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醫學》雜誌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調查了志願者們11歲時的智商測試成績，以及他們老年時罹患冠心病、中風、癌症等疾病的情況。在排除了諸如性別和經濟地位等多種混淆因素後，研究者發現，童年時智商越高，79歲以後罹患疾病而亡的風險越低。結論是，智商和壽命之間的相關性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高智商羣體對患病風險因子有提前的認知。
姑且假設，高智商羣體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所以是高知識人羣。他們的健康和衞生知識有利於他們儘早採取措施，所以能較好地預防患病風險。但是，一個人老了，不僅身體會得病，思維也會遲鈍和糊塗。如果説知識對察覺身體異狀有用，那麼，知識對察覺自己認知和思維能力衰退也同樣有用嗎？
因為年老而認知和思維衰退，這種“變糊塗”也就是所謂的“老糊塗”，也能有同樣的作用嗎？老糊塗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認知和思維衰退呢？
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就已經對老年智力衰退與語言的關係發生興趣。他認為，人的智力與記憶的關係比與語言更為本質。他在《斐德羅篇》（Phaedrus）中説，只有“頭腦簡單之人”才會認為書面記錄“勝過同樣內容的見聞和回憶”。通過口頭演説“銘刻在學習者靈魂中的智慧詞句”遠遠勝過墨水寫下的字詞。儘管蘇格拉底提出，對字母的依賴會改變人的頭腦，而且不是讓頭腦變得更好，但他承認，書寫可以是一種“抵抗老年健忘的幫助記憶手段”，具有捕捉人的思想的實際益處。
老糊塗並不只表現為因記憶衰退而丟東落西、前做後忘，更表現在喪失了與他人交流的理解和表達能力。記憶能力是一個人智力健康的重要指標，因為記憶不僅是你記得多少往事，而且是你對事物的理解和表達能力的積澱和累積。
美國著名人文學者沃爾特·翁（Walter Ong）在《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一書中指出，即便在柏拉圖記錄下他老師對寫作價值的懷疑的時候，他對書面寫作的作用還是肯定的。這表現在他對依靠記憶傳承的口頭詩歌的批評中。柏拉圖看到，書面寫作的邏輯、嚴格和自我完足在智能方面為人類文明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種好處已經體現在他自己的寫作裏了。沃爾特·翁寫道，“柏拉圖那入木三分的哲學思維之所以可以有可能出現，唯一的原因就在於書面寫作對思維過程產生的影響”。
今天，人們對書寫文字與人的認知已超越了蘇格拉底時代。有了文字之後，千百年間語言不斷進化、發展，文字不僅成為個體記憶複雜信息的輔助手段，而且通過讀寫教育和實踐培育發展了人的認知範圍和智力深度。文字還使人與人之間彼此可以方便地交流，無遠弗屆。在純口頭文化中，思想受制於人類的記憶能力，知識就是人能記住的內容，而人能夠記住的內容則受到頭腦儲存容量的限制。然而，在讀寫的文字文化中，思想的內容可以幾乎無限地向深廣擴展。
今天，“讀寫”（文字素養）已經不再是狹義的讀和寫，而是擴展為更為廣義的“素養”, 不僅包括文字的讀聽寫説，而且包括圖像理解、數學或科學概念、合理懷疑、批判思維等等方面。健康而有活力的頭腦必須具有理解、判斷、懷疑、想象、批判的能力，這些都是與文字有關的素養。缺乏這種素養，人就落入了一種實際的“糊塗”狀態。不可否認，今天許多人有這種痴呆症狀，不是因為年老而喪失了原有的素養，而是從來就不曾擁有過這種素養。他們因此一直處於糊塗狀態，而渾然不覺。
糊塗人分辨不清什麼是重要或不重要的、相干或不相干的、主要或次要的。他們既不能準確地理解他人的意思，也不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種糊塗青壯年時叫愚蠢（silly），年老時叫昏聵（dotard），都是缺乏理解和判斷 、頭腦不清、不可理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