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略顯擁擠的週日，從綺春園南門進入圓明園，穿過觀水鳥的、賞荷花的人羣，一路向北，抵達西洋樓並瞻仰一番後，時間已過去近兩小時——這還不過遊園一角。
在這片比故宮還要大五倍的土地上，曾有着被譽為“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的園林建築組羣。然而，1860年後的近百年間，這片土地歷經了帝王園居、侵略者及各路豪強的踐踏破壞，並一度成為數千農民的居所。園林盡毀。
1976年，圓明園管理處成立，結束了園內混亂的歷史。1988年，圓明園遺址公園對外開放。1997年7月，它被中宣部公佈入選為中國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在今天，身處日新月異的北京四環與五環之間，圓明園的周遭只有車流，沒有硝煙。由一座現代都市包圍着，這片園林遺址再度被保護了起來。
2022年7月14日，圓明園遺址公園西洋樓景觀區，工作人員在巡視核對遺蹟，並觀察遺蹟是否出現損壞。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荒園
上世紀七十年代，解秀清在圓明園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她的家族老屋在綺春園東南角的涵秋館一帶，據史料記載是嘉慶皇帝建來賞秋的場所。
解家老屋被菜地、藕地與核桃林包圍，父母在院裏種植草珠子與角瓜，也養雞，下了蛋就賣給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師生。老屋東側的水域則有一大片蘆葦蕩，“七十年代，好多人提了塑料桶進蘆葦蕩裏邊，半個小時後，提着一桶鳥蛋就出來了。”
一整個童年裏，解秀清都覺得，圓明園荒煙蔓草，鳥聲、蟬聲、風聲遠遠蓋過人聲。那裏是自然和兒童的天堂。園內無牆也無門，只有一條窄窄的、南北貫通的土路，剛好容一輛拖拉機開過去。解秀清與夥伴們會下福海游泳，也常騎車去園子東北角的西洋樓，攀爬斷垣殘壁，坐在海晏堂的大貝殼裏互相打趣，説那曾經是慈禧洗澡的浴盆。
她要很多年後才會知道，那些被她的自行車胎碾過的、大得無邊無際的荒草地之下，掩藏着的不僅是驚世駭俗的暴行，還有難以估量的文物與建築遺址。
時間向前撥近三百年。1707年，康熙將北京西北郊華家屯的一塊600餘畝的土地賜給四子胤禛，命名“圓明園”，取義“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寓意康熙希望胤禛品德圓滿、完美明智。
胤禛即雍正即位後，擴建圓明園並常居其中理政。後又經幾朝皇帝促成，增長春園、綺春園，合屬圓明園總管大臣管理。三園總面積達5200餘畝，建築總面積達20萬平方米，比紫禁城多4萬多平方米。園內有漢白玉扶手、各色琺琅花瓶、青銅獅子等奇珍異寶，也有河海、崇山與瓊樓玉宇等人工自然交錯的景緻。
“在我們的歐洲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拿來對比這座園林的奢華。”法國將軍蒙託邦曾説。
1856年，英法兩國政府以“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父事件”為由向清政府發起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9月22日，鋼槍鐵炮之下，咸豐帝攜妻兒及部分貴族官僚逃亡熱河，其弟恭親王奕訢留京談判。10月6日晚上7點鐘，法國軍隊抵達並攻佔圓明園。次日，英法聯軍在圓明園內開始長達十餘日的劫掠。10月18日的早晨，英國軍隊分散成小股在圓明園內放火，無數宮殿、廟宇、亭榭及涼台付之一炬。
“我們走出圓明園的大宮門，興奮裏帶着一絲哀傷，回首望去，只見飛舞跳躍的火苗像一個個奇異的花環，點燃併吞噬了一扇扇大門……火舌呼嘯，噼啪作響，彷彿在毀滅中歌唱。”有英國士兵在回憶錄中寫道。
那以後，歷史像一台剎車失靈的列車，拉着清朝，也拉着圓明園，無可挽回地向衰敗衝刺。
1873年，清政府試圖重修圓明園，終因財力不足而告終。其後半個多世紀，圓明園又遭八國聯軍、軍閥、土匪、兵痞等破壞，並在辛亥革命後迎來大批農民入園生產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圓明園遺址由頤和園管理部門代管。1951年，周恩來對時任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説：“圓明園遺址要保留，地不要撥用了。帝國主義把它燒燬，以後有條件，我們還可以恢復嘛。”同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禁止任何機關單位移動圓明園石塊。1956年，北京市園林局開始在圓明園內植樹。1964年，圓明園遺址交區綠化隊管理。
然而，“文革”期間，圓明園遭遇“挖山填湖、取石建屋、侵佔土地、盜伐樹木”等現象。直到動亂尾聲，圓明園儼然已是一座徹底的廢墟。
1975年夏天，清史學者王道成初訪圓明園時，手頭的資料有限得可憐，“只有一張簡單的示意地圖，劃出圓明園的範圍，連行走的線路都沒有。”
他決意，先去考察圓明園內“最大、最顯眼”的水域福海。福海開拓於雍正時期，沿岸仿造了平湖秋月、雷峯夕照等西湖景觀，是清廷舉辦冰嬉、龍舟競賽等活動的常用場所，歷史上的水域面積達34.4萬平方米，約等於327個賽用標準游泳池。
如今近九旬的王道成仍歷歷在目——他踩着小道來到地圖所示的福海東岸，大吃一驚，見近岸有一大片稻田，一起風，麥浪一波拱一波。對岸則是幾座矮屋，農民正扛着鋤頭下地。農田之外，滿目荒涼。
“福海中央有大小三座島嶼組成的‘蓬島瑤台’，是仿照李思訓的仙山樓閣圖建造的，但是在當時，樓閣、蓬島與瑤台都不見了。”環湖有幾棵柳樹，粗大蒼勁，他估計，或許是百年前就種下的古樹。
那是個晴朗的夏日，王道成在福海邊坐了一下午，聽着啄木鳥“嘟嘟”啄木，也聽到陣陣蛙鳴。他想到“稻花香裏説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更想到“故宮禾黍，人世滄桑”。
2022年7月14日，圓明園遺址公園內，遊船行駛在湖面上，遊船是遊客遊覽圓明園的主要交通工具。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公園
荒園的歷史在1976年終結。那年11月，經北京市建委批准，圓明園管理處正式成立。
成立元年，管理處有職工二十八人，次年增至四十餘人。職工們自己動手，在圓明園東部蓋了三十餘間辦公、生活及管理用房，又在西洋樓區域搭建起2000多平方米的展覽室，向公眾開放“圓明園園史展覽”。
他們找來幾輛手推車，在西洋樓清運渣土3000多立方米，又將流散於朗潤園的五塊石雕巨屏、兩件漢白玉方塔拉回，初步恢復了方外觀、觀水法、大水法等遺址面貌。管理處現存放的幾大摞圓明園古建築樣式圖紙，也是頭一批職工去國家圖書館借閲後，在宣紙上描繪而來的。
此外的時間，職工們種植了大量樹木。“70×50釐米的樹坑，定額是每人一天挖18個坑，結果平均每人一天完成30個，最多的居然一天挖了59個坑。”原黨支部副書記張恩蔭回憶，每年，職工們新植樹6000株以上。
1980年秋天，王道成去圓明園參會，再一次來到福海東岸時，見四周已然草木茵茵，道路也做了拓寬修整。不過，問題依然清晰可見，“福海西岸出現了一排豬圈，武陵春色的山洞塌了一半，杏花春館也被夷為平地、成了農田，正大光明殿成了垃圾場，每天幾十輛車從北京各地開過來倒垃圾……”園內還有機修廠、鍋爐廠、打靶場等。圓明園管理處的數據顯示，1980年，園內有7個生產隊、270户居民、20多個聚居點及2000多名居民。
同年，圓明園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會上發起“保護、整修及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的簽名活動，據《光明日報》報道，該活動得到了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各界1583人的支持。這是一份決定性的倡議書。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把圓明園遺址規劃為遺址公園。次年，福海修復工程開始。
解秀清難忘那場面，1984年12月1日，浩浩蕩蕩的人羣擁在湖底，又或者説，是在一個濕漉漉的大土坑底，“翻幾鐵鍬，就能挖出蛇來。”婦女們扎着紅紅綠綠的頭巾，清出的淤泥被小推車源源不斷地推走。而後是修駁岸、放水，到1985年6月，福海已修得初具模樣，可以開纜放船了。
1986年，在政府統一安排下，解秀清一家搬遷至離圓明園一條街開外的福緣門。到2000年，圓明園內所有居民均被遷出。
離開後，解秀清漸漸發覺自己對圓明園有一種歸宿式的喜愛，她生在那兒，長在那兒；她與園內因“崖秀溪清”而得名的秀清村同名；她上學後，背書、背習題都坐在涵秋館東側的小土坡上；還有西洋樓裏她觸摸過的每一塊石頭——這一切都在召喚她回去。
四年後的1990年，解秀清從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回到已開放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做講解員。與她一樣，圓明園的不少老鄰居通過“農轉非”政策，陸續加入管理處擔任保潔、售票、開遊船等工作。
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圓明園管理處每年向北京市各中小學發信，邀請學生們免費進園參觀。解秀清會在展覽館向學生們講解，“英法聯軍是怎麼劫掠、焚燬圓明園的？盛時的圓明園是什麼樣的？現在的圓明園又是什麼樣的？”
遊園的人氣相當旺盛。解秀清在展覽館內兼職賣過紀念品，“都是一毛錢、八分錢的小玩意兒，最貴的也就五毛錢。”一天能賣出2500塊的流水。這座昔日戒備森嚴的皇家園林，在歷經侵略者及各路豪強踐踏之後，在新世紀的尾聲成為了一所面向全體人民的遺址公園。
2022年7月10日，圓明園遺址公園內，遊客正在參觀西洋樓景區。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問題、討論與共識
長久以來，一個略顯無奈的誤會擺在公眾面前。“一提到圓明園，只知道西洋樓的斷垣殘壁。”王道成説，“實際上呢？西洋樓只佔全園面積的2%，另外98%都是中式園林建築。”
鼎盛時期，圓明三園內有殿、堂、軒、館、廊、橋等各式建築造型，組成風景建築羣百餘處，造景多取於江南園林風貌。“中式園林，要‘雖由人造，宛自天開’。這才是為什麼，歐洲人把圓明園譽為‘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
今天，西洋樓的殘垣斷壁還倔強地立在那裏，而以木為主材的中式園林早已燃燒殆盡，殘餘的木渣、瓦片也被黃土和草皮掩埋。
2022年7月10日，有遊客站在正大光明殿遺址前，望着大片草地、幾棵樹和一座傾頹的假山，説：“這就圓明園遺址啊？啥都沒有。”
管理處成立至今四十餘年，類似的發問持續不斷。這引申出了一場同樣曠日持久的討論：是否要復建圓明園？是否應該讓遊客體會到圓明園作為“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之美？
1980年發出的《保護、整修及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書》提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進行科學發掘遺址”，並且在有條件時，“修復個別景區作為試點，並清理出若干遺址供遊人憑弔。”隨即有讀者在報紙發聲：“研究討論無妨，整修大可不必。”
此後，學界衍生出“廢墟派”與“復建派”之爭，前者主張保護“侵略者的作案現場”以記國恥，後者則認為要復建“重現昔日造園藝術的輝煌”。
圓明園管理處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陳輝認為，這是一種真誠的學術討論：“從展示效果來看，現在園裏復建的景觀，比如鑑碧亭和西洋樓的迷宮，部分遊客肯定喜聞樂見。但是從實際來看，即便要復建圓明園，考量也非常複雜，涉及技術、財政等等。”
2000年，國家文物局正式批覆發佈《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提出在一定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恢復和修整，但本着“宜少不宜多”的原則，控制恢復面積在總古建築面積的10%以內。王道成認為，這是一份折中的、具有綱領性的文件。
據資料，管理處成立四十餘年，已發掘大宮門、含經堂、如園等十餘處遺址，並於原址陸續恢復了鑑碧亭、浩然亭、瀛海仙山亭等十餘處建築或景觀。
陳輝提到一個更為迫在眉睫的問題：那些已發掘、未修復的遺址，多數只剩夯土地基，靠保護棚、保護罩或是揚塵布遮擋，起臨時保護的作用。大雨或高温下，夯土可能出現流失或開裂的現象。
為此，管理處的職工們達成了一種審慎的共識：先談保護，再議展示。他們通過人工巡檢與高科技探頭監測，記錄夯土的長期變化數據，作為申報保護項目的依據。“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幫助遺址對抗時間，不讓它繼續毀壞下去。”陳輝舉例，經上級審批後，管理處對含經堂的夯土地基進行了包磚、歸安、補砌等保護。
那麼，經妥善保護之後，如何向遊人展示圓明園？
陳輝贊同含經堂的展示方案：雖沒有恢復其建築羣組，但遊客能清晰地看到遺址的戲台、煙道、排水溝、房屋方位等。
解秀清則希望，在加強遺址保護的前提下，園子裏能繼續恢復少量如澹泊寧靜、武陵春色這樣的中式特色建築，“要讓人記住圓明園的悲壯，也要讓人看見它的美。”
2022年7月14日，圓明園遺址公園西洋樓景區，工作人員在巡視核對遺蹟，並觀察遺蹟是否出現損壞。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管理處主任邱文忠介紹，為更好地向大眾呈現圓明園的歷史風貌，傳播圓明園文化，未來幾年，管理處有幾大任務：一是開展圓明園大宮門等區域的保護及展示工程；二是儘快推動圓明園博物館的建設，策劃更多的主題展覽；三是數字化呈現圓明園，在對遺址及文物進行三維掃描的基礎上，藉助科技手段，讓遊客通過手機、AR眼鏡等多種媒介體驗圓明園美景。
“另外，我們也要逐步有計劃地繼續進行考古發掘。”邱文忠説，新的“規劃”正在編修當中，“二十年過去了，是否依然像2000年所説，執行10%的恢復，還需要專家來作最新評估。當然，一切新計劃，最終都要回歸到保護的前提上去。”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何展示圓明園”尚未有標準答案。它已被討論了四十餘年，今後也會被一直討論下去。
修文物，追文物
2003年，劉陽入職圓明園管理處後，多次去往園內各個考古發掘現場，見到橋樑垮塌、支離破碎，沒燒完的木頭七橫八歪，遍地是瓦片、磚石、瓷片與琉璃碎片。他感到心痛。
那是冰山一角。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開始在圓明園進行考古工作，至今園內已出土各類文物碎片十萬餘片。
2019年，圓明園管理處啓動“修復1860”項目，在專家指導下，對各遺址出土文物進行系統修復。此項目每年一期，目前已進行了四期。
一筐筐“碎得不成樣子的”文物碎片被送來，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先對其進行清洗，而後作大致分類。“動手修復其實是工作的最後一道，如果修復要兩個月，我們前期的清洗、分類就要至少四五個月。”陳輝説。
她印象最深的修復文物是一隻“繡墩”，即一張附青花瓷坐具。從坦坦蕩蕩遺址出土時，它已變成大小不一的120多塊碎片。拼接期間，所有瓷片被平鋪在一張大桌子上，同事們圍桌而站，拼圖一樣地各作嘗試。
讓科員張可欣比較難忘的則是一枚鼻煙壺，出土於長春園大宮門遺址，是青釉質地的，通透如“陽光玫瑰葡萄”，表面還畫着竹林與花卉的圖案。那鼻煙壺相對保存完整，科裏只對它進行了清洗、補配及作色。
據悉，目前為止，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共計修復文物六十餘件，第五期文物修復項目也即將開始。
更多的文物正流散在外。
2020年12月1日，由知名企業家何鴻燊購買、捐贈的馬首銅像正式迴歸圓明園，被管理處安置於正覺寺內向公眾展出。馬首銅像被稱為“第一件迴歸圓明園的流失海外文物”。
流散於國內的文物回收工作也在持續進行。陳輝介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依賴於職工們在城中走訪溝通，在許多捐贈單位和個人的支持下，管理處已收回文物一百餘件。
2003年，劉陽無意中在西單大秤鈎衚衕的一處院內發現一對漢白玉大石魚，經院內居民同意，他將石魚拍照記錄。一年半以後，他閲讀《十八世紀耶穌會士所作圓明園工程考》時，發現那石魚原位於西洋樓大水法前，遺失在外已有近80年。經與前述居民多番交涉，2007年，石魚迴歸圓明園。
2010年，海淀區八家村拆遷，陳輝接到線索稱，一拆遷户家中發現兩件石雕須彌座。她趕去調查，發現為圓明園流散文物。多次溝通後，該拆遷户同意歸還文物。
2018年，民盟中央辦公廳向管理處捐贈兩件石刻，上面分別有乾隆與嘉慶的題字。陳輝記得，捐贈儀式當天，民盟的一位幹部對她説，自己還是小姑娘時，這兩塊石刻就在民盟後院，如今自己要退休了，石刻也要走了，“她説這石刻陪了她半輩子，希望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
這是陳輝參加工作以來，最覺動容的時刻。
2022年7月10日，圓明園遺址公園內，遊客正在參觀含經堂遺址。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從舊園，到新園
2022年7月14日上午，蟬在嘶鳴，腳踝高的草叢裏，偶爾冒幾朵黃花、幾株狗尾草。烈日暴曬下，西洋樓的巨石發燙。張可欣在巨石當中穿行，她熟門熟路，知道哪兒草低，哪兒坡緩。
每月兩次，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會對全園遺址進行檢查，張可欣與同事兩人一組，一直負責西洋樓區域。
下過幾場雨，幾座廢棄的水法池子裏積下淺水；肉眼可見的，海晏堂蓄水樓那倒梯形的夯土芯上，落下了雨水沖刷的黑跡；幾處石頭縫裏長出了小草，爬山虎也爬得更高了——張可欣將這些變化記下，再作更細緻的觀察：石刻、石柱等殘餘石質構件是否有損壞、丟失或被亂塗亂畫？
“建了公園管起來之後，石頭倒沒再丟過，”陳輝説，“但是哪怕在十多年前，遊客在石頭上塗畫的現象也還是時有發生。”他們只能用專業保護修復手段進行清洗。而今，圍欄、巡邏及電子監控將西洋樓的幾座廢墟牢牢地保護起來，亂塗亂畫的現象也被杜絕了。除部分區域的植物需定期清理外，西洋樓的石構件少有大礙。
張可欣手拿一摞檢查記錄表，每面紙上印着35張不同的石刻、石柱等構件照片。每找到一件對應的石構件，她就在照片下打個鈎，意味着檢查通過。這樣步行近一小時，各類石構件近三百塊被檢查完畢。
這不是件容易差事，張可欣記得，自己五年前剛入職管理處時，“用了幾個月才把每塊石頭都認出來。”
2022年7月14日，圓明園內，每找到一件對應的石構件，張可欣就在照片下打個鈎，意味着檢查通過。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張可欣在大學學的是歷史文化專業，她説，如今單位的同事裏有很多都是90後，許多人和她一樣，一方面被穩定的工作吸引，一方面也是出於對文博工作的偏愛，“我是學歷史的，要是能走進遺址、觸摸文物，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顯然滿足了她的願望。每月巡視遺址，她發現，五年前與五年後，石頭們幾乎沒有變化：弧頂石門、雕花石柱、散落的石構件……以及曾被解秀清與夥伴們當澡盆攀爬的大貝殼，在這裏巍然不動，像一種永恆的標誌。
有時候，張可欣會做與許多人一樣的想象：如果這裏從沒有被毀該多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解秀清曾在展覽館的留言簿上，見到兩行生硬的中文字跡：“我來自焚燬圓明園的國家，我為歷史上的暴行而感到恥辱，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擺脱重負，把掠奪來的文物歸還給圓明園。”她把這句話背了下來。
2022年7月15日早晨，站在福海東岸，已經退休一年的解秀清回憶起此事，荷花、柳影、幾隻鴨從我們眼前遊過，遠處有遊客在吹笛子。解秀清説，在無人看管的荒園時期，圓明園內也偶有遊人，以搞文藝的為主，有畫畫的、作詩的，也有吹笛子的。
在園半生，解秀清目睹園內發生了不少新意。
園子的主幹道拓寬了，可容兩輛車對向開過；遊客輔助措施如輪椅坡道也建了起來；山形水系的修復完成了大半；植物、花卉也修得更好了，西洋樓一帶的兩排白皮松長得簡直有參天高。
她還為一件小事感懷。1982年，她的姐姐曾在涵秋館的老屋後種下一棵小棗樹。那棵細小的苗兒在拆遷施工中被保留了下來，每年都在長大。
這天，她向我指出，那棵棗樹已長得比腰粗了。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