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有文化的吐槽”上熱搜，受追捧的是智力不是智識

確實，我們似乎一直在期待着有更多的知識分子能進入大眾傳播。當他們將專長展現出來之時，我們便可能就會驚呼，發出尖叫。因為在更多情景下，知識分子因其精英文化，與大眾形成鴻溝，甚至產生對立。兩者的交融自然令人驚喜。

然而在觀眾為“有文化”叫好之時，這文化卻並非必然就是“智識”，它更像是一個人的口才、表現力、反應力，或者可以説是一種“智力”。“智力”是被推崇的，受歡迎的，而“智識”卻可能被認為是無用的、迂腐的。知識分子進入大眾之所以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或許就包括“智識”還需要一個人審視自己和周圍的勇氣、能力。

許知遠參加《吐槽大會》。畫面來自節目視頻截圖。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就發現，人們沒有想象中那麼願意接受“智識”。在美國不安的五十年代，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尼克松等政治人物也通過公開嘲諷知識分子的“智識”來博取選票。而麥卡錫主義更是給公共生活裏的知識分子幾乎造成滅頂之災。

這一切的基礎是人們對“智識”的不信任、仇視。霍夫施塔特將之描述為反智主義。我們今天可能認為所謂反智主義，不過表現為反對常識、否定現代知識，或堅信“讀書無用論”。這實際上取決於我們在何種程度上理解“智識”。知識分子的特徵是看重心靈生活，為觀念而活，對心靈生活有一種奉獻感。不過，這並不意味着霍夫施塔特是在為知識分子或“智識”辯護。他甚至認為自己可能高估了他們。

如果相信“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蘇格拉底語），認為有必要反思個人和周圍的生活，做一個有想法的人，其實便是在靠近“智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追隨一種或多種觀念。這跟每個願意進行審視的人都緊密相關。

2021年，譯林出版社《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左）、上海譯文出版社《美國的反智主義》（右）中譯本封面。

霍夫施塔特是較早對此描述分析的人，他闡釋的“反智主義”引領了後來的問題意識——包括直接啓發了前些年的《反智時代》，後者認為“反智主義”至今普遍存在。霍夫施塔特本人的論述見於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這本書在進入公版期後，今年開春即由譯林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同時翻譯出版兩個譯本，《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美國的反智主義》。我們摘編了《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部分內容，下面，不妨就從他對“智識”和“智力”的區分開始。

原文作者｜[美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摘編｜羅東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美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何博超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3月。

01

被推崇的智力，被鄙夷的智識

在試圖評價我們社會中的什麼素質讓智識變得不受歡迎之前，似乎有必要談談智識通常都被理解成什麼樣子。

當人們想要去理解某種普遍的偏見時，普遍的慣用語是個合適的出發點。任何對這一點感興趣的人，當他考察美國流行的文字作品時，他都會注意到智識（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這兩種觀念之間明顯的差異。前者頻繁地被當成一種綽號來用，而後者卻不是。沒有人會質疑智力的價值；作為抽象素質，它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且似乎在智力方面出類拔萃的人也會得到高度評價。有智力者總是受到讚譽；而有智識者雖然有時也會受到讚揚——尤其是當人們相信，智識包含智力時——但通常來説，人們在看待他時，也會帶着怨恨和懷疑。恰恰是他，而非有智力者，也許會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多餘的、不道德或有顛覆性；有時，儘管擁有智識，但他甚至也會被稱作是無智力的（unintelligent）。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原版封面。

雖然智力和智識這兩種素質之間的差異通常都是設想的，而非明確界定下來的，但是，流行慣用語的語境讓我們有可能提煉出區分的實質，對於這一區分，人們似乎普遍這樣理解：智力是心靈的優異性，它的使用範圍相當狹小、直接而且可以預測；它是一個可控、可調整、永遠有實踐性的素質—是動物具有的最突出和最可貴的優異性之一。智力發揮作用的框架具備有限但又明確提出的目標。它也許會很快地從思想中排除那些看起來對實現目標沒有幫助的問題。最後，恰恰是因為具有這種普遍的用途，故而每天都能看到智力在活動，不論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人都同樣會讚美它。

與之相反，智識是心靈之中批評性、創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試圖去掌握、控制、重組、調整；而智識則是檢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評和想象。智力會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義並且評價它，而智識則評價“評價本身”，尋找整個情境的意義。智力可以被稱讚為動物的素質；但智識則是人類高貴性的獨一無二的表現，作為人的素質，它既受褒揚，也遭到攻擊。當區別這樣界定下來，我們就更容易明白：為什麼我們有時會説，即使一個人具有了公認能洞察事物的智力，但相對而言，他卻是無智識的；為什麼按照同樣的道理，在那些明確屬於知識分子的人士中，我們也能發現程度相當之高的智力。

這個區分似乎過於抽象，但在美國文化中，體現它的例子屢見不鮮。比如，在教育中，沒有人懷疑過：選擇智力、培養智力是極為重要的目標；但是，教育應該在什麼程度上培養智識一直是爭論激烈的話題；而智識的反對者則在大多數公共教育領域裏行使着絕對的權力。

不過也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參考美國人對發明技能的看重，它相反於純科學方面的技術。最傑出的發明天才愛迪生幾乎被美國公眾奉為楷模，而且圍繞着他，還樹立起了傳奇。在我看來，公眾為愛迪生的發明歡呼喝彩，因為它們如此驚人而且直接影響了日常生活，但人們指望不上純科學的成就也能得到一樣的待遇。人們可能期待，為現代物理化學打下理論基礎的、我們純科學的最偉大的天才約西亞·威拉德·吉布斯也能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公眾中成為類似的人物，得到與愛迪生比肩的稱讚，然而，儘管吉布斯的作品在歐洲大名鼎鼎，他終其一生都不被美國公眾所知，甚至在他從事了三十二年教學工作的耶魯大學，他的事業也是寂寂無聞。雖然在19世紀，以科學成就而言，耶魯是美國大學的領軍者，但連五六個能理解吉布斯著作的學生都培養不出來，也沒有盡力為他爭取個什麼榮譽學位。

02

靠觀念為生，還是為觀念而活

我們一説起社會中智識的命運，一個特殊的困難就會出現；這個困難的原因在於：儘管我們認識到了智識不僅僅是職業方面的事情，但我們還是得從職業的角度來談及智識。

智識在一般的慣用語中被理解為某種專業和職業的屬性；我們把智識者（知識分子）稱為作家或批評家，教授或科學家，編輯、記者、律師、神職人員等等。正如雅克·巴贊所説，知識分子就是拿着公文包的人。這種方便的理解很難捨棄；知識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就這樣同所有拿着公文包的專業聯繫在一起。

但是，我們很少有人相信，某個專業成員——甚至是知識型專業——就必然符合特定意義或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大部分專業中，智識也許有用，但即便沒有智識，智力其實足矣。例如，我們知道，學院人士不都是知識分子；我們還經常為這一事實感到痛惜。我們還知道，既然智識不同於受過專業訓練的智力，那麼與智識有關的一些事情並非附着於整個職業，而是僅僅依附於個人。當我們困惑於智識和知識分子階層在我們社會中的地位時，我們想到的不僅僅是某個職業羣體的處境，而且還有那種與某個精神品質有關的價值。

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劇照。

我們的文化中，有些工作可以認為屬於熟練工——律師、編輯、工程師、醫生，當然也包括一些作家和大多數教授——雖然這些工作極為依賴觀念（ideas），但是，它們其實並不獨特地屬於知識分子。

一個從事知識專業或半知識專業的人在進行自己的工作時，必定掌管着一家賣“冷凍觀念品”（frozen ideas）的實體店；只要他做得好，他就必定是在通過智力來使用這些觀念品；但是，按照他的專業能力，他主要是將之用作工具。問題的核心—借用馬克斯·韋伯對政治的區分—就在於，這種專業人靠觀念為生（live off ideas），而非為了觀念（for them）而活。

為了定義知識分子的獨特本質，我們必須能夠確定：什麼因素把“那些是知識分子的教授或律師”與“那些不是知識分子的教授或律師”區別開來；或者，也許更恰當地説，我們要確定的是：什麼因素讓我們能説，在某個時候，教授和律師以完全常規的專業方式在活動，而在另一個時候，他們又成了知識分子。差別並不在於他所處理的觀念的特徵，而是在於他對待這些觀念的態度。我已經説過，在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為了觀念而活——這意味着，他對於心靈生活有一種奉獻感。這沒什麼可驚訝的。這種角色具有特殊的含義，它意味着，在認識活動中存在着終極價值。

當蘇格拉底説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去過時，他一下子想到了這種活動的本質。我們能聽到歷史上不同的知識分子都發出了相同的聲音，他們在不同的時代、地點和文化中以相應的口吻表明自己意識到了這種感受。

比如，在洛克的《人類理解論》中，我們聽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以更為世俗、更為積極的方式表達了相同的追求：“正是理解，讓人類高於其他有感覺的事物，讓他具有了一切可以凌駕於它們之上的優勢和支配權。”霍桑在《福谷傳奇》近結尾的一段裏認為，自然為人設定的最高目的就是“有意識的理智生活和感受力”。最後，還有我們時代的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他在自己的一本小説裏提出了一個問題：“人如何能把生活過得盡善盡美呢？”他自己回答道：“把包羅萬象的經驗轉變為有意識的思想。”

03

反智主義，一個美國例子

然而，反智主義卻是廣泛存在的。當然它沒有被清晰定義。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在於，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為形容語用在爭論中。但無論如何，給它下定義確非易事。作為觀念，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而是一系列複雜的相關命題。作為態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滿矛盾——純粹、單純的厭惡知識界或知識分子的態度並不常見。

作為歷史問題，如果還是用這個名字，那麼它並不是一條恆常不變的線索，而是一股在強度上時時出現波動的力量，它從不同的來源獲取自身的動力。我不想堅持嚴格或狹隘的定義，這樣的定義放在這裏並不適宜。

《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美]蘇珊·雅各比 著，曹聿非 譯，新星出版社，2018年6月。該書是受霍夫施塔特《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啓發之作。

有一些定義來自那些對知識分子強烈不滿的人，且看一個美國例子。

在1952年競選中，國家似乎需要一些詞彙來表達對知識分子的鄙夷，到那時為止，知識分子成了美國政治中具有自覺性的主題。蛋頭這個詞原本在使用時並沒有貶義的聯繫，但它很快就被賦予了這樣的聯想，比起傳統使用的高知一詞，它具有更尖鋭的言外之意。大選結束後不久，信奉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説家路易斯 · 布龍菲爾德提議，如果有一天這個詞收入詞典，那麼可以按照如下方式：

04

與高尚的事業聯繫在一起？

反智主義通常以純粹或毫不含混的狀態存在。但看起來很清楚，那些與智識爭執的人幾乎總是對智識懷有矛盾心理：他們把尊敬、敬畏與懷疑、怨恨混雜在一起；人類歷史中的許多社會和時代都是如此。無論如何，反智主義並非那些絕對敵視思想的人所創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過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敵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half-educated），故而主要的反智主義者通常也都深入地從事思想，只不過沉迷於這種或那種陳腐或廢棄的思想中。很少有知識分子會沒有反智的時候；很少有反智者會沒有執着的理智激情。

如果反智主義像我相信的那樣，已經成為我們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特性，那麼，這是因為它通常都與高尚的——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業聯繫在一起。它首先牢牢抓住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反智主義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原因則是，它與我們對平等的熱情關聯在了一起。它在我們的教育中也很難對付，這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的教育信念是平等主義的。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鑑於上述原因，我們務必要儘可能地從這些善意的衝動中將我們的反智主義切除下來，儘管後者依靠前者為生；我們的手段就是可以免除這些衝動的、連續又精細的思想手術。只有以這種方式，反智主義方能被抑制和遏制；我並沒有説要把它完全根除，因為我相信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我也認為，那種想要徹底去除這種或那種惡性的不羈熱情，同我們時代中的任何妄念一樣，都有可能是危險的。

《浪漫主義的根源》，[英]以賽亞·伯林 著 / [英]亨利·哈代 編，呂梁、張箭飛 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我可不想鼓勵人們顧影自憐，但知識分子有時動不動就會如此，他們會説自己是落在巴比倫城中的具有純粹美德的君子。無須這樣論斷，也無須斷言：對知識分子就應該一概縱容，他們就應該行使強權；儘管這樣説，是為了強調：對智識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會的文化與健康的關鍵，而且我們這裏通常都很明顯缺乏這種尊重。

與知識分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太可能把他們過分理想化；不過，雖然知識分子作為人，也會犯錯，但他們與重要的智識功能之間的關係，令我們想起了教會的一個卓見，其認為，儘管教士難免有錯、難免有淫邪之罪，可教會本身依然是神聖的。當然，甚至在這一點上，我並沒有忘記，智識本身是會被高估的；我也沒有忘記，試圖在人類事務中為之安排恰當的位置，只是，這種合理的做法不應該被叫作反智主義。

人們會欣然同意T. S.艾略特的看法，他認為，“沒有太多人性的理智能力僅僅如同象棋神童的才華而已，雖然它們都值得讚賞”。

本文經譯林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第一、第二章，摘編順序有重新調整，內容有增刪。

摘編｜羅東

編輯｜西西；走走

導語部分校對｜王心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