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情偶寄》雖以"閒情"入題，表面看似雲淡風輕，寫閒暇之時偶然抒發的閒適心情，但《凡例》的"四期三戒"卻是在談論教化。《種植部》雖名為"種植部"，但是其中有關於植物栽培技術的表述卻寥寥無幾，更多的是李漁根據自己的觀察對植物的形態、香味、顏色進行總結後所賦予它們的韻味、品質和文化人格。由此可見李漁的"閒情"並非僅僅是閒適、閒談、閒情雅緻，而是在欣賞花木的過程中由物及人，通過寫花木來間接地表達濟世想法和情感。
李漁的《閒情偶寄》以"閒情"入題，以"閒適"以為基調，"偶寄"閒情為樂，書中內容大多也看似以一個太平文人的身份和視角去講述和品鑑生活，但實際上"閒情"所承載的意義絕非這麼膚淺。在《種植部》中的"桃"、"李"、"山茶"、"牡丹"、"黃楊"、"冬青"等篇目中，借寫自然景物，實際上觀照人事，都與李漁當時的經歷、心境有關聯，其中不僅體現了李漁自身的品質，而且暗含着李漁的濟世之情。
對於明清之際的文人來説，由於官場黑暗，世道險惡，匡救時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此他們大多數不參與到政治中心，而是崇尚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往往採取避世的態度以求庇佑，在作品中也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形成一種"莫談國事"的氛圍。同樣，李漁作為這一時期的文人也主動或被動地帶有這樣的思想和心境，但由於李漁其人其心從未離開家國，他的濟世之情不曾也不能明顯抒發，故而不得不在作品中隱匿地表露，這種刻意掩飾的"閒情"，形成一種風輕雲淡、灑脱自在的表象。
《閒情偶寄》介紹的第一種就是牡丹，可見李漁對其的重視與喜愛程度。牡丹被文人看作"花中之王"，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形態雍容華貴，味道香氣襲人，更多的是在於它不畏強權的品格。相傳武后想讓各種花卉在冬季盛開，但牡丹因未到開放季節而拒不屈服，於是被貶洛陽。在文人看來，這是一種敢於與強權鬥爭的勇氣與不違背原則的傲骨，因此被封花王。與其説牡丹受到賞識，倒不如説牡丹身上不畏強權的的精神和品格值得讚賞。
李漁認為葵"易栽易盛"，但葉子過於肥大，不利於觀賞，轉而又想到好花還需要綠葉的扶持和襯托，進而聯想到"古今來不乏明君，所不可必得者，忠臣之佐耳"，綠葉是鮮花不可缺少的，猶如忠臣是明君不可缺少的，顯示出李漁"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濟世情懷。
寫到山茶花，李漁最欣賞的是其花期最長的特點，不僅持久，而且越開越茂盛。他認為山茶"戴雪而榮"，"具松柏之骨，挾桃李之姿"，生命力頑強，在別的花都凋謝後依然美麗綻放，這種不畏嚴寒的精神令人動容。
李漁稱黃楊為"木中君子"，一是因為它"冬不改柯，夏不易葉"，始終堅持自己內心的信仰，二是因為雖然天地待其不仁不義，不讓其長高，每逢閏年還要縮小一寸，但是黃楊"枝葉較他木加榮，反似德之者，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它雖然承受着命運的不公，但是依舊默默生長，沒有怨天尤人，儘管形態矮小但是枝葉茂盛。擁有同樣品格的還有冬青樹，雖然不畏嚴寒，四季常青，但是常常受到冷落，不被人重視。黃楊和冬青的經歷恰似生活在封建社會的李漁，雖有美好品質和過人才華卻不被正統文人所認可，不能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只能默默生長，但是不輕易屈服，具有高潔的傲骨和氣節。
在李漁之前，"閒情"一般被道家引用得最多，用來抒發他們由寧靜淡泊的境界而生髮出的悠然閒適的心境，如《莊子▪刻意》中"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最早賦予"閒"美學意義，出世而空靈，悠遠且疏離。
儒家的提出的"居學"的概念最早出自《禮記》中的《學記》篇："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指在家休息時輔助性的學習、課下的學習，在此引申為居家閒暇之時的修身養性，具有鮮明的入世感。
在李漁這裏，"閒"已經不再是道家形而上的、純粹的美學範疇，而是帶有儒家形而下意義上的"居學"，或者説是這兩者的融合與超越，更多了幾分入世、實用的味道，帶有李漁自己強烈的個人色彩。比如在《種植部》中，李漁嚮往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便自得其樂："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聽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復有其樂"。李漁嚮往林逋梅妻鶴子的精神境界，"既有梅妻之心，當籌寢處之法"，於是帶上"實三面而虛其前，制同湯網"的帳房住在山中，"設紙屏數扇，覆以平頂，四面設窗，儘可開閉，隨花所在，撐而就之"。李漁儘可能地使自己在現實世界中得到精神世界的滿足，可以看到儒道結合的閒情在其身上的體現。思想超前，崇尚萬物有靈，提倡善待生命。
李漁看待花木猶如看待自己生命一般珍貴，他曾不止一次從很遠的地方將喜歡的花草植物帶回家中，以供觀賞，有時囊中羞澀，為了買花竟然讓家人餓着肚子，或當掉女眷的簪子等飾品。李漁認為素馨花是花中最脆弱的，"無一枝一莖不需扶植"，於是謂之"可憐花"。他知道茉莉花生性怕寒，便"收藏必於暖處，篾罩必不可無，澆不用水而用冷茶"，根據它的生長習性，保護地很是細緻周到。另李漁知道紫薇樹"怕癢"的特點，便聯想到草木都是有知覺的，人感到癢可以動，但是植物不行，所以應該善待它們，由此可見李漁由己及物、善待生命的情懷。
此外，在《閒情偶寄》的《飲饌部》，李漁將飲食分為三個部分，即蔬食第一，穀食第二，肉食第三，他還提到"聲音之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其漸近自然。吾謂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講究自然，與現代的合理膳食的觀點不謀而合，其思想可謂是很超前的。
李漁崇尚萬物有靈的觀點，除了在《種植部》賦予植物人的美態和美德，還體現在《飲饌部》中，如在寫"鵝"的部分，記載了有人告訴他食用鵝的一種方法，大致是反覆將活鵝放在沸油中，任其跳躍掙扎，最終得到"豐美甘甜，厚可徑寸"的鵝掌，頗為當時的權貴所追捧。李漁雖然是一個追求口腹之慾的美食家，但是卻很排斥這種做法，認為這種做法太過殘忍，他説道："以生物多時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弗為，況稍具婆心者乎？"還加入自己的評價："地獄之設，正為此人，其死後炮烙之刑，必有過於此者。"為這種行為去"詛咒"這樣做的人，讀來詼諧有趣。
李漁是一個自我意識很強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他獨特的見解和創意，但是由於身處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他的思想不能直接表達，故而往往隱含在文字背後，需要我們品讀和挖掘。
李漁是由明入清的舊朝遺民，雖不認同清初統治者的暴力統治和文化專制，拒絕效忠新朝，但他有迫於生計，不得不周旋於權貴之間當"清客"，甚至藉口"點綴太平"來著書，發表自己的觀點。其次在他的觀念中認為"生難死易"，所以並沒有像一些遺民一樣與明朝共存亡，而是選擇"存史以存故國"、"肖木鐸做勸世之書"，著《古今史略》來表達對故國腐敗積弊的痛心和對新朝草菅人命的痛恨。
和大多數文人着眼於荷花的高潔品質不同，李漁更欣賞的是它的實用性，全身都能被利用。荷花初開時亭亭玉立，"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也，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也並擎，不至白露為霜，而能事不已。"待到枯謝之後，莖上又長出蓮蓬，像還沒有開放的花骨朵一樣，與葉子同立與水中央，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李漁是很欣賞荷花這份不離不棄的忠貞精神的，結合李漁的經歷，在明朝覆滅後，李漁並沒有像洪承疇、錢益謙一樣效忠清朝，而是做起了文化生意，清貧度日，從一定程度上來説這也是為明朝守節的一種表現。因此，李漁對同樣有着忠貞氣節的荷花加以讚賞。
李漁不僅有獨立的意識和反叛的思想，還有一份"狂""傲"的骨氣，表現在他具有強烈的自我認同感，他不同意傳統文人的觀念中填詞在文人技藝中列於末位的觀點，列舉高則誠、王實甫和湯顯祖等人因著《琵琶記》、《西廂記》和《牡丹亭》而出名的例子，來論證"填詞非末技也，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的觀點。
此外，李漁也不認同當時的主流文化將《閒情偶寄》看作"小道"，反而自得其樂併為之驕傲，比如説在《居室部》中，他説："予嘗謂人曰：生平有兩絕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人問：絕技維何？予曰：一則辨審音樂，一則置造園亭。性嗜填詞，每多撰著，海內共見之矣。"在《種植部》中，李漁批評瑞香花帶有麝香味，能損害其他的花，是花中的小人，稱杏樹為"風流樹"，又稱讚棕櫚樹"植於眾芳之中，而下不侵其地、上不蔽其天"，具有不妨礙其他植株生長的優點。李漁還稱黃楊為"木之君子，"蓮為"花之君子，"並自比棕櫚、黃楊和蓮，體現了李漁對社會生活中品行不好之人的批判，對於自己這一類安分守己、品質高潔的人的自我欣賞和對於自我價值的肯定。
隱逸思想在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屢見不鮮，歷來有"小隱隱陵藪，大隱隱市朝"的説法，道家更是將隱逸思想大為遵從，身體力行。除了道家，儒家的孔子也對其表達過自己的見解："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儒道兩家的這一主張為中國古代士人的隱逸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使他們樹立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價值觀。
"大隱隱於市"的代表之一就是李漁。李漁在遷居杭州之後為自己取號"笠翁"，取自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表達出他嚮往超脱和隱逸，追求一方淨土的志向。對於李漁來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隱逸。一方面，是由於他的性格，李漁天性灑脱，不拘一格，沒有因為不走科舉入仕的道路而怨天尤人，而樂於做一個閒散的市井文人，追求世俗的快樂。另一方面與李漁當時的活動空間擴大有關，隨着明朝經濟的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大，市民階層的增長，原本的"四民觀"即士、農、工、商的地位秩序受到了衝擊，出現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工和商的地位得到提高。李漁作為以賣文為生的文化商人， 自然是長期流連於市井之間，這為他"隱於市"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人的觀念中，"竹"的形象歷來是虛心挺拔，高雅純粹，不僅是文人的喜愛之物，也是隱逸之人的精神寄託，李漁也是如此。他説："予於樹木中求一物以實之，其為竹乎！"原因是竹"移入庭中，即成高樹，能令俗人之舍，不轉盼而成高士之廬"。
風起雲湧、變幻莫測的明清之際，明朝以來盛行的理學、心學受到士人懷疑，認為"禪化"導致其思想日益虛渺荒蕪，"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這樣的現狀無法扭轉衰敗的明王朝局勢，因此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首的文人對程朱學派和陽明心學進行批判，同時開始將目光投向現實世界，探索經世致用的實學，以期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挽救日漸傾頹的明王朝大廈。
事實上，在"崇實黜虛"、批判禪學的過程中，文人們迴歸原典，倡導"民貴君輕"的論斷，反對君主專制，主張經世致用、工商皆本，為學應求務實、關乎國計民生。在此同時，他們對"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的説法進行了否定，倡導正視人的價值和慾望，如李贄認為"好惡從民之慾"， 這些都是難得的主體意識的萌芽，也是重視自我價值和自我需要的表現，對同時期的李漁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李漁曾創作《資治新書》、《笠翁論古》，表達教化民眾的想法，此外他將"閒情"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將原本屬於士人階級的如鑑賞戲曲、種植花草、園林設計、飲饌養生的活動集於一爐，介紹給下層市民，以開闊他們的眼界，提升他們的品味，喚醒他們的主體意識與享樂意識，讓他們勇於正視自己的價值和需要。
在《種植部》中，李漁多次提到植物除觀賞以外的其他實際功用，如翠雲"善着色"，可以作為佳人的描眉之物，鳳仙花可以作為"備染指甲之用"，玉簪花可以被當做裝飾物插在婦人髮髻中，"孰真孰假，幾不能辨，乃閨閣中必需之物"，玫瑰花則是"可囊可食，可嗅可觀，可插可戴"可謂全身都是可以供人利用。
李漁歷來被當做"大隱隱於市"的代表人物，顯示出一種隨性灑脱的人生態度。但是在這種選擇的背後，市井生活與文人士大夫的情懷所產生的矛盾性一直存在李漁的思想中。李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不是純粹的市井小民，他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在傳統的文人眼中，他雖才華技藝俱佳，但商賈行為和不明確的態度不被理解，在市民眼中，也無法體會他的閒愁，欣賞他的高雅。所以，雖然李漁精神上有着文人的驕傲，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得不為了生計混跡於市井之中，這也就構成了李漁的自我矛盾的心理。不過，李漁並沒有迴避這些矛盾，而是在其中找到了平衡，文人的修養與才情也成為他生計的來源，在他感到失落的時候提供慰藉，如李漁自比蒼松翠柏，坐在兒女之間，"美其老也"，卻也不失為一幅名畫。同時，市井生活為他的創作帶來源源不斷的靈感，解放了他骨子裏熱愛生活和享受生活的天性，如寫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羣花所棄之地也"，既寫了秋海棠生命力頑強的特點，也顯示出李漁隨遇而安的心理。
《閒情偶寄》是李漁的寄情之作，表面看起來是對於閒適生活的經驗總結，細細探究則會感受到他對於世俗生活的熱愛，對於高雅情趣的追求以及對於社會的責任感。《閒情偶寄》也是李漁的得意之作，它將李漁的畢生所學融於一爐，不僅向世人展現了其廣博的知識和底藴，而且巧妙地通過種植部表達出他心繫民生的濟世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