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昇……”時至今日，這首耳熟能詳的歌曲已經傳唱了半個多世紀。天安門作為新中國的象徵，深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心中。幾十年前，能去一次北京，在天安門前留下一張照片，是不少人的夢想。
今年已年近六旬的攝影師高源，當年就為不少人實現了在天安門留影的夢想。42年前，17歲的高源成為了天安門廣場拍照服務點的一位攝影師，幾十年中，
他為從天南海北來到天安門的遊客拍了60多萬張照片。
“我是用照相機鏡頭記錄時間的人。”高源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四十多年的跨度中，照片從黑白變成了彩色，120mm膠片機變成了數碼單反……同時，他也見證了天安門廣場上人們着裝、習慣、拍照方式的改變，見證了無數人在天安門前年復一年的家國情結。
一名老兵來到幾十年前拍照過的點位，再次與天安門廣場合影
“天安門”情結
時間回到1979年，高源的故事開始於天安門金水橋邊。
那一年，17歲的高源隨當兵的父親從瀋陽來到北京，加入了北京西城服務公司，被分到“南長街天安門照相服務部”，由此成了一名天安門攝影師，工作內容就是給來此的遊客拍照，當時的照相服務點就設在金水橋旁。1982年天安門廣場馬路修整，高源的照相點才從金水橋旁搬到了廣場內。
生在瀋陽的高源，雖然小時候也曾到過北京，也曾看過天安門，但是這樣一份工作依然讓他興奮不已。“那時候了不得！一説（在）天安門照相，那太牛了！”他笑言，當年這份工作讓他成為同學朋友中“最有面子的人”。當年給朋友們的信中他寫道：“以後來北京，到天安門找我！”
事實也的確如此，那時候來北京辦事的熟人下了火車第一件事就先找他一趟，“他們出了北京站，先來天安門找我給照個相才去辦自己的事”。高源説，那時候，人們對於北京和天安門有着難以名狀的感情，是一種情結。“七八十年代咱們國家人員流動性小，外地人來一趟北京並非常事。”高源記得，小時候，院子裏要是誰有機會進京，街坊鄰居都會去囑咐幾句：一定去看看天安門，一定在天安門留個影，人們把那視為一種榮譽。
七八十年代時，人們來天安門廣場拍攝的黑白照片 本文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戴越翻拍
當了天安門攝影師後，高源的這種感覺更加真切。“當時，我看到人們來到天安門是有一種儀式感的，不是把天安門當作旅遊景點看。”他向澎湃新聞介紹，剛下火車風塵僕僕的遊客們，總是要先找個地方洗把臉，換身衣服，再來找他照相，都想以最好的面貌和天安門合影。
事實上，在當時和天安門合影對當時的大部分人來講算得上是個“奢侈”的舉動。高源告訴澎湃新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一張黑白照片的收費是七角五分錢，而當時“一級工”一天的工資也只有一塊錢，相當於花一整天的工資拍一張照片。即使這樣，也擋不住人們想和天安門合影的心思，“一卷膠片能拍36張，我平均一天要拍個幾十卷，基本上來的遊客都會要拍一張留念”。高源記得，最多時能有百十個人同時排隊，能圍成一個大圈，形成一堵人牆。拍照的時候攝影師和顧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讓那麼多的排隊者入鏡。
高源告訴澎湃新聞，“有時候一天拍太多，下班騎自行車我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騎着騎着才感覺不對勁，想起已經下班了”。
照相點的發展
幾十年的時間裏，高源的照相點在不斷髮展。
高源告訴澎湃新聞，工作之初，照相點就是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他的第一台相機是一台國產海鷗牌機械相機，卷片、對焦都需手動操作，性能質量都很一般，快門經常出問題。“我們當時有個口頭禪，‘不虛不動就是好相’”，為了保障照片質量，高源每次拍照要“一看二聽”，“看”是觀察遊客有無閉眼晃動，“聽”則是指聽快門聲音判斷快門速度。“當時人家來一趟北京天安門不容易，盡力給人家拍好。”多年的鍛鍊，高源練就了一雙好耳朵，“直到現在，我一聽就能知道快門速度是多少”?。
1980年，照相點推出了彩照業務。彩色照片收費是一塊九毛錢一張，高源回憶，當時洗彩色照片是個費勁的事，出於成本考慮，最早時，洗彩色照片要到一千公里外的吉林長春。
那時，長春進口了一台彩擴設備，“我們當時把照好的膠捲編上號碼，放在旅行袋裏，送到北京站，由列車員幫忙接收送到長春，對面有人接應”?。一來一回要一禮拜的時間，到達顧客手中則需要二十多天的時間。“不僅時間長，還容易出錯吶！”高源介紹，膠片雖然按順序標好了編號，口袋上也標明瞭顧客特徵，比如男性女性、幾個人、是不是軍人等。“但洗照片的時候，一張錯了，那整個順序就都錯了。”那時經常會發生寄錯照片的情況。
但只用了半年，高源單位也引進了彩擴設備，一下將顧客等待時間大幅縮短，“1983年左右，黑白照片就徹底淘汰了，那會彩色照片也只需要兩個小時就能洗出來交給顧客，實現了一個飛躍”。
回憶起當年遊客取照片的場景，高源也是歷歷在目。高源記得，當時取照片的點就設在國家博物館門前處，“每次工作人員拿回一批洗好的照片，立刻就被取照片的顧客們“埋沒”，最忙的時候，武警都要出來幫忙維持秩序。幾十年的時間裏，高源手中的相機換了一代又一代。2005年，數碼相機廣泛使用。如今，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從拍照到出片，一分鐘就能搞定。
高源把一代一代的相機收藏，其中不乏很多他實際使用過的。
高源工作照
照片記錄了時間
除了照相點，高源感覺，身邊的一切都在變化。
拍照的人變了。高源入行時正處改革開放初期，那會遊客的着裝是一水兒的“藍白灰”，再加個“綠”——綠軍裝。“那時候女同志能配個帶顏色的紗巾就算時尚的了”，高源回憶，“漸漸地人們着裝的顏色就多了，有穿紅色的了”，高源印象深刻，1984年，上映了有一部叫《街上流行紅裙子》的電影，專門記錄了這個現象。如今，穿什麼風格衣服早已實現多元化，拍照動作也越來越有才創意，從當年的“神情嚴肅”發展到如今的活潑多樣。
高源還記得，八十年代初時，拍照時流行帶鋼筆和手錶，“拍照時衣服上都插一根鋼筆，手錶也得露出來”，再往後流行戴上了“蛤蟆鏡”，穿上了立領大風衣。再後來，就流行“曬”bb機和大哥大了。“bb機本來應該別在腰上或者放兜裏的吧？不行，必須挪到前面，照相必須顯出來。”高源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不禁大笑。雖然如今回憶起來覺得好笑，但他認為，這確實體現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現在戴個幾十萬的表也沒什麼值得顯擺的了，顯擺了非被人叫‘土包子’”。幾十年前，花七角五分錢拍一張黑白照片都讓人心疼，現在，雖然一張8寸彩照漲到了20元一張，但攝影點的生意依舊火爆，“一個人拍上幾十張很常見，拍個照片花千兒八百的多得是，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富足了不少。”高源感嘆道。
還有一件小事令高源印象深刻。他告訴澎湃新聞，七八十年代時，出現在北京的外國友人很少，老百姓們出於好奇經常會造成圍觀。“當時有的單位都開會強調這個事，不許圍觀外國人。”而幾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拍照時，看到了幾名外國學生在參觀。一位東北老大爺主動靠過去，問他們“你們是哪旮旯來的？”讓高源吃驚的是，那幾名外國學生居然聽懂了，並用中文進行了交流，“他們是在中國學習中文的大學生”。這説明幾十年間，老百姓的見識越來越廣，也更加自信了。
四十多年的拍攝生涯中，高源記錄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一張照片中，一個穿着蓑衣的男人站在天安門前，對着鏡頭拘謹地笑。高源説，照片裏的人來自南方農村，來北京時，為了在天安門前合照，專程從老家帶了一套蓑衣穿着照相。高源説，像這位農民一樣，千里迢迢帶着紀念物，在天安門前“圓夢”的人不在少數。看着一張老夫妻在天安門前照相的相片，高源説，為紀念結婚50年，來自雲南的老夫妻手捧老式結婚證在天安門前照片，高源為他們記錄下了這一刻……還有很多人拿着幾十年前在天安門前的照片，再拍一張。
2017年一名男青年向女友求婚，四十年的時間裏，高源見證了不少普通人的故事。
除了普通人的故事，40多年裏，高源也在天安門親歷了不少大事件。國慶35週年晚會，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跳集體舞，40週年國慶時，高源在馬路邊幫助維持秩序。
讓他印象最深的還是2018年1月1日，那一天開始，負責升旗儀式由以往的“國旗班”換成了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和軍樂團。那天，高源凌晨3點趕到了天安門廣場，他想選取一個最佳的位置記錄升旗儀式，等了4個多小時，腿腳發麻，身體凍得發抖，可當禮號手在天安門城樓上吹響號角時，他馬上熱血沸騰，激動不已，身體一下子熱了起來。高源向澎湃新聞回憶，“我可能是全中國觀看升旗儀式最多的人之一，但每次參加升旗儀式，感覺都不一樣，每一次在腦海裏都像過電影一樣感受國家的發展。”
還有不到一年，高源就要退休了。幾十年間拍過的照片，裝滿了一本又一本相冊，用過的相機擺滿了兩個展櫃。如今，他不時會翻開那些相冊，在一些照片背後，寫上照片背後的故事，“這些是我用鏡頭記錄下的時間，我會一直記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