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作一個女人而非一個人，是她們悲劇的開端
即將過去的這一年，我們的公共記憶裏留下了許多與“女性”相關的話題。從影視劇《三十而已》所引發的“婚戀約束男女有別”討論；到全網關於女性是否要做“全職太太”的爭辯；再到重回公眾視野的“月經貧困”；以及令人憤怒的拉姆“家暴”慘劇……它們很少是令人振奮的，它們也很少是新鮮的，它們甚至不過是現實的冰山一角。
（守望者）
[美]瑪莎·C.努斯鮑姆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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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曹琳婉（湘潭大學哲學系）
始發於 | 澎湃新聞
當你第一次讀到《女性與人類發展》這本書的書名時，你會聯想到些什麼？如果説羅爾斯的《正義論》使我們認識到一個正義制度的使命，就是矯正人類社會中不平等的事實，那麼努斯鮑姆讓我們看到的則是，當這種不平等呈現在一個女性身上，她由此遭受的苦難將是加倍的。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生為一個女性，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她們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有多少是男女之間的真實差異，又有多少是被文化塑造的？就這些問題，努斯鮑姆首次在她的著作中為女性發聲。
01
公共制度的建設需要悲劇意識的融入
首先，讓我們從兩位印度婦女的故事説起。瓦桑蒂和賈亞瑪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瓦桑蒂的丈夫是一個酒鬼兼賭徒，家裏大部分的積蓄都被他揮霍，為了獲得政府提供的鼓勵人們絕育的現金獎勵，他去接受了輸精管切除手術，這樣一來，瓦桑蒂喪失了她成為一名母親的權利。在丈夫變得越發暴虐的情況下，她不得不逃離了那個家。賈亞瑪的丈夫體弱多病，家裏一部分的收入都被他用來吃吃喝喝，她除了要一力承擔起一個家庭的重責之外，還要犧牲大量時間去照顧她的丈夫。賈亞瑪在一家磚窯廠從事扛磚塊的搬運工作，在這裏，她的工作量巨大，工資微薄，且毫無升遷晉職的可能。而男性工友通常只會在一段時間內幹這種體力活，之後便將從事技術類工作，所享受的待遇也普遍優於女性。不同於瓦桑蒂，賈亞瑪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即便如此，她的生活也無法得到任何改善，她的孩子從來不曾支持過她。和大多數印度婦女一樣，她們承受着生活所帶來的各種苦難，除了貧窮，她們還必須忍受性別的歧視，在追求一種好生活的過程裏，她們註定是脆弱無助的。
當我們讀到這些女性的故事時，我們是否能想象那樣一種深刻又生動的真實性？那種日復一日的，充斥在生活的每一個細微角落中的隱忍與傷痛。努斯鮑姆關注女性問題，這種關切使得她深入到瓦桑蒂和賈亞瑪的具體生活情境當中，去觀察她們的生活，傾聽她們的故事，她認為只有去了解女性實際的遭遇，才能揭示出女性問題的嚴峻。絕大程度上，她們的經歷與她們所處的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她們有着爭取獨立自足的強烈願望，但她們卻需要跨越重重的障礙。
《善的脆弱性》
在《善的脆弱性》當中，努斯鮑姆曾提出“脆弱的葡萄藤”的隱喻，一株葡萄藤在生長的過程需要陽光的滋養和雨露的灌溉，同時，它還必須躲避暴風驟雨的侵襲，憑藉着自身汲取的能量努力向上，但前提是它必須身處一個温潤的環境中。在某種意義上，人類何嘗不是呢？追求好的生活與生命的無常這二者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努斯鮑姆在《善的脆弱性》當中為我們展示了這一矛盾的深刻性與複雜性，選擇過一種好的生活，就意味着承受風險。但她同時也強調，無法改變的事情只能交付於命運，通過合理的制度建設可以避免的悲劇才是需要我們去要爭取的。瓦桑蒂和賈亞瑪的悲劇性不僅在於她們無法控制自身的命運，同時也在於她們所處的環境未能給她們提供足夠的愛與關懷。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不僅在於我們自身，同時也取決於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努斯鮑姆將這樣一種悲劇意識帶入到公共制度的建設中來，在《女性與人類發展》當中，她首次提出了“十項核心能力清單”，這其中就包含了愛的能力，感覺、想象和思考的能力，對外在環境的控制的能力等等。她強調一種體面的政治制度必須保障全體公民的十項核心能力至少維持在最低限度，低於這個限度之下的生活，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人類的生活。在面對女性所遭遇的一些特殊問題時，例如女性更容易受到歧視，更容易被家暴、性侵甚至遭到更極端的對待等，要注意這些問題實際上都與其他社會問題相互交雜，解決女性問題就是直麪人類的問題，直面那些植根於社會當中的不公正與不平等。女性首先應當被視作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而非一個“女人”，在此之上，我們的制度、機構才能更少地讓那些悲劇性衝突發生在人們的身上。
02
不正義的環境是滋生畸形慾望的土壤
在以色列作家哈諾奇·列文創作的劇本《安魂曲》中，一位剛失去自己孩子的母親抱着已經死去的孩子四處遊走，她全部的生活信念已經被擊垮，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否還有活下去的價值，因為在這之前她全部的生活就是為家庭服務。劇中，一位老人問她這一生都做過些什麼，她回答到：就這些，洗衣服，掃地......老人繼續追問她是否做過一些更大的事情，她回答沒有。老人很詫異，他很想知道，作為一個有頭腦，有着自己的願望的人，是否曾為自己做過不一樣的選擇，但這位母親僅僅回答：生活帶着我走，我就走。
如果不是孩子的意外去世，這位母親或許永遠都不會去思考真正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她的人生是否還能具有其他的價值，她並非是遺忘了這些，而是早已與自己的生活環境融為一體，意識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同樣，在瓦桑蒂與賈亞瑪的生活中，她們也遭受着類似的問題。被酗酒的丈夫施暴在瓦桑蒂看來是她必須忍受的生活，即使她認為這種婚姻生活是糟糕的，最終也選擇逃離那個家，但她卻認識不到自己有權不被虐待，有權去爭取同等的工作機會，改善自己的生活。賈亞瑪的丈夫鋪張浪費，無所事事，賈亞瑪一人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她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處境，也不認為磚窯廠的制度對她來説有什麼不公。
在努斯鮑姆看來，這些女性的生活是如此貧乏，她們所處的環境使她們各方面能力都受到嚴重限制，在一個如此不公正的環境中，人是不可能活得有尊嚴的。同時，在被剝奪了太多權利和機會的情況下，她們也無法做出真正意義上的選擇。試想一下，如果我們將選擇權交付到她們手中，她們真的能不活成這樣嗎？
從這些女性日復一日的生活來看，她們並不是作為完整意義上的人而活着，她們被視作機器，被視作發泄的對象，她們不被尊重，也得不到任何的理解。身處這樣的環境，她們的慾望、偏好也由之被塑造成畸形的，不健全的，甚至是有害的。瓦桑蒂因受到丈夫的施暴長期處於恐嚇之中，對於離開丈夫以後的生存前景感到畏懼；賈亞瑪認為存在於家庭以及工作中的不平等的對待就是女性的命運；而對那位失去孩子的母親而言，她的生活是不具備其他價值可言的，她只能任由她所處的環境對她進行支配。如果我們將一系列權利（例如受教育的權利、享受閒暇的權利等）交付到她們手中，她們並非就能因此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因為這些在她們看來就如同天上的一塊餅，是她們實際生活中不會去欲想的東西。
努斯鮑姆相信，在追求好生活的過程中，慾望是具有引導作用的，慾望本身就包含了對善的認識。但我們所要遵循的是知情慾望，而非那些由不正義的環境所產生的畸形慾望。知情慾望指的是在比較理想的環境下所形成的慾望，它基於一種全面的認識，是主體在獲得有關自身處境的各方面完整知識的條件下形成的。因此，在詢問她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時，我們應該確保這些女性處於一種受到平等的尊重，擺脱了無知、恐懼的狀態中，只有在這樣的狀態下，她們所持有的觀念才更值得信賴。努斯鮑姆認為能力清單與合情理的知情慾望的塑造這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趨同性，能力理論聚焦於人們進行選擇和行動的機會，在她看來，人類生活品質中的元素是多樣的，因此，清單中的每一項核心能力都有其獨特的價值，不可進行替換或通約。在這十項核心能力中，娛樂的能力，愛的能力，以及對外在環境控制的能力尤其體現出了對慾望的尊重。
讓我們再回想一下瓦桑蒂、賈亞瑪以及那位失去孩子的母親的生活。恐懼、壓迫以及自我價值的虛無在她們看來似乎是必然要接受的命運，但事實上，她們不應該讓自己的慾望去適應這個世界實際運轉的方式，而是要努力向這個世界爭取一種好的生活，一種她們真正欲求的好生活。
03
女人不是生成的，家庭也非私人領域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一核心觀點，並從生物學、精神分析學、歷史唯物主義觀以及文學創作等多個角度論述了女性是如何被塑造成“女人”的，同時闡釋了為什麼女人會淪為“絕對他者”。《第二性》這部著作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激發了女性對自我存在的重新認識。但時至今日，《第二性》中所描述的一些女性生存境況仍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我們的社會仍然維持着一些對女性的刻板偏見，其中就包含將女性視為“愛與關懷的給予者”“家務勞動的承擔者”，等等。
在《女性與人類發展》中，努斯鮑姆否認了將女性角色視作是自然的存在這樣一種觀點，這一觀點認為女性生來就是愛與關懷的給予者，女性傳統的家庭角色是源於自然的，它們都否認習俗、文化、制度在塑造女性的情感和行為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努斯鮑姆認為訴諸“自然”這本身就是一種狡猾的論證方式，從事情總是以某種方式呈現為這個樣子，便由此推向它的生物學基礎，這二者之間其實並沒有任何可靠的聯繫，生物學的事實無法提供價值主張，並且，我們時常抵制自身的生物學傾向，例如，我們會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攻擊、傷害他人。在努斯鮑姆看來，女性的性格特徵、行為模式絕不是自然生成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受到了習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影響。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用來形容女性的話語，例如：女人天生善變，女人敏感多疑，女人是感性的動物等等，總之，女性總是不自覺地與情感關聯在一起。而在談論這些情感時，一些人會認為情感是一種盲目的動物性力量，女性則易受到這種力量的支配。在這些人看來，相較於男性，女性不僅更情緒化，而且在愛與關懷領域的付出更是理所應當的。努斯鮑姆將女性作為關懷給予者的角色視作人為製造的，並認為愛與關懷的情感以及與之相關的行為模式僅僅被理解為衝動是不充分的。情感本身就包含了認知性內容，它與我們自身所持有的信念相關，愛一個人，就意味着我們對其做出了深刻的承諾，給予關懷就意味着承認這個人或物對自我的價值。總而言之，它們都與我們自身如何看待這些事物息息相關，與我們自身所持有的信念關聯在一起。因此，這些情感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受到了習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塑造。
讓我們再次設想一下那三位女性的處境。瓦桑蒂整日遭受酗酒丈夫的施虐，在她看來，這是不得不忍受的命運；賈亞瑪作為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同時還必須承擔所有的家務勞動，她認為身為妻子就必須去承受這些；失去孩子的母親認為除了洗衣服、掃地以外，她的人生不需要再幹更大點兒的事情。可以想象，在這些女性的婚姻生活中，愛情並不是她們所渴望的。在努斯鮑姆看來，她們所持有的這些關於自我、婚姻和愛的信念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後天的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習俗所塑造。
同樣，家庭這一領域也不是自然的構造。努斯鮑姆指出家庭是國家行為的產物，結婚從一開始就是一項公開的、受國家管制的儀式。國家通過法律建立了家庭的結構，不僅規定了家庭的形式，並控制着人們成為它的一員的方式，只有在國家承認的前提下，兩個相愛的人的結合才是有效的。因此，家庭是非常明顯的國家行為的產物，而非是自然的存在，它同樣受到不同的習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影響，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任何獨特的家庭模式都不是必然的，女性也並不必要在這之中扮演愛與關懷的角色。
關於女性主義的理論萬縷千絲，但不管怎樣的理論，都代表了女性對實現平等、擺脱限制的渴望。顯然，在努斯鮑姆看來，解決女性問題必須以每個人得到平等的尊嚴為出發點，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期望一個正義社會的到來。不論到達那樣的一天有多遙遠，我們都不應當停下腳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