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在北京青年路地鐵站旁邊的青年理想生活節上，有一些小店主來到這裏擺攤兒，集市上的遊客非常多。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麗梅/攝
8月5日，在沙井衚衕的一傢俬房串吧裏，店長阿巖和主廚寶哥正在廚房裏忙活。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寧迪/攝
8月7日，在北京青年路地鐵站旁邊的青年理想生活節上，一些消費者在創意塔下面拍照。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麗梅/攝
8月7日，在北京青年路地鐵站旁邊的青年理想生活節上，一個小女孩正在看國潮手辦。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麗梅/攝
8月5日，在沙井衚衕的一傢俬房串吧裏，主廚寶哥正在給客人烤串兒。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寧迪/攝
“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是小店店主看重的。”中國的小店店主承擔着帶動2億人就業的重任，有的小店店主除了關心租金、成本能否降下來，還擔心政策變化。小店活，則民生興。商務部發布的《關於開展小店經濟推進行動的通知》指出，到2025年，要建立1000個“人氣旺”、“煙火氣”濃的小店集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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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8000多萬個小店裏，運轉着大概2億人的民生。小店雖小，可能裝着一個青年的“創業夢”，一對夫妻結束漂泊的“安定丸”，一個普通家庭的“錢袋子”，一座城市的“煙火氣”……
小店活，則民生興。今年7月，商務部聯合多部門發佈的《關於開展小店經濟推進行動的通知》提出小店建設的願景，5年達到“百城千區億店”的目標。
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小店經濟，為小店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小店經營正在逐步走向數字化、特色化、精細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小店支付的數字化。然而，小店的發展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市場一波動，小店就要打“噴嚏”
3張小桌，一個工作台，10多平方米的夫妻店，是甘肅老字號麪皮店老闆李先生10年來謀生的“一方天地”。
2008年，十幾歲的李先生離開家鄉，先後輾轉到河北、陝西、甘肅等地打工。直到2011年開了這個店，他的“流浪”才按下了“暫停鍵”，“出去幹別的也不會，先瞎幹試試。”
每天早上四五點，他便起來開始和麪、做麪皮，做好後，客人基本就上來了，陸陸續續一直“耗”到晚上八九點。有時，他也羨慕別人可以早早休息。在他看來，開小店掙的是辛苦錢，好在自由，家裏有事方便回去。
現在，店鋪的招牌是一張A4紙，上面印着店名。幾年前，李先生接到通知，説招牌不讓掛了，拆下來後就再也沒掛上，因為招牌比較大，沒地方放，早就不見了。
疫情“鬧”得好多人都不敢來吃飯了。李先生表示，6月開張以來，與以前排隊的情況不同，一天收入才幾百元，只能維持生活。“現在客流量太少是最大的困難。”
疫情之下，客流量鋭減是餐飲業的普遍現象。除了這種特殊情況，小店由於規模小，承受風險能力弱，市場或政策一有波動，小店可能就要打個“噴嚏”。
位於北京南鑼鼓巷沙井衚衕的阿巖私房串吧店主阿巖表示，除了這次疫情，開店以來，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肉類漲價了。去年10月前後，豬肉價格漲幅較大，帶動了其他肉類價格上漲。一開始店鋪沒想着漲價，挺了10多天，發現每天都白忙活了。於是，只能跟着物價走，就換了一次菜單，“那時，真的挺難。”
小店“數字化”發展需要更多基礎投入
社區便利店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新基建》作者盤和林表示，小店的主要目標羣體是周圍居民，小店不僅要深入挖掘周圍居民的需求，找到細分市場，還要有自己的特色，如果產品比較同質化，就需在店面裝潢、產品底藴、文化氛圍等方面打造個性化特色，尋求差異化競爭點。
去年，老杜在北京市朝陽區金台路附近開了一家80多平方米的便利店，房租一年40萬元，加上進貨、裝修，先期投入了五六十萬元，疫情衝擊下，還沒有回本。
一轉眼，老杜已經在北京開了快30年便利店。早年間，他的店靠近東直門公交站，店雖不大，但不愁沒客源。後來街道改造，門店不能繼續承租，只能另覓他地。
兩地僅一“環”之差，顧客的類型和需求卻大不相同。小店靠近小區，下班回家的一些居民會進店買水買煙，結賬的空隙還會和老杜聊上幾句。老杜挺喜歡這樣，帶着點兒鄰里間的人情味。
在老杜小店前後一公里以內，還有兩家連鎖便利店。他每天都在琢磨怎麼吸引顧客，特別是年輕人。疫情初期，消毒用品不好買，老杜還專門進了酒精、濕巾、護目鏡等消殺用品，放在門口最顯眼的地方。不久前，隔壁開了一家炸雞店，老杜想着年輕人喜歡“啤酒配炸雞”，就在靠近門口的地方擺了兩大桶鮮啤。
“店鋪設計擺放還是太傳統。”從酒水、零食、日用品，老杜店裏五排架子上擺得滿滿當當，老杜一心想要改變，他想過加盟，一打聽加盟費要80多萬元，還是放棄了。
“歲數大了，沒有年輕人那麼有創意有想法了。”老杜覺得，傳統的便利店要改變“夫妻店”的風格，從設計、管理上都需要花錢找專業團隊，小店生意養家餬口，投入成本太大確實難以承受。同時，他也想過多開幾個門店，但多年的開店經驗讓他擔心街道改造，門店租不長久，“不敢輕易租店鋪”。
在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看來，未來小店發展“數字化”，對於線下的小店來説，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基礎投入，店家從進貨、理貨、出貨等環節要數字化，不僅需要搭建相應的數字化系統，還需要有懂數字化操作的人才。
兩代小店人經營觀的“博弈”
當下很多網紅店背後的推手都是年輕人，他們看到了數字化的力量，為這個領域注入更多活力。
90後男孩阿巖是一位互聯網從業者，2018年年底，為了與朋友聚會有個據點，就開了個串吧。他預計，前半年會虧本，但沒想到，開業第一個月就火了。也是機緣巧合，店鋪被一個美食博主推薦了，一段時間裏，就像變成了網紅店，忙到客人都接不過來。第4個月，投入的30萬元成本就收回來了。“忙到連朋友吃完了，也沒能一起喝上一口酒”。
開店之前，阿巖就從東北老家挖來了70後大廚寶哥，一起經營小店。阿巖去上班時，都是寶哥看店，阿巖説：“寶哥一個人相當於一個團隊。”
在過去的25年裏，寶哥確實把自己“掰”成了一個團隊。他和家人曾經營4家小店，除了小超市由妻子經營，另外3家店分別是花店、燒烤店和手工藝品店，都由於寶哥一人經營。白天他經營花店，不忙的時候就穿串兒；到了下午4點左右，就把花擺成燒烤店的裝飾，桌和桌之間用花來隔開，顧客看到喜歡的花也可以直接下單，他管這叫“一店雙贏”。等到下雨天，他就做一些手工藝品來賣。“我不想讓自己閒下來，想利用技能去創造更多小价值。”
作為兩代“小店人”，兩個人也偶爾會有一些觀念上的碰撞。店小導致食材儲備空間有限，在寶哥看來小店菜品應該儘可能豐富，人才能常來；在阿巖認為應該做精，只要最拿得出手的菜品。
一個是副業，一個是活計。因為有固定的工資收入，阿巖對於小店能否盈利十分“佛系”，只要不賠錢就可以。國慶節前3天本是餐飲業的“黃金時間”，去年這個時候，阿巖卻選擇了關門休息。在寶哥看來，小店人心裏都有一個“KPI”，除了每天要賺出店鋪的房租、員工的工資，還要給老闆多賺一點。當小店店主，總是一個“怕”字懸在頭上：人多的時候，焦慮，怕火爆難以持續；人少的時候，也焦慮，怕店鋪撐不住。
8月5日，阿巖從公司辭職了，副業暫時轉正了。阿巖表示，等店鋪進入一個更好的階段，將會繼續創業或者找其他項目來做。“專職做這個餐廳，可能精力有點太富餘了。”
“煙火氣不是冒着同一種氣息”
小店特色化發展是一個難題。阿巖想過是否“迎合”南鑼鼓巷的風格，強調店鋪的老北京特色，或者引進一些網紅食品。他觀察到，去年榴蓮餅比較火，主街上走幾步就有做榴蓮餅的，並且每家都在排隊，但這類食物往往更新換代很快。今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主街的一些餐飲店“眼瞅着賠錢”，有些店直接選擇不開門。
“小店沒必要跟風。”與主街店鋪主要以遊客為主不同，阿言表示，自己店裏做得更多的是回頭客的生意。疫情早期，店裏沒有開通外賣，他們就通過跑腿兒、代購等方式來買串兒，那時店裏的業績基本可以做到不虧本。
“人情味兒是現在稀缺的東西。”阿巖説，他想做一個有温度的店，客人吃飯時也能看到我們在忙碌，我們不時跟他們聊上幾句，下次來了還互相記得，這種感覺就挺好。其中，有一位來自天津的食客是店裏的“鐵粉兒”，有時一週來兩三次。也有老顧客大老遠打車來吃飯，其實吃的錢都抵不上車費，在寶哥看來，“吃的主要是一種歸屬感。”
景區、商業街的高人流量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商機，在一些景區，除了食物，商品同質化的現象問題也很顯著，個別店鋪甚至成了義烏小商品的“搬運工”。
如何避免景區成為義烏商品店的“分銷店”？盤和林指出，景區銷售的產品不能與景區脱節，需要建立產銷一體化體系，形成專供差異化景區小店的小商品供需生產鏈，小店可以在線上平台提出差異化產品需求，平台整合相同景區的需求之後反饋給小商品製造商，按需生產，促進小店特色化與景區文化融合。
來自浙江的周勝凱覺得國內景區賣的“文化衫”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文化元素並不突出。去年年底，他便在南鑼鼓巷開了一家國潮服裝店，“當時想着店要開在具有國際視野的城市，向更多遊客傳遞中國文化。”
另外，大城市裏，小店的面積不大，租金卻不低，成為許多小店店主共同的“痛點”。景區、商業街高人流量的背後是高房租，也部分小店入不敷出。南鑼鼓巷個別店面迭代速度非常快，曾經有一個店面11個月迭代了38次。
儘管店面只有20多平方米，他卻不覺得自己開的像個小店，因為一個月10多萬元的租金並不低。周勝凱並不知道自己的房東是第幾手房東，他發現，想從一手房東那裏租到房子可能性很小。“這也是一些旅遊景區普遍存在的問題。”
還有4個月小店就開業滿一年了，目前已經虧了快70萬元。在開店前，周勝凱估算過收益，可能也就持平。疫情衝擊下，幾個月沒有營業，他做好了虧損的準備，“只是虧多虧少而已。”
周勝凱希望，在推動小店經濟發展時候，可以考慮給景區裏推廣文創產品的創業者多一些政策支持，“如果到今年年底收益不佳，可能就要考慮把南鑼鼓巷的店關閉了。”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王靖一建議，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向無法復工而開小店求生存的羣體給予政策上的放寬，“可以允許先經營後登記，店主第一年免税等舉措。”
“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是小店店主看重的。”中國的小店店主承擔着帶動2億人就業的重任，但許多店主覺得自己離民生很近、離政策很遠。針對這個問題，王靖一也發現，有的小店店主除了關心租金、成本能否降下來，還擔心政策變化。
此外，老杜也希望，能有一些更節省成本的方式學習如何升級改造小店；以及自己所在的區域能更早讓他們這些外地户口的個體商户更便利地繳納社保。
對於小店的發展，商務部發布的通知還指出，到2025年，要建立1000個“人氣旺”、“煙火氣”濃的小店集聚區。
一些消費者看到要“煙火氣”濃幾個字，首先想到的是小店不能“千店一面”。近年來，有的城市店鋪門面的改造被指變成了“一副面孔”，有消費者表示，“煙火氣肯定不是冒着一種氣息。”
小店經濟的發展對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王靖一看來，“煙火氣”會讓人不自覺聯想到雖然“有點髒”“有點亂”但有人情味的店鋪。事實上，“煙火氣”和安全衞生是可以並存的，這需要各領域的監管者要通力協作，而不是各管一邊。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麗梅 記者 寧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