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希蘅，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副主任；劉常瑜，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
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於經濟社會活動各領域，正在深刻改變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通過降低數據存儲、計算和傳輸成本，大幅降低經濟活動中的搜索、複製、傳輸、跟蹤和驗證等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在應用數字技術提高效率的同時，也要防止數字鴻溝和貧富差距擴大風險，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數字經濟。
在中國，關於數字經濟與貧困的關係，雖然還需要更深入和全面的實證研究，但已有一些研究和數據表明，以數字技術為依託的電子商務、數字普惠金融和大數據精準扶貧管理等對於減少貧困發揮了積極作用。
電子商務促進貧困人口增收和增能
1999年，阿里巴巴以“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為使命成立了淘寶網，為眾多小微商家搭建了網上交易平台。2003年，基於電子支付和移動支付的支付平台“支付寶”上線，使網上交易更便利，電子商務發展步入快車道。如今，中國擁有世界上增長最快的電子商務市場，約佔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的40%以上，眾多貧困人口在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中受益。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全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項目”幫助近300萬建檔立卡貧困户實現增收。2019年，全國832個貧困縣網絡零售額達1076.1億元。
第一，電子商務使農村地區生產者跨越時空約束實現信息匹配，與穩健的大市場有效連接，實現增收。電子商務平台大幅降低了小微商家連接大市場的門檻。許多在地理位置、信息獲取、發展能力等方面處於邊緣地位的農村人口通過電子商務在線展示他們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並找到買家，提高了產品銷量，增加了收入。2016年，阿里電商平台上來自國家級貧困縣的商品已超過8000萬網購用户，一個貧困縣的商品平均銷往280個地級城市。2017年12月以來，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平台網絡銷售額已超過2000億元。特殊的“淘寶村”現象自2009年在中國農村出現以來，在十年內擴張到4310個，覆蓋398個縣、2.5億人口。世界銀行團隊研究表明，在淘寶村，參與電商的家庭收入比未參與電商的家庭高80%。
2019年山東省濱州市惠民縣舉行第七屆中國淘寶村高峯論壇
第二，電子商務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為農村各類勞動力提供多樣選擇。電子商務產業演化出的分工帶動了加工、物流、包裝、客服等各環節的就業，為貧困人口創造出大量家門口的就業機會，農村網店帶動就業人數逾2800萬。此外，農村電商還幫助有養育任務的女性、老年人等勞動能力較弱的貧困人口就業，阿里電商平台上的創業者男女比例接近1：1，而整個商業領域這一比例約為3：1。
第三，電子商務能夠增強信息供給、促進思維模式轉變，激發貧困人口的創業潛能。2015年4月到2017年3月，在淘寶大學網絡課堂上，來自765個國家級貧困縣的112萬貧困縣學員學習了559門課程，網絡課程覆蓋了約92%的國家級貧困縣，其中關於如何創建網店的課程學員數超過25萬人。2019年，拼多多旗下“多多大學”線下課程累計課時達到1400小時，線上專業課程累計觸達49萬農業經營者，平台上註冊地址為“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的商家數量達15.7萬家，年訂單總額達47.97億元。
數字技術讓金融服務更普惠
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小微企業和貧困羣體生存和發展的瓶頸。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概念，旨在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羣等弱勢羣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世界各國在提供普惠金融方面有很多探索，但始終面臨成本和信用兩個難題。2016年，G20峯會發布的《二十國集團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標誌着普惠金融的全球實踐正式進入數字化階段，為解決這兩項難題提供新的解決思路。中國的數字普惠金融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貧困減緩產生直接影響。
一是傳統金融機構更多運用數字化手段，提高邊緣羣體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性。隨着農村金融覆蓋面的增加，2018年，農村地區網上銀行開通數累計6.12億户，佔農村人口的63.22%；年度網銀支付業務102.08億筆；銀行為農村電子交易提供收款服務金額5783.43億元，三項指標均保持增長趨勢（中國人民銀行，2019）。各地金融部門有效支持糧食等大宗農副產品收購實現全程非現金結算，以非現金支付方式發放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財政涉農補貼資金等，為農村人口提供極大便利。
二是互聯網公司開展新型數字普惠金融，創新信用評價機制，解決了貧困户抵押不足的難題，讓數字信貸、移動支付、互聯網保險等金融服務惠及更多貧困人口。互聯網公司設立的數字金融機構通過電商平台積累的交易數據，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分析貧困户或帶貧企業交易行為，對其進行精準畫像，從而綜合評定其信用狀態，實現以信息數據替代實物抵押的數字化增信，從而提高小微企業和農村地區人羣金融服務可得性，有效解決普惠金融“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中國首家基於雲計算的商業銀行“網商銀行”自2015年成立四年來，為全國146個貧困縣、超過400萬客户提供無接觸貸款。2017年，京東推出了數字農貸，基於農業生產的量化模型及農民的歷史生產數據給農民授信，免抵押、擔保，並對生產過程進行全程、高頻、多方位的監管。數字農貸項目上線2年後，就與山東、河北、河南等地100多家合作社合作，累計放款約10億元，逾期率和壞賬率均為零。截至2017年底，螞蟻金服也已經為中國795個國家級貧困縣和連片特困地區（佔比95.6%）提供了支付等金融服務。
三是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平台企業合作，實現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優勢與銀行核心業務能力的互補，進一步擴大對農村人羣的金融覆蓋。中國建設銀行與全國棉花交易市場等電子商務平台合作，為棉農提供基於電子倉單、電子訂單數據測算的網絡融資服務。華夏銀行與農資交易網絡平台“雲農場”數據對接，為在網絡平台購買農業生產資料的農户提供線上貸款、線上還款的網絡化全自助服務。
大數據成為輔助政府精準扶貧的技術手段
全面準確的貧困户信息是保障減貧工作質量的重要支撐，大數據的應用為精準扶貧提供了科學高效的技術手段。
一是大數據使貧困識別的精準度得到提高、公平性得以保障。利用大數據對貧困户開展預警篩查，及時發現因重病、教育等可能導致的支出型貧困。大數據平台通過對扶貧對象的監測，實現貧困户脱貧退出、返貧納入動態管理機制，清退已經脱貧或不符合貧困要求的人口，對已脱貧人口進行追蹤。2007年，通過大數據平台實現兜底保障的試點在上海開啓，2014年，民政部開始推動各地大數據信息核對平台建設，截至2019年10月，中國省（區、市）和地市級大數據信息平台覆蓋率已經分別達到了96.8%和91.9%，利用各部門大數據組網來前置性地甄別貧困家庭正逐漸成為主流。
二是探索、利用大數據對貧困地區進行綜合分析，幫助制定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大數據分析結合氣候、地貌等自然信息以及家庭人口、個人能力、經濟財務等社會信息，系統深層次地分析縣、村、户等多尺度下的致貧原因，為扶貧到村到户提供強有力支撐。但是，大數據的應用水平還需要大幅提升。受制於數據分析能力限制，目前全國暫時僅5.9%的地市利用數據庫進行過專門的數據開發，1.8%的地市曾經向上級機關提交過基於大數據統計結果的決策報告。
三是大數據工具手段助力提高扶貧資源使用效率，推動扶貧領域的科學決策。綜合扶貧、教育、工商、民政、衞計等領域的大數據實時共享及動態比對，提高扶貧財政資金等公共資源利用效果，跟蹤和監測地區、機構的扶貧進度和效率。多維度的貧困大數據信息也幫助政府選擇更加合適的扶貧項目、制定合理的貧困標準。以上海為例，其信息數據不但廣泛用於上海市年度貧困標準的認定，基於此的《基於核對數據的最低生活保障研究》也為民政部等部門出台國家政策實施標準提供了有益幫助。
從以上實踐可以看到，數字技術正在中國的減貧中發揮積極作用，這得益於三方面條件。一是中國基礎設施對於貧困地區和人羣的廣泛覆蓋。截至2020年3月，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4.5%，行政村通光纖和通4G的比例均超過98%，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9%，用網需求得到保障（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0）；同樣，電網、道路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覆蓋中國絕大多數居民點。二是政府與數字平台企業的有效合作。各級政府對數字經濟發展持開放鼓勵態度，積極與數字平台企業開展合作，更好地識別和幫助貧困人口，實現多種方式的精準扶貧。三是數字平台企業採取了具有包容性的商業模式。數字平台企業通過電子商務、金融服務和與之配合的助貧扶弱公益項目，賦能貧困地區的中小微企業和女性殘疾人等弱勢人羣，使他們能夠對接大市場，獲得低成本發展空間，通過創業和就業擺脱貧困。
總的來説，中國在應用數字技術、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發揮了積極作用，努力形成包容度較高的基礎設施和商業模式，使數字技術更好地發揮普惠、賦能的作用，推動數字時代的包容性發展。（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