着我們今天依然揮之不去的民族之痛，而細究下來，這個民族之痛的製造者，都是我們身邊的近鄰日本。對這兩個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的回味，一個單個的詞組無法表達它們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的沉重，只有以回聲的方式，加重在我們心靈中的份量，我們才能體味到它們的意義與價值。

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之間，相隔43年（1894—1937年），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年這個甲子年相隔65年，比較一下，前面的四十三年，中國一直在屠殺復屠殺的悲慘哀號中掙扎，而後一個六十五年，卻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和平飛翔的年代。是什麼中止了中國歷史上的悲慘血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今天我們能夠有一種沉痛而理智的心態，來回顧甲午之殤，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了足夠的強大及足夠的民族自信，對歷史的創傷，才能予以正視，予以總結（試想一下，如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能夠有那種回顧的從容嗎？）。那麼今天的社會是如何扼制了上上世紀的甲午的歷史的重演？

在《甲午殤思》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在劉亞洲將軍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的核心思路，是福澤諭吉的一段話。劉亞洲是我喜歡的一個作家，他當年寫的小説《兩代風流》曾以英雄主義的昂揚讓我讀得字字珠磯。他自述年輕的時候手抄《斯巴達克思》並效仿出中國的第一部英雄小説《陳勝》可以讓人感受到他的內心裏對戰爭與英雄的膜拜。在這裏，他引用的福澤諭吉的話為：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

為什麼我們今天能夠站在和平的基石上反思歷史的血痕，正是這裏提出的第一條：人心的改變。可以説，從甲午之後，中國的仁人士志一直在探討救國救民的道路，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出現，給中國注入了一種現代的新興的思想，中國才有了翻地覆地的文化。共產黨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立足於人心的改變，引進了先進的思想武裝——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從此面貌一新。

這一點，也是給我帶來長久思考的地方。對於我們現實工作來説，要做成一項事業，發展一項業務，同樣必須人心的改變。人始終是事業發展中的核心力量。

福澤諭吉提到的第二點就是制度的改變。機制的範圍很大，但我想，有一個基本點應該是共同的，那就都要推進機制的敏捷化、快捷化與簡潔化，一句話，建立一個良好的面向客户、贏得客户、鞏固客户的機制，“客户”原來就是“為人民服務”中的核心主題詞，現在轉化為“客户”，但本質性的機制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福澤諭吉提到的第三點是器物的改變。為什麼福澤諭吉把器物放在最後？甲午的教訓是深刻的，尖船利炮不是取勝的必勝之道，如果沒有人心與制度的配套，先進的技術與承載技術的平台，只能是一堆廢鐵。在實際工作中，新系統、新業務、新流程層出不窮，但有時候，這種新玩藝成了擺設，根本沒有發揮其應有作用，一句話，新的尖端利器都沒有化為有效的生產力。為什麼會這樣？值得我們反思。福澤諭吉強調了這三者之間的順序不容變更，可謂是發聾震聵之談。它的深度意義我也就不重複了。

《甲午殤思》這本書與它反映的主題，是讓人坐立不安的，它不是一本可以躺在牀上消遣的書，它會讓我們立刻行動起來，去想做一點什麼。我願意把這本書放在案頭，逼迫着我去不停頓地忙碌、奮進，讓這本書及它的主題給予我的激盪的力量，化為工作前行的內生動力，為我們的未來去尋覓、去思考、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