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愛因斯坦攜夫人艾爾莎造訪洛杉磯，整個城市都沸騰了。
雖然整個城市的名流都動員了起來，爭先恐後一睹大物理學家的真容。10000名市民在市政廳台階上為他舉辦了歡迎儀式，500名女高中生帶着花在碼頭迎接他；卓別林兩次在家中請他吃飯，加州州長前往愛因斯坦臨時租借的小屋拜訪。數不清的公司發來報價單，請求愛因斯坦在自家的產品上簽名，《洛杉磯時報》從1929年開始，直到1933年，發表了1322篇關於他的文章……
愛因斯坦參加卓別林《城市之光》電影首映
但，最激動的，還是洛杉磯的猶太人。
雖然愛因斯坦不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人，甚至從宗教信仰上看，他甚至不能算作純正的“猶太人”，但他依然被視作“猶太族裔中最偉大的人物”，畢竟他的“相對論”推翻了牛頓經典物理學，讓人類真正進入了現代。
對他的歡迎，是不分派別的：正統派、保守派、改革派，德系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知識分子、商人……全都不約而同地彙集到了他的身邊。當地猶太人報紙《聖約信使報》（B'nai B'rith Messenger）每一版都刊登着愛因斯坦的消息。為了紀念他，當地猶太人專門捐資在巴勒斯坦開啓了一個大型的造林項目，也就是後來的“愛因斯坦森林”。
愛因斯坦到訪加州理工學院
這種熱情似乎讓所有猶太人都衝昏了頭腦，直到事情過去以後，洛杉磯猶太社區的負責人喬治·塞林才反省説：
“我們似乎做得太過火了……英雄崇拜和崇拜神一樣古老。雖然我們只接受一位神，卻無法抗拒順道崇拜一位“半神”（指愛因斯坦）。”
是的，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説，崇拜唯一的上帝是嚴格的教律要求，但愛因斯坦的魅力讓他們暫時忘卻了律條，對一個“人”尊奉起來。
為什麼？
關於猶太人在科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很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個問題：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中有20%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0.2%，那麼，是不是猶太人特別“科學”的民族呢？
1919年，社會學家、暢銷書《有閒階級論》的作者托爾斯坦·範伯倫第一次系統思考了這個問題，寫下了《現代歐洲猶太人的知識優勢》一書。他認為，猶太人是西方文明的自由激進分子，他們不受約束，擅長懷疑。而現代科學的首要條件，就是懷疑的心態。
托爾斯坦·範伯倫
1969年，英國物理學家C.P.斯諾提出了另一個人種上的假設：猶太人可能進化出了特別適合科學研究的遺傳傾向。他説，猶太人在科學上的“不成比例”的成功，説明猶太基因庫裏存在某種東西，產生的才能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基因有很大不同。
那麼，這種基因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它是怎麼被傳下來的呢？有科學家就解釋道，在中世紀，一個聰明的基督徒要接受教育，他可能就得去教會學校，最後就成了神父，神父，不能生孩子，所以聰明的基因就沒辦法留下來；而猶太人受教育，最聰明的成了拉比，而拉比不僅能結婚，而且往往受到社會上層人士的歡迎，那麼他們生出來的孩子除了接受了最聰明的基因，還有更好的教育環境。這樣，基因就一代一代傳下來了。
1966年，經濟學家納撒尼爾·韋爾就宣稱：“猶太人在知識領域的卓越，是十七個世紀以來學者不斷繁殖的結果。”
還有一些學者不相信基因論，而是從文化傳統上來尋找原因。
他們認為，猶太人有長久的學習傳統，他們熱愛學習，所以才會成羣結隊地追求高等教育學位。還有的則稱，長期以來，猶太人特別注重經典的詮釋和辯證，他們對《塔木德》的研究，並不是簡單的背誦，而是不斷地辯難，尋找錯誤，不斷改進。而這也是科學思維所必須的品質。還有的更進一步，指出猶太人幾千年離散的歷史使得他們不斷在經典和不斷變化的現實中追索，而經典和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創造力的來源。
但是，無論是歸於基因（身體）還是文化（傳統），這些解釋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猶太人在諾貝爾獎上的大爆發，並獲得世人驚訝的科學成就，基本是在20世紀以後的事情。
阿道夫·馮·拜爾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裔，他獲得的是1905年的化學獎
那麼，同樣的基因和文化，為什麼20世紀以前很少有成功的猶太人科學家呢？所以，基因和文化兩個原因，不足以解釋。
20世紀之前，猶太人自己還在哀嘆為何現代科學中，少有猶太人蔘與。猶太民俗學家約瑟夫·雅各布斯在1886年寫道，除了醫學外，猶太人在其他科學領域並沒有過人之處，出名的是些商人、演員、醫生和棋手。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科學上取得成功的猶太人，反而是那些很少閲讀猶太經典的人，比如愛因斯坦，就是典型的“非猶太”猶太人（不信猶太教的猶太人）。傳統鮮少在他們這些科學家身上發生作用。
因此，猶太人在20世紀科學上的成就，既非基因的優勢，也非傳統的作用。
他們的成就，其實很簡單，源於他們在20世紀的思潮轉變：擁抱科學、擁抱理性。
20世紀初，這個時間點對於猶太族羣來説是個里程碑。他們從這個時間開始，大批量離開原來歐洲的家園，前往美國、蘇俄，以及後來的巴勒斯坦。整個世界都是新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和蘇俄的這些移民從事科學研究的比例特別高（愛因斯坦是先成名後移民）。
1940年愛因斯坦加入美國國籍
他們是被逼着出走的，所以到了新的國家之後，除了繼續從事傳統行業外，也在反省族羣的歷史、重塑自己的生活，過於封閉獨特的族羣文化引起社會緊張，而什麼可以緩解這種緊張感呢？
他們嘗試了各種方向來去除族羣的身份標籤，比如積極投身本國社會慈善，其中也包括從事科學研究，而這條路竟然走通了！
對於20世紀初的猶太人而言，愛因斯坦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根本不讀經典），他也不是最聰明的人（鑑於對他大腦的研究至今沒有像樣的成果），恰恰相反，他意味着，猶太人在歐洲遭受上千年的排擠和打壓之後，終於可以找到一個領域和歐洲白人競爭，這就是科學。
科學，改變世界看待猶太人的眼光，為猶太人承諾了一個可以平等接納他們的社會。法國哲學家薩特這樣評論道：
“在世界上所有事物中，理性是最廣泛共享的。它屬於每一個人，卻也不屬於任何人。它對所有人都一樣。如果理性存在，那麼就不存在法國的真理或德國的真理，不存在黑人的真理或猶太人的真理。真理只有一個，贏得真理的人是最好的……不再區分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以及那些住在波蘭的，户籍文件上寫着猶太身份的人，只要討論到普遍的問題，他們之間總可以達成一致。”
科學不僅是公平的，而且也充滿了機遇，20世紀早期的科學倡導的是客觀性和唯才是舉，這些價值觀完全符合像猶太人這樣的少數人的需要，他們尤其渴望獲得成功。
科學為猶太人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而愛因斯坦證明這扇門背後是光明的。於是，愛因斯坦那並不純粹的猶太人身份，正是這個新時代的標識：科學進步的力量，可以取代舊的秩序，人的價值不再根據哪個黨派的忠誠度如何、社會級別高低、信什麼宗教……來劃分，而是他對事實的尊重，他的理性。
愛因斯坦證明了，猶太人藉助科學可以獲得移民國的尊重，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只要這個社會是需要科學的。所以，對於猶太人而言，愛因斯坦並非民族優越性的明證，反而代表了革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