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所謂陽明學，即陽明心學，是明代中期大儒王陽明的學問。中國學問之東傳，是由來已久，而日本歷史上也受惠良多。因此，幕末陽明學在日本的風行及其影響，既有歷史慣性的作用，也應看到同時期日本社會的客觀現實和陽明學本身的學説長處。
簡單地説，陽明學的核心在於“心外無物”、“心即理也”、“致良知”，強調心性的重要作用，是對當時已經僵化了的程朱理學的反抗和儒家內部的自我革新。進而，我們有必要探究陽明學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當陽明心學盛行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君主極權政治的上升期，朝堂之上，皇帝乾綱獨斷，大臣各懷鬼胎，君臣關係極差。社會之中，封建的小農經濟依然佔據主導地位，但部分發達地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的新的經濟因素，伴隨而來的是市民階級和市民文化的崛起。
可以説，這時候的社會是割裂的，人們需要重構上下之間溝通的有效橋樑。但一直以來“為生民立命”的讀書人已經日漸喪失了效力，程朱理學的僵化扼殺了生源的活力，人們亟需新的理論為此注入活力，心學於是應運而生，順應社會趨勢，宣揚人人都是聖人，在特定的時期，有開啓民智之功。
王陽明死後，他的學説被弟子繼承併發揚，極盛時期成為與理學分庭抗禮的顯學，最終分裂為七大學派，其中泰州學派、江右學派等影響較大，但都宗陽明，屬一脈相傳。此後，大約在明末清初，陽明學傳入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中日陽明學發展到後來，中國的心學培養了一批“袖手談心性”的人才，而日本的心學將王守仁“知行合一”的精神發揚光大，反而有利於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種變化恐怕也是陽明心學之所以能在日本幕末變革中發揮作用的關鍵所在。
每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都必然在爆發之前有充分而複雜的社會條件的發展，推翻幕府明治維新的變化也是如此。
德川幕府後期，封建的莊園經濟已經走下坡路，封建的生產關係、等級制度也逐漸鬆弛，但既得利益者——德川幕府仍要維持原有秩序。於是一方面，他們效法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也嚴格限制日本與外國的海外貿易，除中國外，官方只允許荷蘭有限的貿易。
另一方面，他們維護原有的社會秩序，於是奉講求三綱五常的程朱理學為正統，取代了古文學。顯然，這是不能讓廣大人民羣眾滿意的。
與中國遲遲不能變革不同，日本劇烈變動的底氣來源於三個方面。
其次，日本的中堅力量是中下層武士。這就是説，首先，日本的武士向文士的轉化還不徹底，當地戰爭較為頻繁，其次，武士階級的存在已經很久遠，隨着時代的變化，優勢漸漸喪失，出現了武士的貧困化、商人化。
中下層武士兵役負擔重而經濟來源少，生活困窘，生命無常。再次，日本的町人階級崛起，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慘不忍睹”的政治資本。要謀求社會地位的提高，或者至少改變當下閉關鎖國的狀態，就一定要推翻幕府，進行變革。
此時黑船來航，於是羣賢畢集，尊王攘夷，他們撿起了天皇這塊金字招牌。
而對於更多的幕末知識分子而言，陽明所説“心即理也”使儒家子弟的個性、自我更為覺醒；對於新興的町人階級，陽明提出的“人人皆可成聖”就拋棄了儒家舊有的對“農工商”的排斥，接納了更多人的加入；對於貧困無助的中下層武士，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更給了很多人將理論付諸實踐的勇氣。
又由於陽明心學天生站在理學對立面，於是成為當時很多新知識分子反對奉理學為正統的幕府的強大精神武器，陽明學經日本化後，將更多的不同階層的人凝聚起來，推動社會變革。
陽明學的出現，也使日本的華夷觀念不同於中國。西鄉隆盛認為，行道者，舉天下不足為毀，舉天下不足為譽，自信厚故也。這樣的自信，這樣的“匹夫有責”，不能不説受到了陽明學的影響。
面對變局，他們沒有固守華夷之辯，而是知恥而後勇，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樣才擺脱了繼續淪為殖民地的地位，乃至於能夠在帝國主義的紛爭之中分一杯羹。
躋身政界的陽明學大佬眾多，也使其後一系列的變革措施能夠更好地落實下去，保全了幕末變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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