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後各國相繼採取不同程度的“社交疏遠”措施，直接人際交往和溝通減少，社交媒體在交流和信息傳遞方面的作用進一步放大。但與之相伴的問題是，各種虛假信息能夠藉助社交平台在短時間內大範圍傳播，給各國國內抗疫部署和世界範圍內的協同抗疫都帶來負面影響。
這背後有相當複雜的原因。首先，新冠疫情作為一種新出現的疫病，人類對其知之甚少。一方面，對其傳播途徑、致死機制、易感人羣等疑點，以及免疫力持續時間、痊癒者二次感染的可能性以及無症狀感染者比例等問題，專家們目前尚無定論。另一方面，圍繞同一研究題目，不同學者也會得出迥異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貌似都很“科學”，也就更讓人無所適從。比如帝國理工學院3月份的研究結果是促使英國政府下決心推行“居家令”的關鍵證據，但最近東英吉利大學的一項研究又顯示，“居家令”對控制疫情基本沒有作用。新冠病毒的“研究真空”或自相矛盾加重了民眾恐慌，這是謠言肆虐的原因之一。
其次，普通民眾，尤其低收入人羣對傳統媒體信任度下降，也為謠言在社交平台上傳播創造了條件。英國一項針對新冠疫情的民調顯示，對電視新聞和報紙新聞的信任度分別只有24%和17%。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在年輕人和低收入人羣中更為顯著。其結果是，社交媒體上來自熟人或關注對象的信息，更容易被當作可信消息。
第三是社交媒體本身的特點。較之傳統媒體，社交媒體具有即時性、互動性、個性化等突出特點，因而疫情期間很多用户選擇從社交媒體上獲取相關信息。以推特為例，2020年一季度每日用户數同比增長約1200萬。但疫情期間對社交媒體內容的審核工作也受到影響，社交媒體更多依賴人工智能對內容進行調節，而目前的AI算法都是基於關注度的，即越吸引眼球的帖子越會獲得推廣。這就導致疫情期間社交平台上傳播最廣的信息，可能並非那些確鑿的科學依據，而是最令人震驚或情緒激動的內容，這會導致新冠謠言愈演愈烈。
最後一點是追責機制的缺席。目前，在“個人言論自由”的保護傘下，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公司即使監測到了虛假信息，也只能將這些話題標籤化或刪除帖子，最多對相關賬號處以短期或長期封停處罰，但沒有向這些用户追責的權利。而檢察公訴機構即使想對某些用户追責，社交媒體公司往往又因需要“保護用户隱私”而拒絕配合提供相關證據，這更增加了追責的難度。追責與造謠成本的嚴重不對等，無疑助長了謠言散播者的氣焰。
關於“5G信號網絡傳播新冠病毒”的謠言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關於5G信號網絡的謠言最早出現於2013年，當時謠言散播者更多宣揚的是5G信號塔會釋放有害輻射。但當新冠疫情暴發後，陰謀論者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一方面提供虛假證據（美國5G基站分佈圖和新冠疫情分佈圖），將新冠疫情歸因於5G技術，另一方面利用話題標籤吸引人們注意。結果導致這個謠言從線上廣泛傳播並蔓延到線下對5G基站的破壞行為。
英國研究機構調查顯示，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謠言甚至陰謀論的大多有着某種反精英世界觀。他們通常認為自己屬於被精英階層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進行控制的弱勢羣體。但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在西方社交媒體上出現的一波“反華陰謀論”，明顯偏離了這一特徵，其關鍵在於這批謠言散播者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精英者，而是以一些華盛頓政客為首的蓄意甩鍋者，他們出於對中國的敵意，為了諉過推責、轉移國內民眾視線，才利用社交媒體大肆宣揚“中國故意隱瞞疫情”等各種反華謠言。這些謠言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不僅干擾了它們本國的抗疫重心，更嚴重影響了全球共同抗疫的努力。
抗擊疫情期間社交媒體上的各種謠言，也已成為各種抗疫的題中之意。為此，首先需要各國加強本國民眾、尤其低收入人羣的科學教育，提高他們對謠言的鑑別能力。其次，權威學術醫療機構、主流媒體和政府官員都要善於利用社交媒體向社會告知真相，不把社交媒體上的話語權拱手讓人。第三，社交平台也應改進內容推廣的算法，提高權威科學信息的傳播優先級，加強對疫情謠言的監控和篩查；第四，制定追責機制、消除監管真空。對於那些蓄意造謠中傷的“政治謠言”，尤需及時據實反駁擺明態度。（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