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歐亞大陸的發展變遷中，蒙古高原都有着至關重要的地位。作為北方遊牧民族真正意義上的根據地，自匈奴開始，鮮卑、柔然、突厥等各色強大的種羣從這片草原崛起，更有其中的佼佼者如蒙古，以自身堅實的武力為基礎進行征服戰爭，進而影響到了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在某種程度上説，草原民族的不斷擴張，確實讓東西方的文明得到了交流和相互認知，儘管這背後也充斥着殘酷，卻仍舊可以看作是一種連接的道路。
然而蒙古卻也絕非是這種交通紐帶的始作俑者，早在其崛起前的數百年前，它的兩個先輩們就曾經有過相似的舉動，於東亞大陸達到擴張的臨界點後，轉而向西發展，並進一步與本土部落相融合轉變為新的民族，最終成為了西方歷史上的令人聞風喪膽的征服者。其中一個是為我們熟悉的匈人，而另一個則是鮮為人知的阿瓦爾人。
“柔然末裔”背後的起源謎團
儘管近年來流傳的不少網絡史學觀點將阿瓦爾人跟公元4到6世紀盤踞在漠北草原的柔然帝國相互綁定，言之鑿鑿的稱其為“柔然”後裔，但是這個説法還是有很多細節經不起考究，為了搞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我們就要先簡單的瞭解一下柔然和阿瓦爾人的信息。作為相對可靠性較高的正史，無論是《宋書》亦或是《梁書》中，關於“匈奴別種”的敍述，似乎都認可了柔然的源頭脈絡發自於秦漢以來的“匈奴-東胡”民族譜系。而《魏書·蠕蠕傳》的記載則更詳細，投靠北魏的柔然可汗阿那瓌在面對孝明帝的詢問時，以一句“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作答，也從側面證明了柔然與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氏有着同根同源的關係。
然而根據西方的史料記載，早在公元5世紀中葉，大致是在公元465年左右這個時間段，第一批阿瓦爾人就與東羅馬帝國有過軍事接觸和衝突，而此時的柔然正處在與北魏大規模作戰的國力巔峯期，在軍事上對已經佔領中原的拓跋鮮卑人有着相對的優勢。一般情況下，對於由蒙古高原誕生的遊牧民族來説，它們擴張的基本原則，首選的一定是進取中原，獲得東亞地區的控制權，即使是蒙古也是在對金王朝沒有絕對把握的基礎上，才選擇了西征擴充實力。而絕不會反過來在已經對中原王朝有着戰略主導形勢的基礎上反而西進，向着中亞乃至歐洲進攻，那麼這種情況就產生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阿瓦爾人在如此早的時間段就已經接觸到了歐洲呢？
對此也許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實際上阿瓦爾人跟柔然人並沒有直接傳承和血緣上的關係，這點可能類似於中原王朝的“羈縻”政策，阿瓦爾人作為獨立的小型部落，因為早期力量的弱小不得不受制於強大的奴隸制遊牧帝國，定期進行朝貢和覲見。而柔然帝國的行政水平和國家結構也決定了它不具備直接控制和插手境內各個小部落的能力，因而採取了只接受名義上的臣服而不會過多幹涉部落具體決策的統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阿瓦爾人也具備了更加多樣化的自主權，可以選擇更加適合本部落的生存模式，很可能就是在阿瓦爾人向着西方探索和尋求更多機會的時候，有了跟拜占庭人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舉措，並且被史書所記錄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匈人在這個時間段處在進攻歐洲受挫的衰落期，原有的部落聯盟瓦解，而匈人大規模吸納其治下的小部落民族轉化為自身的人口，因此可能也有不少的阿瓦爾人通過接觸到匈人的統治範圍，進而融入到了匈人的民族中，也可算是一種別樣的緣分了。
“上帝之鞭”的餘波與阿瓦爾人的崛起
從公元5世紀中葉到公元6世紀中葉，近一百年的時間段，阿瓦爾人都處在一個相對平靜的狀態。雖然也在與周邊各個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斷吸收相對先進的文化和科技，但是實質上整體的部落構成形態沒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然而此時一個突發的歷史事件改變了阿瓦爾人的發展軌跡，柔然人在跟北魏的多年交戰後因為國力的代差慢慢的處於下風，行將就木之時北魏反而因為內部問題分裂成北齊和北周，此時的柔然本來已經獲得喘息的機會，卻突然被同樣隸屬於它的小部落突厥人滅亡。這樣一個黑天鵝事件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大量柔然人開始向西遷移，到了原有阿瓦爾人的地盤上，此時的阿瓦爾人抓住機會，在吸收了柔然人的人口並進行同化後，將原有柔然帝國的國家結構也加以歸納總結，終於成功地建立起了屬於阿瓦爾人自己的國家，即阿瓦爾汗國。
前文説到阿瓦爾人的一部分與匈人有着大量的接觸，而當阿瓦爾汗國建立後，匈人曾經的政權已經土崩瓦解，於是這部分已經失去國家體系的匈人也被佔據強勢的阿瓦爾人所吸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阿瓦爾汗國實質上是一個集中了阿瓦爾、柔然和匈人三個強勢遊牧勢力所形成的民族共同體，此刻的阿瓦爾人可以稱為“新阿瓦爾人”，而他們所釋放的能量，也絕對不是曾經的阿瓦爾人所能夠比擬的。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從西伯利亞地區向東擴張，一路到達了黑海周邊，這裏生活的遊牧部落幾乎一觸即潰，根本無法與之匹敵。
實際上此時的阿瓦爾人對以東歐地區為代表的歐洲具備了以下幾個優勢：其一是組織結構的先進性，眾所周知東歐地區一直為拜占庭帝國所覬覦，然而在東西羅馬分裂後，拜占庭帝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使得他們無法集中大規模的兵力在最多時間對東歐地區做出控制和制壓，這直接導致了整個東歐本土部落民族的相互獨立和對峙，而阿瓦爾汗國本身具備的強大動員力和民族融合後形成的新國家的高效決策能力讓它在面對拜占庭帝國時擁有最大程度的優勢。其二是拜占庭瘟疫造成的人口鋭減，從公元541年開始，大規模爆發的鼠疫讓拜占庭帝國本來已經漸漸恢復的人口大面積死亡，這種情況在拜占庭的國防軍隊中體現的更加嚴重，軍隊所特有的人員密集和管理粗放讓鼠疫的傳播更加容易，這種情況發展到十幾年後面對阿瓦爾人的大規模進攻時，拜占庭幾乎無兵可用，微小的兵源損傷就成了致命的打擊。其三是有柔然人所帶來的東亞冶金技術使得阿瓦爾人的裝備水平略勝於拜占庭，而武器研發的水準也要略高於拜占庭，可謂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這三點，直到公元七世紀，阿瓦爾人的擴張一直處在相對成功和高效的水平之上，之後才隨着統治水平和國家體系的限制，開始漸漸穩固下領土來，而在這個時間段內，歐洲的東部地區直到西伯利亞的大半部分，阿瓦爾汗國都作為地區的強權勢力稱雄一時。
因劍而生，因劍而死：阿瓦爾汗國的末路
對於戰士來説，和平只能作為漫長人生中的點綴，而非主流。對於以擴張作為國家發展宗旨的遊牧制帝國來説更為如此，而且或許會更加嚴重。阿瓦爾汗國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當擴張的範圍達到一個臨界點時，奴隸制體系下的帝國，因為生產力的關係，在政治制度上無法進行更為有效的更新換代，用更加準確的語言來説，此刻他們的統治到達了“臨界點”。然而這就於統治階層本身所具有的戰爭屬性產生了直接衝突，遊牧帝國的合法性和統治的集中意志建立在不斷地戰爭勝利上，當戰爭停滯，這種勝利再也無法取得，該怎麼辦呢？
七世紀中葉，阿瓦爾人的統治水平急速下滑，維持阿瓦爾汗國的軍事貴族在腐化墮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相對的，拜占庭帝國則在和平期內發展內政，瘟疫的散播也開始漸漸平息，人口在不斷恢復。於是從七世紀的下半葉開始，阿瓦爾人的統治區域持續縮水，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實質上阿瓦爾人建立的依然是類似於匈人和柔然人統治結構的遊牧帝國，這種帝國還是直接控制幾個較大的城市，而邊境和內部領土採取對部落的名義管控實質放任為主，在這種體系下，當軍事勝利不斷擴張時，小部落們出於畏懼其強大的力量尚且能夠安然聽命，但當這種軍事勝利不能再進行下去，阿瓦爾帝國的威信也就煙消雲散了。
但是拜占庭帝國的持續進攻，依然不是壓倒阿瓦爾汗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拜占庭帝國畢竟還要同時面對新興的阿拉伯帝國的進攻，而且受制於領土總督制度的尾大不掉，不可能集中全部精力去進攻阿瓦爾汗國。真正讓阿瓦爾汗國走向滅亡的是日耳曼人建立的法蘭克王國，公元八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在國王查理曼大帝的帶領下掃平了整個西歐以及中歐，而此時的而阿瓦爾汗國在部落離叛以及拜占庭的不斷打擊之下，領土已然萎縮到僅僅只有東歐地區的多瑙河、易北河流域，而這就讓阿瓦爾汗國直面了查理曼的兵鋒。公元788年查理曼正式對阿瓦爾人採取了進攻政策，此時阿瓦爾人已經不復當年之勇，而且在軍事能力上，遊牧帝國的鬆散合擊戰術，也很難抵擋法蘭克王國流行和體系化的大騎士軍團進攻，到了公元796年，阿瓦爾汗國的最後一隻有生力量被殲滅，自此阿瓦爾汗國也走下了歷史的舞台。
總結
儘管如此，阿瓦爾人卻沒有徹底消失，他們絕大部分在之後漸漸融入了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中，也有一直停留在西亞地區的分支流傳到了今天依然存在，就是所謂的現代阿瓦爾人。嚴格意義上來説，阿瓦爾人的擴張，介乎於匈人的旋起旋滅和蒙古人在大半部分地區的成功統治之間，他們建立了一個維持了相當時間的帝國，但是這個帝國的根基又並不怎麼堅固，儘管如此，還是做出了相對大膽的嘗試，更為重要的是，與本土化和原始化的匈人比，阿瓦爾人已經擁有了基本的奴隸制向封建國家轉化的基本觀念，也正是這種觀念在之後影響了隨之而來的突厥人，帶動了新一波的歷史高潮。
參考資料
《草原帝國史》、《魏書》、《公元6世紀到8世紀的東歐形式》、《西伯利亞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