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專題】故宮：一座城的600年

攝影/寧穎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週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5週年，這是故宮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界的大事。故宮是匯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也理應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

故宮四季皆美。不同季節的故宮，有不同的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這句話，最合適故宮。

一日之計在於晨。每次穿越城市的車流人流到故宮上班，一進宮門，祝勇的心就立刻安靜下來，因為故宮早晨很靜，只有鳥鳴聲，但“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故宮的黃昏也美。庚子年農曆閏四月十四，芒種。下班後，祝勇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寧花園的西牆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寧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於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向東望去，正好看見夕陽的餘輝把三大殿的戧脊照得金光閃亮——“我才明白古代建築師為什麼把宮殿的戧脊修飾成金色，除了它的象徵性意義，從視覺上也形成了很強的衝擊力，尤其是夕陽西下的時候，那金色在黃昏裏十分顯眼，天色越暗，那金色越是明亮。我很幸運，普通遊客不可能從這個角度看三大殿。”

作家、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在多年前的某個黃昏，第一次踏進紫禁城。

從《舊宮殿》開始，祝勇創作了多部與故宮相關的作品：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他從一幅幅書畫作品回溯張擇端的春天之旅、宋徽宗的光榮與恥辱;《在故宮尋找蘇東坡》中，他通過故宮藏品尋找蘇東坡的生命印跡，進而描繪整個宋代的精神風貌;在《故宮的隱秘角落》中，他探尋故宮的“未開放區”，少為人關注，卻影響歷史進程。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週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5週年，這是故宮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界的大事。祝勇自然不會沉默。

置身其中，就像宮殿裏的一粒沙

故宮不只是用來住的，更是用來嚇唬人的——如漢代丞相蕭何所説：“非壯麗無以重威”，以至於紫禁城肇建600年後，祝勇每天面對它，依然會感到膽戰。

這些建築氣勢壯闊、複雜深邃。所有走進故宮的人，開始於午門，然後，越過一道道門，從一個空間走向另一個空間。

古代中國人先有空間觀，後有時間觀。所以，中國人的時間意識，最早是通過空間獲得的。

故宮的平面圖裏，包含着一個“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圖”，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從某種意義上説，故宮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間系統裏，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時間系統。

故宮的歷史、人物活動，都圍繞着它特有的空間和時間秩序展開。

“故宮是空間之城，也是時間之城。故宮的中軸線(從午門中心點到神武門中心點)是子午線，南為午，北為子，與夏至、冬至分別對應;而北京城的日壇與月壇的連線則剛好是卯酉線，與春分、秋分相對應——明清兩朝，春分行日壇之祭，迎日於東;秋分行月壇之祭，迎月於西。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這套時空一體的意識形態貫徹始終，數千年不曾走樣，故宮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祝勇説。

分別懸掛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塊匾，內容都取自《尚書》，它們依次是：“建極綏猷”“允執厥中”“皇建有極”，皆象徵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在故宮，生命的參照系太大，一個人置身其中，就像宮殿裏的一粒沙。

“即使乾隆這位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坐擁中國歷史上第二大帝國，依然會感到茫然，也會像一個哲學家一樣自問：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因為這幾個問題，內植於一個人的生命中，在浩大的宮殿裏，更容易被喚醒。總之，作為一座建築，故宮顯然是太過龐大了。”祝勇在新作《故宮六百年》中寫道。

去年冬日，祝勇去冰窖餐廳參加晚宴(故宮博物院將清代皇帝用於藏冰的庫房改造成為遊客服務的餐廳)，從廚師那裏得知，他們每年冬天還在內金水河上採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於冰鎮餐飲。

此後，每當他在凜冽的寒風中走過太和門廣場，都彷彿聽到冰鎬的聲音在浩大的廣場上發出空曠的回聲，祝勇清晰地意識到，內金水河不只是一條歷史的河，它也是一條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動，仍然以一種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們的生活。

祝勇舉例説：“我想放棄那些宏偉的地上建築，講一講故宮的排水系統。因為地上建築比較引人關注，遊客到故宮參觀，關注點都在那些宏偉的宮殿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故宮的排水系統。當然，有些暗溝，人們是看不到的。紫禁城的地平，北高南低，每當大雨，三大殿大台基上的螭首‘千龍吐水’，無論地面上的水，還是遍佈紫禁城的明渠暗道裏的水，都將匯入內金水河，再由內金水河匯入護城河，護城河又與北京城的水系相連，使紫禁城裏的水迅速被輸送出去。再大的雨，內金水河的水位也只上升1米左右，實際上是紫禁城中的一座可以調節水量的小型水庫。很多人關心，故宮的木構建築在遇到暴雨時會不會被水泡?其實，故宮的防水功能非常強大，哪怕是遇到暴雨也無所畏懼。”

故宮的建築，處處體現着“天人合一”的理念，這一點不只是通過象徵來表現，比如以奉天殿(今太和殿)，表達王朝“奉天承運”的正統性，而且從實用功能上看，故宮的建築，也與宇宙、天地、自然，達成了一種自洽、和諧的關係。

故宮是不可測的——它的建築空間是可測的，建築學家早已完成了對它的測繪，它的神秘性卻是不可測的，用風雲莫測來形容它，在祝勇眼中比用具體的數字描述它更貼切。它用一個可測的空間，容納了太多不可測的事物，或許，這才是對故宮的真正定義。

簡單説，故宮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圍有城牆，在它的內部，有辦公場所(三大殿、養心殿等)，有家屬宿舍(東西六宮等)，有宗教設施(梵華樓等)，有水利工程(內金水河等)，有圖書館(昭仁殿等)，有學校(上書房等)，有醫院(太醫院)，有工廠(造辦處等)，有花園(御花園等)，除了沒有市場，故宮幾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

“從建築形態來説，這座城裏，宮殿樓台、亭閣軒館、庭院街道一應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應有的物質形態。在這個物質空間裏，也容納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監、文臣、武士、醫生、老師、廚師、匠人等等，他們在各種建築中生存和相遇，合縱連橫，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應運而生。故宮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是物質的城，也是人羣的城。它是一個社會，是世界的模型，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一把椅子，就是一個微縮的宇宙

“故宮本身還是一個‘大市場’，忠誠、信仰、仁義、道德，都可以標價出賣。這些交易在這座城裏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書裏，我常常聽到各種叫賣聲，這座城的內部成員，個個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價，坐地還價。因此這座城，培養了許多商業奇才。”

祝勇認為，比如萬曆皇帝，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財迷。為了掙錢，他下令停止民間採礦，所有礦產只能由皇家專營，皇帝因此成為這一壟斷行業的最大老闆，試圖將天下財富集於一身。他賺錢太多，沒地方放，於是下令在養心殿後面挖了一個大大的銀窖，把掙來的銀子統統藏在自己的銀窖裏。

站在故宮巨大的廣場上，望着飛檐上面的青藍天空，祝勇總是在想，故宮到底是什麼?在他看來，故宮是那麼神奇的一個場域，是現實空間，卻又帶有神異色彩。它更像是一座迷宮，或者命運交叉的城堡。因為它的內部，人影幢幢，魑魅交疊，有多少故事，在這個空間裏發酵、交織、轉向。又有多少器物，像養心殿的銀器一樣，深藏其中，不為人知?

2020年5月份，故宮在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舉辦“韓熙載夜宴圖——歷代人物畫作品展”。作為中國文物藏品最多、最豐富的寶庫，近幾年，故宮博物院通過開闢新展區、擴建新展館、策劃新展廳、舉辦新展覽，把越來越多的藏品請出庫房，供公眾觀賞。而公眾對於展覽的熱情也與日俱增，其中還發生過很多故事，比如2015年《清明上河圖》展出時燒水泡麪，最後一位遊客離開時已經是凌晨4點。

故宮收藏的古物遠達新石器時代，甚至比新石器時代還要早，像《紅樓夢》裏寫的，“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故宮裏藏過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庫全書》的一部分，而3萬多卷的《四庫全書》，又只是故宮文物中很小的一部分。

《故宮的古物之美》是祝勇201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出版後廣受歡迎。在那一年，故宮博物院等國內幾家博物館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推出大型文化綜藝節目《國家寶藏》，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也已經熱播。也是2018年，故宮博物院與北京電視台等單位聯合出品了《上新了·故宮》第一季，2019年又推出第二季，通過真人秀的形式，探訪故宮的建築和文物。這些影視項目，掀起了“文物熱”“國寶熱”。

故宮博物院收藏文物總量超過186萬件(套)，每天瞭解5件，要把這186萬件(套)全部瞭解完，差不多1000年。人生不過百年，我們要看完全部文物，每天不停地看，十輩子不夠。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構成了各種門類的藝術史，比如青銅器史、玉文化史、陶瓷史、傢俱史等等。《故宮的古物之美》，其實是一部極簡版的藝術史，把具體的文物與文明大脈絡聯繫起來，這樣，觀眾在看每一件文物的時候，它們不再是孤立的，而是與藝術史、文明史，乃至中國大歷史聯繫在一起的。

在中國，沒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一切物質都存在着隱秘的勾連。一件普通的傢俱，既是宇宙的一分子，也可以被視為宇宙本身。在故宮，一把椅子，就是一個微縮的宇宙。

祝勇以明代的一把紫檀龍紋玫瑰椅為例，如此分析：“中國的木質傢俱，在五行中屬木，卻容納了水，暗含着土，包含着金，亦離不開火。坐在一把木椅上，就是坐在這個世界的中央，天地並立。可品茗、可讀書、可做夢，唯獨不能把世界從自己身上甩掉。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家事國事，風聲雨聲，都在這裏入耳如夢，儘管，它只是一把椅子。”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裏，呈現過一尊遼代木雕彩繪觀音，立在故宮博物院科技部門的木器修復室，手指、下唇有缺損，胳膊有斷裂，足下的蓮花座也鬆散。但是，年復一年，它依舊不動如山，沉靜似水。

負責對這尊觀音進行修復的故宮修復專家屈峯説：“文物其實是與人一樣的。古代人講究格物致知，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比如，來故宮工作之前，我是個火辣辣的性格，現在這些年磨得越來越平了。修復文物，修舊如舊，是一種修行。”

201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0週年，慈寧宮開放。這尊觀音像得以面世，這是它隱匿千年之後，一次莊嚴的復出。

“我想，這代表一種圓滿，正如它的手印和圓月般的面孔所昭示的那樣。”祝勇感嘆道。

故宮的人，心是很靜的

很多年前，在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在故宮研究院滿目花開的小院裏，祝勇坐在一把老舊的明式椅上，聽面目慈祥的鄭珉中先生不緊不慢地講“琴之九德”——奇、古、透、靜、潤、圓、清、勻、芳。

當時，這位故宮的古琴專家已經年逾九旬，歷經榮辱，人變得温暖、陶然。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通過他的古琴流瀉，寵辱不驚。

一張好琴、一件木椅，自有品德。品德不佳之人，擺弄不了，也堅持不來。豆瓣評分高達9.4分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讓故宮的文物保護修復工作從幕後走向台前，也更讓人們瞭解了一個詞：工匠精神。正是工匠們“擇一業，終一生”，才讓故宮永遠是故宮。

中國古代沒有專業設計師，工匠其實兼任建築、雕塑、傢俱等設計師，他們的技藝，是技術，更是藝術;是“器”，更是“道”。他們內部，傳承着關於劍俠、氣節、道德的複雜倫理，傳承着物質文明，更傳承着精神文明。

《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讓文保科技部的幾位修復專家成了網紅，像王津、屈峯、楊澤華等，但假若沒有這部紀錄片，他們還是默默無聞，在故宮紅牆裏工作一輩子，不為人知。

“故宮的人，心是很靜的，外部世界光怪陸離，跟他們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們的心思，就在文物身上，在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上，一輩子為國家典守文物，不負國家和大眾的重託，這就是故宮精神。”祝勇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對同事們充滿敬意。

比如摹畫室的馮仲蓮先生，生前負責臨摹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她臨摹這張畫，用了十幾年。一個人從22歲工作到60歲退休，在職時間是38年，放在摹畫室，不夠摹三張畫的。十幾個春夏秋冬，十幾個365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有定力，沒有熱愛，沒有使命感，不可能堅持下來。

“多一份開放，多一份責任”

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故宮的評價是：“紫禁城是中國5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林景觀和容納了傢俱及工藝品的9000個房間的龐大建築羣，成為明清時代中國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

在祝勇看來：“它的美，來自時間的孕育，來自萬物的和諧，來自我們文明中真善美的賜予。每當有惡與醜的力量試圖挾持這座城，這座城中都會自生出一種力量與之抗衡。在這樣的博弈中，這座城並沒有被摧毀，而是變得愈發硬朗和健康。”

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後是一整套的價值觀。是中國人價值觀的偉大，成就了這座城的偉大。一切的恩怨、宮鬥都是速朽的，即使朱棣、乾隆這樣的不世之君，也只是匆匆過客，只有故宮(紫禁城)，超越了個體，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恆。

故宮是什麼?祝勇認為，它是一座凝聚了中華文明之美的城池。萬萬千千的勞動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產，更不是什麼“逆產”，而是體現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

“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的意義就發生了轉型，從帝王的宮殿轉型為人民的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是匯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也理應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近些年，故宮博物院為更好地履行博物館的功能，做了大量工作——要知道，多一份開放，多一份責任。我希望觀眾對故宮有更多的理解，故宮更應該感謝民眾的配合。”祝勇説，“故宮博物院雖然匯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但不只是文物倉庫，還有傳播之責。而傳播，必須與當下流行的傳播手段相結合，不是迎合，而是適合現代人的文化需求與文化習慣。這些年故宮博物院贏得了廣大遊客，尤其是年輕人的喜愛。傳統文化贏得了年輕人，才能贏得未來。”

(《小康》中國小康網 獨家報道)

本文刊登於《小康》2020年9月上旬刊

【來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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