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釐清李商隱與佛教的因緣，可能必須先了解他與道教的關係。
李商隱所留存的詩歌作品中，有大量的道教神仙傳説、典故，有眾多別有所指卻又隱晦難明的無題詩，以及與女冠的交往和糾葛，引發了後人的多種臆測。
這成了千古以來眾説紛紜的“懸案”，讓李商隱與道教有着牽連不清的關係，也造成了後人認為李商隱是“道教詩人”的既定印象。
事實上，並非如此。
藝術化的道教
李商隱的故鄉——懷州河內，地近道教聖地王屋山，是唐代道教興盛的地方。他説自己“學仙玉陽東”，稱自己是“玉溪生”，有過學道求仙的經歷。
而且，李商隱的求道，並不是追求時尚，或把它當作達成某些特定目標的渠道，而是傾注了生命的熱情在其中，所以才會有“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釆華芝”的堅持。
然而，為何李商隱最後沒有選擇以道教為歸宿？這必須從兩方面來説明。
道教發展到晚唐，從“外丹服食”向“內丹養煉”的趨勢，已經是十分明確的方向。換句話説，李商隱所處時期的道教，不重神仙方術，更重修心養性，這也左右了他對道教的態度與看法。此其一。
另外，李商隱詩歌中的神仙思想與情境，並不代表宗教信仰上的意義。也就是説，他所採用的仙事、仙語、仙典，所描繪的仙界、仙景，只是一種隱喻、暗示、寄託或象徵。
如果説李商隱對待道教，主要為了運用它所提供的材料抒寫詩情，按自己的美學理想來創造某種藝術境界，那麼，佛教思想義理，則與李商隱的人生際遇，有着更多的契合點。
與佛教的因緣
李商隱與佛教的關係，早在童蒙時期已有發展。他在《上河東公啓》中説自己：
“伏以《妙法蓮花經》者……始自童幼，常所護持。”
由此可知，李商隱幼年時即已接觸佛典，持誦《法華經》；而且因持誦有年，恆之不輟，故有不少的感應經驗；甚至還“十一年長齋”，足見他的信仰之誠。
另外，李商隱曾在《樊南乙集自序》中説：
“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剋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行者。”
此序寫於大中七年，李商隱當時約42歲。面對妻子的去世，他萌生了“放下一切，專為行者”的念頭，以求超越人間苦海。
此時，他還在長平山慧義精舍藏經院刻《妙法蓮花經》七卷，寫下了對南宗禪多有精解的作品。
另外，《宋高僧傳卷六·知玄傳》也記錄了李商隱與佛教的關係：
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語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訣別。
李商隱晚年師事悟達國師，全心向佛，臨終遺願是出家為僧。他大概認為：唯有這條路，才能消解來自於內心最深處無法排遣的無端之哀、無解之題，使他從矛盾的人生中超越、從失望的深淵中解脱。
空靈的禪味
瞭解了李商隱對佛、道的態度，便較能掌握其作品所藴含的意趣：
巖花澗草西林路，未見高僧且見猿。
……
月從平楚轉，泉自上方來。
……
孤鶴不睡雲無心，衲衣筇杖來西林。
……
這些詩歌，沒有彷徨與矛盾，有的只是空靈的禪味，雋永的意趣。
李商隱並沒有刻意堆砌佛教典故、詞彙，而是借自然景緻，無心地展現出清雅、幽靜的心靈境界，與他錦瑟無題之類，飄忽、瑰麗、迷離的作品相較，風格是大異其趣的。
李商隱另有一首充滿禪意的《北青蘿》，流傳千古：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
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閒倚一枝藤。
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在這首詩中，李商隱借“訪僧”的行動，寫出自己對捨去世間煩惱、達於無心之境的嚮往和追尋。而這種追尋，又是十分孤寂的。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願重。
……
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鍾。
李商隱覺得自己與佛教有着累世的因緣，懷着堅定的信念與廣大的悲願，為在佛法中證得無上解脱，捨身也在所不辭。“三生同聽一樓鍾”這七個字，不僅成了千古名句，也是他心意的最佳體現。
結語
李商隱31歲開始茹素，從此長齋，這一點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在38歲時所寫的《驕兒詩》中，提到“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可見他的家中必有佛像、佛燈的擺設，這又能為他的佛教信仰作有力的證明。
李商隱的一生，以佛教始，亦以佛教終，他與佛教的因緣，隨其年齡增長與際遇增加，或隱或顯地貫穿於其生命中，佔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