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京西賓館，見證了多少高幹的悲與喜！

《新聞聯播》裏,京西賓館的出鏡率堪比人民大會堂,但因其會議室屋頂裝飾與後者類似,故少有人注意。當然,如果你想沿着長安街一路向西,去找尋京西賓館的身影,恐怕也有點困難,因為這棟位於羊坊店路1號,與中華世紀壇、中央電視台、軍事博物館隔路相望的賓館只有門牌號沒有招牌。即便順利找到,想進入京西賓館,也極為不易,除非你有會議通知書或會議工作人員的邀請。

一直以來,作為中央軍委、國務院舉行高規格大型重要會議的場所,京西賓館有着“最安全的賓館”和“會場之冠”的美稱。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在那裏召開,加上此前召開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七屆七中全會、十六屆六、七中全會、十三屆四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京西賓館儼然是中國現代史的見證者。“文革”的荒唐、四人幫的審判、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十八屆黨中央改革路線圖的出爐,在京西賓館裏輪番上演,它就像為歷史提供註解的最佳讀物,值得我們一翻再翻。

最初設計為部隊招待所

1959年,京西賓館籌建。初期,賓館對外稱將建造“八一飯店”,設計為軍隊招待所,僅供接待國外軍事代表團和軍委內部會議,不對外營業。在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設想中,“八一飯店”建成後,它將與軍事博物館、解放軍劇院和解放軍體育館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築羣。

三年困難時期,籌建“八一飯店”的計劃擱淺,1960年5月,“八一飯店”工程雖破土,但因經費不足兩度下馬。1964年1月,解放軍總後勤部營房部組織施工隊再次建造。8個月後,飯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正式營業。為解決賓館工作人員的來源問題,1964年5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聯合發出通知,先後從瀋陽、北京等9大軍區和空軍、海軍等6個兵種,選調幹部95人、職工401人。

當時的“八一飯店”僅有西樓和會議樓,建築總面積58864平方米,造價3666萬元人民幣。西樓共13層,1層為大堂,2至12層為客房,13層為包房和餐廳,以蘇式建築風格聞名,為當時北京市最高建築。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根據其地理位置為其定名“京西賓館”。

1986年11月13日,京西賓館東大樓在拆除原來5層家屬樓的基礎上落地翻建。4年後,東大樓竣工,地上29層,地下3層,套間23套,雙人間549套,可供35人開會的會議室21個,總投資1.7億元人民幣。至此,京西賓館3棟大樓初具規模。

後來,針對西樓和會議樓初建時沒有考慮抗震因素,北京市政府投資僅1.4億元人民幣援建會議樓和新建大會議廳工程,其他地方政府也紛紛出力。在改建升級的過程中,京西賓館的各項硬件不斷翻新,洗衣房、枱球室、健身房、按摩室、乒乓球、棋牌室等娛樂項目設施應有盡有。就在十八大前夕,京西賓館還貼心地將客房內原先的顯像管彩電全部更換為大屏液晶電視,方便代表們觀看新聞。其他細節上,京西賓館頑強保留着最初的政治傳統。在賓館客房和會議室內,住客除可取到刻有京西賓館字樣的鉛筆外,還可拿到被高層領導用於批閲文件、如今市面上已不常用的紅鉛筆。

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1964年,北京市除北京飯店、民族飯店、前門飯店、華僑大廈外,京西賓館的建築設備是最好的。第一批入住京西賓館的是阿爾及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巴基斯坦、緬甸等6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以及來自其他34個國家的61個專業代表團,當時正值國慶。同年10月20日,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東北代表團、中南代表團、解放軍代表團及其他工作人員也開始入住此地。

在時任京西賓館副主任楊軍戈的印象裏,京西賓館如此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僅僅維繫了三年,到1967年由於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不斷升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京西賓館成為備受外界衝擊的焦點。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發生在1967年1月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一度向軍隊蔓延。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擴大碰頭會上,就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等問題,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針對江青等人要軍隊支持革命羣眾開展“四大”的説法,葉劍英堅決反對,他説,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戰備任務很重,負有保衞黨中央、保衞毛主席、保衞社會主義祖國的重大責任,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軍隊沒有鐵的紀律,鬆鬆垮垮,命令不服從,打起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

爭來爭去,雙方僵持不下,江青佔不了上風,就祭出了攻擊蕭華的牌。她聲稱蕭華是“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的黑後台,劉志堅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並質問:“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葉羣隨聲附和,從口袋裏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唸了起來,説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等等。一時間,批判蕭華的發言稿如紙片般飛來,在未弄清江青、葉羣代表誰發言的情況下,徐向前在散會時鄭重宣佈,“今天會議的內容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

誰料會後楊勇竟在排以上的幹部會上做了傳達,總政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19日當晚,蕭華家被抄,他匆忙從景山東街寓所的後門脱身,本想跑去找徐向前,卻發現徐也遇到麻煩,蕭華只好轉到總政副主任傅鐘上將家,借車趕到西山葉劍英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眼見蕭華沒來,江青故意大聲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不一會,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去哪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説,“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蕭華如實講了昨晚的情況,徐向前氣得直拍桌子,因為力氣太大,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

蕭華的脱身出乎江青的意料,她驚訝地問他是怎麼逃出來的。沉默的葉劍英大聲説道,“他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葉劍英一邊説着,拍案呵斥,傷到了手。江青等人一下被鎮住了,不敢再提抓蕭華的事,而“大鬧京西賓館”一説就這樣傳開了。其實在此之前,京西賓館就已經成為林彪打擊軍隊高層的重要場地了。荒唐的是,這位被打壓的軍隊高層竟還是京西賓館的命名者———羅瑞卿。

196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討論羅瑞卿問題的會議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林彪、葉羣的策劃下齊上陣,誣衊羅瑞卿是“篡黨、篡軍、篡國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危險人物”。為了將羅瑞卿的罪名坐實,吳法憲還逼迫劉亞樓的遺孀在吳法憲一手炮製的偽證上簽字,證明羅瑞卿要奪林彪的權,此次會議直接導致了羅瑞卿的跳樓。

“走資派”的庇護所

老帥們大鬧京西賓館後,一大批地方和軍隊受到衝擊的幹部在那裏暫避風雨。很快,京西賓館成為“走資派”的庇護所、“造反派”攻擊的重點。僅1967年1月,就發生了10餘起衝擊事件。鑑於此,1月26日中央軍委做出決定:“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一樣屬於保護單位。京西賓館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軍以下部隊的辦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戰鬥組織,不搞串連,軍隊和地方戰鬥組織不許衝擊。”但就在軍委的決定通告貼出去兩個小時後,楊軍戈回憶,“新疆農學院‘紅旗造反團’企圖強行進入京西賓館大樓揪人。賓館警衞人員耐心但強制勸阻。氣急敗壞的‘造反團’塗抹了軍委的決定,大罵賓館‘保皇’。”

為了給總參管理局領導人施壓,“1月28日總參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顧軍委‘不許衝擊京西賓館’的決定,包圍賓館,封鎖出入口,還檢查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進出的車輛。致使在賓館開會後的周總理、葉帥、聶帥無法離開賓館。”

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來抓他。雖然他們被死死堵在賓館外面,但北京造反派的加入讓形勢越來越危險。許世友見此情形,把住在京西賓館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及張希欽等人組織起來,將京西賓館的開水壺集中在七樓做“水雷彈”。他下令讓工作人員關閉電梯,一伺造反派衝上樓,就用開水壺往下衝。

許世友自身還帶了槍,準備做最壞的打算。一切防範工作準備就緒後,許世友給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打了電話並請轉報毛澤東。他説,“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知道許世友脾氣火暴,敢説敢做,他怕雙方鬧起來引起大禍,掛完電話後立馬讓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衞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賓館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做造反派的工作。

“許世友見了徐向前後,情緒非常激動,説‘,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事後想起這件事,楊軍戈都覺得十分後怕“,那一天如果沒有周恩來總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可能發生命案。”

經許世友一事後,周恩來對京西賓館的安全保衞工作更加上心。1967年2月7日,周恩來向傅崇碧作了如下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衞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説明這些人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衞戍區要絕對負責。”當天下午4點,周恩來委派秘書對京西賓館軍事接管問題進行了檢查,並指示説“接待室不能設在大樓,可以設在東小樓,要把力量配備好。未經許可不能進入賓館,不但前門不能進,後門也不能進,一定要管好”。此外,賓館接待室還安裝了一部直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

1967年,中央將大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集中到京西賓館住,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被安排到6樓東頭的套間。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唆使下,時常有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去揪鬥他。有時他們把宋任窮從京西賓館拉到西苑飯店進行輪番批鬥。有時,宋任窮被拉到西苑飯店的院子裏遊街,最危險的一次是8月21日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準備用繩子將宋任窮從六樓的陽台上吊下去。

好在傅崇碧負責指揮的警衞部隊及時趕到六樓,將宋任窮從造反派手中奪回,轉移到安全地點,宋任窮才倖免於難。周恩來得知消息後很是生氣,為了保護一大批老幹部,他親自指示軍委辦公廳“今後對沖擊京西賓館處理要嚴格。打了人要賠禮,打了東西要賠償”。指示賓館“要抓緊對幹部、職工的思想教育”,要求門口“應該有一個排”,並指示賓館立即修圍牆。我們如今看到的京西賓館的圍牆就是在那個時候突擊建成的。

“八二一事件”後,北京衞戍區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一直到“文革”結束,京西賓館的保衞力量才又恢復常態,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衞戍區常駐京西賓館1個連,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就會換防一次。

最光輝燦爛的36天

“四人幫”被粉碎後,京西賓館迎來了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36天———始於1978年11月10日,終於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它的召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開幕,為期5天。會上確定瞭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的命運由此改寫。

時任北京衞戍區某警衞連連長何訓祥清楚地記得,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當天,載有華國鋒的紅旗轎車第一個到達會場。下車後,華國鋒徑直向電梯走去。沒過多久,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相繼進入賓館3樓會場。

作為京西賓館會議科的服務員,張麗華對領導們的專屬號杯熟記於心,杯子號碼從1排到44,以紅漆寫在杯把的下面。“我記得清清楚楚,鄧小平是12號杯,葉劍英是3號杯,李先念是13號杯……雖然我們對號碼爛熟於心,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我們十幾個服務員還是坐在一塊,重新默記了一遍,當時的杯子都是白瓷的,沒有花紋,顯得樸素大方”,張麗華回憶道。

在張麗華的眼中,鄧小平在開會期間愛喝水,那時候規定兩小時的會議期間每20分鐘續一次水,細心的張麗華髮現,每次給鄧小平續水的時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滿的,“他講話多,喝水自然要多一些。”

“那時的會場,每個代表都在聚精會神地聽啊,記啊。在小組討論會上,代表們更是暢所欲言,都很踴躍,有的代表發言多了,喝水就多起來了”。張麗華透露,“當時給代表們續水的不同於主席台的大暖瓶,而是大鋁壺。”會議休息期間,何訓祥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與會代表三三兩兩走下樓來,結伴在院子裏散步。有的邊走邊討論,有的邊説邊用手比劃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是精神煥發,面容裏透着興奮”。

晚上,京西賓館會安排很多娛樂活動,比如組織舞會,放映電影等。夜深人靜時,站在哨位上的何訓祥發現,京西賓館幾層樓的房間仍燈火通明。

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地———如今的京西賓館三層第一會議室依舊保留着當時的模樣,從椅子到喝茶的玻璃杯樣式,會議室的牆上還懸掛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八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