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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智庫特約撰稿 連清川
曾幾何時，網上傳出德國公司催員工下班，年休150天，令人羨慕。
然而，近日，一篇德國也出現“996”的文章，讓不少人感到頗為意外。
移動互聯網改變了全球工作圖景
4月初，網上流傳一篇文章，名為《“996”的幽靈，已經遊蕩回德國》。其主要的論述，是稱在德國的一些互聯網公司，乃至汽車製造公司中，已經重新有了“996”的現象，並且德國可謂嚴苛的勞動法根本無能為力。
仔細閲讀這篇文章會發現，其實其中的例子甚為蒼白，並且有許多的案例提到，不過是德國人把工作壓力轉嫁給了外籍工作人員而已。
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德國和整個歐洲工作狀態轉變的事實。
雖然整個歐洲並不存在普遍的“996”或者“007”狀況，但是互聯網與全球化的狀況正在改變整個發達國家的工作圖景。
事情就是從移動互聯網開始發生變化的。
即便在傳統互聯網時代，嚴格的勞動法與穩定的工作空間是世界範圍內工作的基本形態。因為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是實體存在，這種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工作空間，使員工的管理與記錄都有案可查，而中國跨國公司職員苦不堪言的郵件記錄，卻成為了保護職員權利的重要工具。
但是移動互聯網與即時通訊軟件的出現，一方面使人們不再被固定辦公束縛，另一方面，卻也使工作時間的界限被不斷模糊。原本下班之後完全屬於個人的時間，如今卻可以被無處不在的移動互聯網隨時召喚。
舊有的勞動法規根本跟不上時代的變化。
2020年的疫情迫使許多公司採用了在家辦公的方式。原本幾乎難以想象的全員在家辦公現象突然間因為疫情得到了加速，而變得普遍。
這種看起來更加人性化的辦公形態，卻加速模糊了舊有勞動法的管轄廓閾。網絡會議、遠程辦公與網絡人力資源管理，使過時的、基於固定辦公的勞動監察幾乎難以實現。
而更加重要的，是舊職業機構的崩塌和瓦解。在傳統時代裏，人們習慣於依附一個商業機構，而商業機構基於較小的移動性和活動範圍，習慣於採用固定的地點、人員和層級制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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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徹底打破了這一固定模式。原本習慣依附和尋找歸屬感的職員，現在可以更加自由和隨心地選擇自己與一個公司的合作模式，也可以選擇自我僱傭，或者在互聯網上打零工，採用較為自由的項目制。
自由職業或項目僱傭者的談判能力下降
職業的解放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給了更多人自由的選擇空間。然而無論採用怎樣的職業工作模式，都必然意味着更大的控制權從個體手中向僱傭者手中的轉移與讓渡。
多數情況下，從勞動保護的角度上看，自由僱傭的方式對於員工都相對不友好，而勞動監督的難度加大，使自由職業或者項目僱傭者的談判能力下降。
移動互聯網與全球化的工業協作系統，已經使舊的工作形態大規模地發生了異變，疫情所催生的在家辦公加劇了這一狀況的普遍性。
這些年來，互聯網公司或者創新型公司在許多國家出現了“996”常態化。“996”對於互聯網一代而言，可能會變成世界級的工作常態。
歐美“996”趨勢越來越明顯
以上所説，看起來像是一件好事，不是嗎？選擇更多，自由更多，並且儘管勞動監察難以實現，但更多的人獲得了自由。
可惜並不是。
在好萊塢、歐洲電影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的一個場面是一個人身兼幾份工作，日以繼夜地工作，“996”也不足於形容他們的工作強度。
這不是好萊塢式的誇張，而是真實的。
互聯網時代的工作自由實際上被兩個“污染輸出”所替代：
印度，圖片來源：unsplash網
其一，外包工作讓發達國家的工作時長輸出給了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説，要保障歐洲和美國沒有“996”，印度、越南、墨西哥和中美洲等國家和地區就會普遍“996”。
其二，互聯網產業的興盛，導致歐美傳統工業的衰弱，於是傳統工作能夠提供的保障越來越少，底層勞工為了保障收入，就得不斷增加兼職的數量，並且延長工作時間。
這也不是什麼剛剛發生的事，而是隨着產業形態的變化，歐美的工作機制也早就變化了。
工會在美國，在歐洲，早就已經衰落了。
在歐美，“996”，乃至更長工作時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當然，這對普通勞動者來説，也不是什麼好事。
歐美社會面臨更廣泛的競爭
全球化不僅僅使這些不發達國家的勞工關係發生鉅變，也使歐美的勞工關係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
在二戰之後，除了英美之外，基本上所有的發達國家出現了福利主義的加強、政府對資本更多幹預和公共事業的普遍投入。這其中非常重要的，當然就是勞動者保護。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互聯網運動，使得這種保護在歐美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衰退。歐美國家不願意在全球化所出現的全球性競爭中落後，因此各個國家都大規模地放寬政策限制，以加強公司的自由度，從而使其在全球產業競爭中取得優勢。
全球化的崛起以及衰落，都在改變整個歐美的經濟結構。舊有的經濟結構裏，歐美站在製造業的頂端，而全球其他國家，要麼是市場，要麼是原材料，全球的利潤源源不斷向歐美輸送，其中產階層穩定而富庶；但今日情形已經完全轉變，依靠低端製造起家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中美和拉美，都在不斷向歐美髮動衝擊。
同時，歐洲國家“過度福利”的福利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緩解了貧富矛盾，但同時弱化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經濟發展的動力。
如今，歐美社會面臨更加廣泛的競爭，這同時意味着壓力。從這個角度上説，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已經把歐美的中產階層拉下馬，重新回到競爭的角鬥場裏。
這是一個結構化的問題，是全球利益分配，新舊產業更替和職業形態大變革的一個副產品。
編輯：柯鋭 實習生：餘丹 校對：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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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