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和西方，都曾存在過一個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層，在中國，這就是君子；在西方，被稱為紳士。這個階層不以血統為評價標準，而完全以個人的文化涵養和道德修為作為識別特徵。仔細地推敲起來，關於紳士和君子，中西方確實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之處，這體現了兩種文明的內在差異。
紳士（gentleman）這個詞翻譯得十分貼切，有錢的士。在中國語境中，所謂的“士”總有悽苦的一面，多表示寒士，比如杜甫所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寒士高風亮節，但免不了喝西北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士不可能總是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士自得其樂不要緊，他的家人也要討生活，即使有再強大的精神力量，柴米油鹽、衣食住行總歸是需要經濟支持的。紳士不然，紳士之“紳”是有經濟基礎的，《説文解字》説：“紳，大帶也。”腰圍大帶子的人，非富即貴。所以紳士，就是衣食無憂的士，為什麼這個詞翻譯的好，因為gentleman正好對應了來自gentry （土地所有者）階層的身份，雖然是最低的一級地主，但紳士足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合理生活，而不必要求妻兒老小也跟自己一起“簞食瓢飲”。
西方紳士精神的基礎，來自亞瑟王的圓桌騎士，即特權和責任的相互牽制，任何人在享有統治權和地位的同時，也必須受其約束。例如，要追求高尚的事業，為積極的目標提升自己，完善自我，鼓勵個人的雄心，但是同時要避免傲慢，必須以謙遜、剋制的態度鉗制私慾。所謂高貴者必高尚，享有特權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
當然，任何要求人類剋制自己的理論，都是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即使在紳士的發源地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高貴者必高尚”的要求也只是理想，實現起來難於上青天。可以説，直到維多利亞時代（1837年—1901年）前期，紳士這個詞一直帶有貶義，指的是作威作福的紈絝子弟，這種糜爛的風氣在攝政時代（The Age of the Regency，1795—1837）到達頂峯，英國人用英文“Toff”（花花公子）來代指紳士，表達了平民對紳士的蔑視，這時候的“花花公子”式“紳士”，只是一羣花天酒地，毫無男子氣概，戴假髮貼假痣，塗脂抹粉的有錢公子。
轉變從維多利亞時代開始，由於工業革命肇始於英國，社會風氣隨之產生鉅變，人們開始將上進和道德高尚作為人生目標，紳士被重新定義，開始強調個人的內涵比出身背景更重要。
紳士風潮的出現，是一次可與文藝復興等量齊觀的精神解放。因為工業革命，社會財富分配發生變化，資產階層上升，他們開始代替過去的地主階層，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這羣生活優渥的新貴，急需身份認同。和舊時代的貴族相比，他們的地位是一步步奮鬥出來的，嘗過世間的苦，也有能力追求世間的好，他們閲歷豐富，見多識廣，具備卓越的個人才華和品格。
這些新貴不僅僅代表了富裕的社會階層，還包含了對精神品格的要求，因此，他們不是傳統貴族，不是“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花花公子，他們是一種經過道德修煉的新貴族。這種不以出身，而以個人品格論高低的新貴族，就是近代語境中的紳士。
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有點像中國的君子，但又不一樣，他們要求自尊、自律、博學、剋制，並且從外表到內心都要精緻，根據著名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定義，紳士的“第一特徵是體格和頭腦結構的精緻，以至於他既能體會最細微的感受，也能體會最細微的感情。”
從這個角度説，無論是作家狄更斯、戲劇家蕭伯納、科學家法拉第，還是虛構的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他們作為紳士的體面，不是來自於出身，而是來自於精神的充實和情感的細膩。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對紳士的描寫不吝辭藻，熱情歌頌他們的品格：善良、正直、忠誠，扶危助困。即便這種文學是虛構的，但也表現了社會風氣的動向，至少説明紳士佔據了精神文化的主導地位。
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之所以成為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先進和軍事領先，其文化也有一種無可匹敵的吸引力，毫不誇張地説，這種新引力就是紳士精神，這種對個人力量、品格、才學的肯定和嚮往，讓不少人為之傾倒。
在西方紳士文化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國的君子文化也在經歷自己的變革。
有些人認為西方紳士和中國君子只不過叫法不同，實際上內涵相同。英國紳士克己復禮，修煉人格，中國的君子也是如此，二者沒有區別。
這種看法其實不算錯，紳士和君子從道德取向上來看，確實是同一品種，可就像生長在兩種土壤中的向日葵，紳士和君子“皮”相似，“質”不同。
説中國君子，就以君子的近代典範，有“最後的聖人”之稱的曾國藩來剖析。一百年來，對曾國藩的研究汗牛充棟，雅俗共賞，從成功學、情商課，一直到辦公室政治，全都可以跟他扯上關係。曾國藩就像一個文化想象共同體，誰都可以從中攫取自己想要的素材。但如果要討論君子，近代中國只以他最具有典型性。細讀曾國藩的生平，他最有趣的地方，恰恰在於他是一個最無趣的“老實人”。
老實人三個字在今天的語境中完全變味，説得難聽一點，就是可憐人。在追求精明的社會中，當一個老實人的代價太大，回報太少，經過社會的不斷淘汰，老實人的意思從“好人”變成了“蠢人”。
在中國歷史中，善良、正直、忠誠等品格，至少在先秦時代是主流價值觀，現代人看那時的人，總會覺得“迂”“蠢”“想當然”，例如宋襄公打仗的時候也要為敵軍着想，拒絕半渡而擊；鄢陵之戰的晉楚雖然針鋒相對，但外交風度剋制優雅；還有類似豫讓、程嬰等“士為知己者死”，為了信念，不惜拋家舍業的人，他們堅守的道義，塑造了中國古代的高尚精神。如果説榮譽、誠信、扶危助困等價值塑造了紳士，中國的君子本來也是如此。
“君子可欺之以其方”，對正直的信條深信不疑，忠實誠信是君子的必要條件，因此君子從某種角度上説，都是老實人。曾國藩生來也是個典型的老實人，他天資並不冒尖，他一直恪守“老實人”之道，將老實修煉得渾厚和大度，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忠信篤敬”。曾國藩用自己的生平，證明了很多備受懷疑的道理也能成真，比如笨鳥先飛、勤能補拙、大器晚成……
曾國藩早年以“笨”知名，剛做官的時候，為人耿直敢言，到處得罪人，以至於同僚開宴會，沒人跟他説話。他嘴笨情商也“低”，待人真誠，不知分寸，即使試圖學着去拍馬屁，也顯得格外生硬，被人厭煩。他最顯著的“笨”是用兵，左宗棠説他“呆滯”，李鴻章説他“儒緩”，都是嫌他用兵迂闊，反應比敵人慢一拍。
被人嫌棄，吃過大虧，如果是普通人遭此打擊，很可能從此一蹶不振，索性當一個庸人了此殘生，但是曾國藩沒有，他以務實的態度從細節開始自我改造，不求虛名，不説大話，不跟人爭吵，細心觀察，深思熟慮，不斷完善性格中的缺陷，將人性中的醜惡剋制到最小，並將這項自我完善的鍛鍊持之以恆。我們也每天賭咒發誓，一定早睡早起，不吃快餐不熬夜，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我們都知道，能做到並堅持下去才是最難的，如果做得到，就能破繭成蝶，醜小鴨變天鵝了。
曾國藩這樣的君子，是中國君子文化最終的形態，他身上就體現了三個特點：樸、誠、恆。
具體表現為自律、務實、認真、誠信，不走捷徑，做事的現實主義與為人的理想主義，其實這樣的君子和紳士精神不謀而合。但是由於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不同，曾國藩吞過的苦、受過的氣，身上揹負的罵名，性命受到的威脅，人生付出的代價，比做一個紳士要多得太多。
作為一個老實君子，如果曾國藩生活在紳士文化中，或許境遇會好一些，人生能夠更加遊刃有餘。跟曾國藩類似的華盛頓，並非天賦異稟，更不是拿破崙那樣的戰爭奇才，甚至談不上有魅力，但他卻被人敬仰。曾國藩這樣的君子，是中國君子文化的迴光返照，這種人一輩子不屑於油腔滑調，不懂得巴結鑽營，更不耍陰謀詭計，無論身處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他們都拒絕不擇手段的生活，惟其如此，他的人格才重於千鈞。
簡而言之，西方紳士和中國君子的精神和身份來源不同，實施方法不同，但都是孜孜不倦的追求者，他們都希望自己達到人格的完善。
中國君子的自我期許更多的來自學養，講究效法書中的古人，因為近代中國缺少自由發展的資本階層，所以君子的來源是讀書人，他們參考的對象是懂得“天人之際”，具有理想人格的古先賢，為了實現道德的純化，所作所為跟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猶如兩個打齒的齒輪，互相咬不住。
西方紳士脱離了地主階層的腐朽温牀，在積極上升的資產階層中找到了新土壤，這些新貴秉持一種古老騎士精神的變體價值觀，在掌握特權的同時勇於給自己添加道德義務，用高標準的道德期許剋制自己人性中的弱點。在完善自我的同時，要求為社會增添正向促進效果，紳士價值觀與社會猶如兩個咬齒的齒輪，互相推進。
當然，不管是中國君子還是西方紳士，在當今時代都變得如此稀少，人們在懷念的同時，也想重振二者的價值觀，但目前來説，除了形式上的模仿，還缺少一些內涵上的淬鍊。現代人擁有精緻的外表、考究的西裝、不出錯的餐桌禮儀和體面的生活，但真正的君子和紳士的道德內涵，反倒退居其次。不過，任何形式對於君子和紳士的懷念都是必要的，就像鳳凰和獨角獸，即使沒人見過，但只要它們“存在”，就會影響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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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趙爾巽等
《曾國藩傳》蕭一山
《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硏究》張仲禮
《傲慢與偏見》簡·奧斯丁
《Origins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Heraldry、Chivalry and Gentility in Medieval England》 Maurice Hugh
《Gentleman》Walter Alison Phill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