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電影科技從無到有，從引進模仿到引領創新，一路走來，不僅有看得見的發展成就，還形成了自我變革、自我超越的內生動力，家國情懷等傳統價值觀在電影中迴歸
在主旋律作品的創作中，除了領袖人物、著名將領，還有更多更豐富的人物形象可以被挖掘和塑造，只有具有真正感染力、穿透力的藝術形象才會打動人心
要解決目前電影行業存在的內容方面的問題，需進一步落實電影產業促進法，還需制定更加清晰的向內容傾斜的產業政策
□ 本報記者 趙麗
受疫情影響延期後，9月21日，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如約迴歸。
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常務副主席莫高義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電影事業正展現出生機勃勃的發展前景，北京電影國際節的“新十年”將繼續堅持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立足戰略定位、用好優質資源，努力打造中國電影勃興的“北京方案”。
電影作為藝術，是文化的重要構成，是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從1905年中國民族電影誕生至今，中國電影經歷了百年風雨。以家國情懷為主題的主旋律作品，百年來在中國影壇上生生不息，成就了中國電影最突出的品格，也為電影產業持續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然而自去年年初疫情暴發後，中國電影產業遭遇重大挫折。截至9月23日，2021年中國電影總票房收穫343.05億元，比疫情前2019年1月1日至9月23日的470.99億元總票房下降27%。
後疫情時代，電影產業如何改革升級，在穩步復甦的前提下持續健康發展，從電影大國成長為電影強國？這是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嘉賓們討論的重要話題，也是所有電影人都在思索的一道難題。
中國電影穩步發展
不斷創新內生動力
“鏘……鏘！”踩着鑼鼓點，布幔後閃出一位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將，他一甩髯口，把刀一橫，亮相。只聽旁邊有人喊“快搖”，一位守着攝影機的照相技師便使勁搖了起來……
這是1905年秋天發生在京城琉璃廠豐泰照相館裏的一幕。這個本為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賀壽的新鮮“玩意”，竟成為一個開創性事件——中國民族電影由此誕生。
百年後的今天，伴隨着世界電影的進程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電影以其鮮明的民族個性和審美特徵，鑄就了令人矚目的輝煌和成就。
中國電影集團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傅若清在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發展高峯論壇上介紹，中國的電影科技從無到有，從引進模仿到引領創新，一路走來，不僅有看得見的發展成就，還形成了自我變革、自我超越的內生動力，家國情懷等傳統價值觀在電影中迴歸。
比如，今年春節，《你好，李煥英》海報上打着“大年初一，笑順爸媽”的字樣，但幾乎沒有青年觀眾首次觀看此片後笑着走出影院。在這部影片中，導演賈玲不僅是在追憶自己的母親，還喚醒了很多觀眾內心對於家庭、父母的真情，很多青年觀眾主動買票請父母到電影院去追憶他們的青春。
傅若清説，近年來內地銀幕並不缺乏親情戲。不久前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紅花》《一秒鐘》，前兩年上映的《銀河補習班》《流浪地球》《飛馳人生》等影片，都具有濃厚的親情元素，雖然這些影片的主要矛盾落到家庭和親情上，但這些元素能讓影片更好地融入觀眾，讓觀眾產生強烈共鳴。
而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電影，百年來在中國影壇上更是生生不息，成就了中國電影最突出的品格：關注民族命運，抒發民族情感，呼喚民族覺醒，謳歌民族英雄。
比如，2019年國慶檔的《我和我的祖國》，2020年國慶檔的《我和我的家鄉》、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的《金剛川》等影片均在上映時帶動觀影高潮。
再比如救火和航難題材，《烈火英雄》《中國機長》等影片用了更多篇幅展現每個“英雄”對各自家庭的愛，這一點明顯區別於以往國產影片中那種高大全的形象。
傅若清説，如果説《戰狼2》《紅海行動》《八佰》等軍事動作題材影片渲染了愛國主義的大情緒，《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則以另外一種形式表達愛國情懷。《我不是藥神》《芳華》《無問西東》儘管脱離了傳統意義上的主旋律，但這些影片都僅限於華夏大地，是有中國特色的人文關懷影片，甚至要比以往傳統意義上的主旋律影片更具有家國情懷。
主旋律作品受歡迎
成為檔期種子選手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重大時間節點，主旋律作品成為今年銀幕上的主流。
前不久，展現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征程起點的電影《1921》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反響熱烈；緊接着，《革命者》《望道》《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狙擊手》等相繼亮相。一部部國產大片展開百年黨史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用藝術語彙贏得觀眾的共鳴。
據傅若清介紹，主旋律作品在近幾年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質變的過程。“2009年《建國大業》上映的時候，這種主旋律創作當時本質上還是一個企業行為，而從《我和我的祖國》到現在的《我和我的父輩》，其中一個明顯特點是舉國之力，集行業所有資源，而不能説是某個公司的作品。”
也正是因為2019年主旋律大片呈現出的新特點，推動主旋律作品大規模出現，成為各大檔期的“種子選手”。
集齊行業最優質資源、用心製作的主旋律電影所帶來的成效顯而易見，此類電影逐漸為電影票房貢獻了重要力量。根據國家電影局發佈的數據，2020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204.17億元，其中國產電影票房佔83.72%。
光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長田透露，未來5年，中國電影行業將要拍攝50部主旋律題材的影片，總投資在150億元至200億元左右。博納影業集團也在積極拓展主旋律電影的商業版圖，從“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國驕傲三部曲”再到“中國勝利三部曲”。“想用電影來記錄時代，記錄共和國每一個值得記錄的平凡人、平凡事。”博納影業集團行政總裁蔣德富説。
在這次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業內人士均提出必須正確看待主旋律作品，他們認為主旋律作品必須緊扣時代脈搏、表達民族心聲。通過電影的力量回望百年征程，讓更多觀眾從中讀懂初心，是擺在中國電影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如何保障主旋律作品長盛不衰，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業內人士認為，需要與主流觀眾產生共情，引發共鳴。在主旋律作品的創作中，除了領袖人物、著名將領，還有更多更豐富的人物形象可以被挖掘和塑造，只有具有真正感染力、穿透力的藝術形象才會打動人心。
傅若清則提出，要回歸製作本身。“《我和我的祖國》之所以能夠在當年國慶檔奪冠，原因是大時代和小人物的歷史碰撞贏得普通觀眾強烈的共鳴。在內容上創新，讓觀眾不再戴着有色眼鏡看待主旋律大片。”
參加電影節的《長津湖》導演黃建新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提出了幾點建議：首先，創作者必須要發自內心地愛電影。中國電影有過輝煌年代，也有過低谷，即便不確定性很高，但始終不乏堅守崗位的人，這都是源自於熱愛。其次，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獨屬於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背景，電影都會服從這個國家的主流價值。中國的主流電影要表現和頌揚民族的精神嚮往，通過人的衝突、複雜情感給予觀眾力量。
“對觀眾來説，觀影是一個感性而非理性的接受過程。因此，電影創作者要多將自己的思考和普通觀眾的思考進行結合。”黃建新説。
勇於直面諸多挑戰
內容技術齊頭並進
去年疫情暴發後，電影產業遭遇重挫。中國電影人務實篤行，守正拓新，在海外電影市場仍未擺脱疫情困擾的情況下，中國電影產業迅速復甦。但是如何在穩步復甦的前提下高速發展，從電影大國成長為電影強國？中國電影產業目前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副董事長兼CEO王中磊認為，檔期依賴症是目前中國電影面臨的一大挑戰。“僅依靠幾部電影的優異表現支撐成績是不現實的。中國電影想要走得更遠，需要更多有競爭力的影片和有實力的製作公司、創作羣體，從而使中國電影市場變得更加繁榮，讓每天都變成電影的美好檔期。”
在內容方面，電影行業也有需要解決的痛點。王長田提出，分賬比例、網絡版權價格、新型盜版形勢、檔期協調、內容審查等問題都不容忽視。
如何迎接這些挑戰？“捍衞”電影院——這是諸多業內人士提出的解決辦法之一。他們建議，一是提升電影內容的多樣化，二是通過技術提升“儀式感”。在現有的產業模式下，這是能夠讓整個電影產業快速回血的有效方法。
傅若清和愛奇藝創始人、CEO龔宇都認為，想要從電影大國成長為電影強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技術。
傅若清將技術聚焦於拍攝技術和放映技術。他提出，中國電影發展了一百多年，但在技術迭代上明顯落後。如今，疫情讓全球電影產業格局開始重塑，中國電影是時候引領倡導技術提升，從而捍衞人們走進影院的初衷。
在拍攝技術上，導演李安此前通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以及《雙子殺手》，反覆實驗4K+3D+120高幀率的高格式影片。為此，李安在好萊塢建了一個實驗室，這種高格式影片目前在全球電影製作中都是領先技術。此前華夏電影為了放映這種高格式影片，推出了CINITY影廳。
龔宇則將“技術”放大在整個產業鏈上，通過技術賦能提升整個產業的抗風險能力。例如對財務數據的可預測性；製作流程的技術控制；提升虛擬拍攝等硬科技。
在王長田看來，要解決目前電影行業存在的內容方面的問題，需進一步落實電影產業促進法，還需制定更加清晰的向內容傾斜的產業政策，“要努力創作內容，如果一味放映別人的內容，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電影強國”。
王長田提及的電影產業促進法，於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到國家引導相關文化產業專項資金、基金加大對電影產業的投入力度；實施必要的税收優惠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為從事電影活動以及改善電影基礎設施提供融資服務；鼓勵法人、其他組織通過到境外合作攝製電影等方式進行跨境投資，依法保障其對外貿易、跨境融資和投資等合理用匯需求等促進電影業發展的措施。
對此，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表示，如何讓電影產業促進法更完善細緻、更好地得到執行和落實，值得思考。“包括財税政策、社會對整個行業特殊的不同的認知等，這些都是保證從電影大國到強國邁進非常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