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開發者做出的作品有多美好，並不代表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友善。
2021年7月，美國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部起訴動視暴雪，對公司內部的歧視、性騷擾與虐待現象，以及不健康的職場文化提出指控。
近年來，類似的負面新聞與指控越來越多，如育碧、EA、拳頭公司等一律無法倖免，從從業者到玩家，都愈發對遊戲廠商的工作環境表示擔憂。
對比之下，規模較小的獨立遊戲工作室，很少聽聞有大廠的負面習氣或是傳出醜聞。玩家們傾向於認為，這些工作室有着更加自由與和諧的工作環境，對待員工一視同仁，沒有瘋狂加班，沒有官僚作風，也沒有一不懂遊戲二不近人情卻精通職場PUA的三腳貓上司。
但前些日子曝出的兩條報道，正在粉碎人們的美好幻想。
3月18日，外媒VentureBeat發佈報道，指控《奧日與黑暗森林》《精靈與螢火意志》的開發團隊Moon Studios具有壓迫性與歧視性的工作室文化。
“儘管有精美的《奧日》遊戲，Moon Studios還是被稱作一個‘壓抑’的工作場所”
3月19日，自媒體People Make Games（以下簡稱PMG）在Youtube上傳了一則視頻調查報告，詳述了發行商安納布爾納互動（Annapurna Interactive）旗下三家獨立遊戲工作室的高層對下屬員工的心理虐待現象（Emotional Abuse）。
兩條報道發佈的時間相近似乎並非巧合，四家工作室的現象也存在一定共性：所有虐待通通來自這些工作室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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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8日，澳大利亞Mountains工作室的前員工Tony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篇主題帖，帖子寫道：“這是我的故事，這兩年來（2016-2018）我是如何被獨立遊戲‘大明星’Ken Wong虐待至抑鬱乃至自殺的故事。”
Ken Wong，中文名王友健，曾任《紀念碑谷》的首席設計師，後來創立了Mountains工作室，擔任創意總監。2018年，Mountains的首部作品《Florence》一炮走紅，Ken就此成為遊戲行業的紅人之一。
與《Florence》中對人物情感的細膩刻畫大相徑庭，員工Tony口中的Ken遠非一個能夠合理掌控情緒的人：“工作第一週，我就懷疑起在他手下幹活的決定。我所做的每份貢獻，每個主意，每個意見，對他來説，不僅錯誤，而且愚蠢。他就是這樣開始慢慢貶損我的自我價值。”
圖源PMG，原推文已刪除
推文吸引了業界與媒體的一定關注，第二天Ken便發推道歉並承認做出改變。這樣的道歉之後也重複了數次，但退下來的前員工在PMG的採訪中紛紛指出，情況總是復發，久治不愈。
一些員工認為，Ken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人，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讓其他人感覺不好，從而讓自己感覺更好”。跟Ken交談像是在被審問，開始與他的每次交流前，都要極力控制他的情緒避免使他發火。這樣做的長期後果，便是“你不再相信自己，不再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這份工作”。
2020年，工作室頒佈了一項新的政策。如果有人認為Ken的行為涉嫌越權，他們可以拒絕與Ken一對一會面，任何時候他們説出“Pause”（暫停），會面必須立即結束，其他員工可以參與對話幫忙調解。規定初衷是好的，卻也令員工們懷疑，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室，會用得上一個“安全詞”。
繼《Florence》後，Mountains投入了兩款新遊戲的開發。其中一款叫做“Tambo”，由另一家發行商，而非安納布爾納互動資助。“Tambo”設定為一款基於手機觸屏設計的“傢俱組裝模擬器”，意圖通過組裝的過程讓玩家感受到“代入感”與“平靜”。
據前員工透露，“Tambo”的開發一點都不平靜。某次團隊會議上，新來的程序員Cherie Davidson負責主持，詢問團隊成員“Tambo”有什麼問題。Ken很快搶走了主持位子，質疑這場會議發生的原因。Cherie曾在3A工作室任職，幹過規模大得多的項目，可在這僅有10人蔘與的會議上，Ken把她貶低得像是“不知道自己在説些什麼”。
“Tambo”最終在死線三天前被髮行商取消。數個月後，Ken開始將“Tambo”的人手調去另一項目“Sugarloaf”，這時有2名員工宣佈辭職，他們均把辭職原因歸咎到Ken的身上。
員工的辭呈引起了安納布爾納互動的注意。在與發行商建立直接聯繫之前，除了Ken之外的7名Mountains團隊成員提前開了個會通氣，會上所有人都分享了與Ken打交道的經歷，“一些員工流下了眼淚”。
經過數小時的討論與投票表決，7人一致支持Ken辭去工作室的領導職務，2名已經遞交辭呈的員工則表示，假如Ken辭職了，他們還會考慮留下來。他們將會議記錄總結成一份16頁的文件遞交給安納布爾納，徵求老東家的調解。
“看完這份文件，沒人會説Ken能留下來”
老東家沒有發揮任何積極作用，他們與Mountains員工溝通的語氣被描述為“不屑一顧”。一位高管在電話中表示，“如果沒有強烈的個人性格，就無法做出好的遊戲”。
Ken最終自己從位子上退了下來。根據Ken的轉述，安納布爾納建議他把工作室搬家，僱傭一批剛畢業的學生。有前員工覺得，這是暗示畢業生沒啥期望，而他們期望太多。
Ken反對也無意執行安納布爾納的提議，但他無力阻止Mountains的分崩離析。2021年3月，參與投票的7名員工都被安納布爾納裁掉了，工作室名存實亡，Ken成了光桿司令，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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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納布爾納互動執着於發行小眾而又特立獨行的高品質獨立遊戲，除《Florence》之外，《星際拓荒》與《艾迪芬奇的記憶》也是他們旗下工作室的手筆。
安納布爾納出手闊綽，可除金錢外很少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當下屬工作室的員工集體遞交辭呈，期冀於發行商做些什麼時，安納布爾納從未站在他們一方，對於工作室創始人不當行為的種種指控，要麼包庇，要麼放縱。
PMG報道中提到的剩下兩家工作室都由安納布爾納資助。第一家是Fullbright，以一個對邊緣化人羣包容和友好的工作室聞名，且願意吸引女性作為潛在員工。其處女作是《Gone Home》，主打互動性敍事，講述了一對女同性戀的故事。
然而據外媒Polygon報道，自2019年的新項目啓動以來，公司只剩6名員工，15人離開了工作室，其中有10名是女性。這些員工稱，她們沒有經歷或目睹過明顯的性騷擾或性別歧視，但受到了Fullbright的聯合創始人之一Steve Gaynor的心理虐待。
據前員工反饋，她們對Steve的“控制慾”與“貶低她們存在的言論”感到窒息。她們經歷了持續性的“微觀管理”，即便是最小的細節也必須經過Steve的批准，這令她們難以完成工作。Steve還經常貶低和詆譭女性員工的貢獻，嘲笑她們的意見，讓她們在別人面前難堪。
2021年，一位女性高管的辭職引起安納布爾納的警覺。安納布爾納采訪了團隊中的每一名成員，但詢問的問題無關員工受到損害的心理健康，只關心什麼樣的措施能夠讓遊戲順利開發下去。
恰好在Mountains解散的3月份，Steve正式下台，不再擔任創意總監，也不再與Fullbright團隊成員直接合作。Fullbright的官方推特就此事發表了一則聲明，而安納布爾納方面沒有任何表態，員工們擔心，Steve遲早會在某個新團隊當領導，讓歷史重演。
聲明提到Steve在團隊背後擔任作家職位
Fullbright的情況，可能因為Steve觸犯了政治正確。而接下來要提到的Funomena工作室，則是太過於主張政治正確，卻一樣令下屬感到嚴重不適——職場虐待，從來無關政治正確。
Funomena在2019年推出《Wattam》，這部作品由《塊魂》的前總監高橋慶太設計，算得上精神續作。
而聯合創始人之一Robin Hunicke曾任《風之旅人》的設計師之一，同時也是遊戲行業多元化的倡導者，經常就性別平權議題在公開場合露面，參與演講宣傳。
Robin參與2019年遊戲開發者大會（GDC）時的自拍
在公開場合之外，Robin被現任和前任員工（大部分是女性）稱作“惡毒言論的煽動者”，“給大批員工造成了嚴重的情緒困擾”。她的行為經常轉移團隊成員的注意力，反過來導致開發過程難以取得令她滿意的進展。PMG採訪的8位前員工都把Robin視作離職的因素之一，有員工指出自己因她產生了PTSD，以後也不太可能從事遊戲行業的某些職務。
最令員工們難以容忍的事情是，Robin熱衷於調查員工的個人隱私信息，包括情感生活、是否正在接受心理治療、外表有多麼女性化等，總之是與平日工作全無關聯的問題，還要就此指指點點。一名員工曾這樣被她公開評價：“Ta正在與自己的性別作鬥爭，因此才會在工作中分心”。
Robin還經常把員工的個人隱私信息泄露給其他人，甚至包括工作室以外的人，不止令涉事員工感到恥辱，聽到這些隱私的人都會感到不適。
就連高橋慶太也很不滿意Robin的做派
員工們也曾找到Robin對質，當面指出她的錯誤。一部分員工擔心會受到懲罰或報復，控制了批評的力度；另一部分員工沒留面子，每次都以Robin淚流滿面虛心接受而告終，實際情況則是堅決不改。
一如既往，發行商安納布爾納瞭解問題所在，也從未採取過任何明確行動，失望的員工們除了選擇辭職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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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納布爾納的包庇與放縱可能起到幫兇的作用，但發行商難以顧及開發商的工作環境，其中確實存在“天高皇帝遠”的客觀因素。哪怕是影響力遍及全球的微軟，也沒能阻止Moon Studio發生同樣的情況。
Moon Studio的兩位創始人是Thomas Mahler和Gennadiy Korol。Thomas曾在暴雪任職，目前身處奧地利，擔任工作室的CEO，也負責關卡設計等創意工作；Gennadiy則是來自以色列的程序員。
Thomas（左）與Gennadiy
由於兩位創始人身處異地，Moon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就實行了遠程辦公，先是用Skype，之後用Discord展開工作，將打字聊天與電話會議作為主要交流方式。Thomas常在公開場合表示，他希望Moon具有開放和誠實的環境，以及更多的家庭氛圍，任何人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擔心被解僱。
但是這種“自由的公司文化”，為兩位創始人的口無遮攔“打開了大門”。所謂“開放和誠實的環境”，在受訪員工看來，只是他們“濫用職權”的藉口。
Thomas的微觀管理被員工們私下稱作“像素級別的性交”（Pixel Fucking）。他擅長變卦，會給出與此前觀點相矛盾，或者不明確的方向及觀點，徒增開發的工作量。
Thomas會在公共頻道痛罵並退回下屬的工作，卻很少解釋原因，無力提供具體且有效的反饋意見。員工們説他“詞彙量不足”，還每一小時罵一次人，使用的説法包括但不限於：“狗屎”“你他媽白痴吧”“失敗的流產產物”“你的想法讓我想在整個團隊面前嘔吐”……
Gennadiy：“真的，沒人在乎你想什麼。”
Thomas：“哈哈，你個智障”
公司本來有一條遠離政治和宗教討論的規矩，而Thomas和Gennadiy往往是用大量的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帶頭打破規矩的人。公司每週舉行一次全體電話會議，會上Thomas經常説希特勒的地獄笑話，隨意拿自己和Gennadiy的生殖器開玩笑，一次會後他説，“我現在需要一個女人”。
兩位創始人不會因糟糕的笑話鬧掰，卻會因開發時的觀點分歧大打出手，吵上數個小時，使得會議毫無建樹，浪費時間不説，還影響了每個成員的士氣。
在線下會面時，許多員工都承認Thomas很有魅力，但網絡媒介令他變得極端。一名員工説，“現實生活中的善良一面，不代表在網上交流時他不會是個混蛋。”
Moon工作室曾去佛羅倫薩和巴塞羅那等地團建，但疫情爆發後就沒了線下見面的機會
網絡媒介也攪亂了公司的工作時間安排，Thomas經常在中歐時間的晚上10時安排會議。一位員工反饋，大早上醒來時打開Skype，會發現數百條聊天記錄，他必須“不斷滾動瀏覽以找到重要內容”，為此他至今都害怕使用Skype。
Thomas對新來的員工説，在Moon工作不會受到趕工的壓力。事實正相反，許多員工都有一週工作七天的經歷，至少兩名員工反饋他使用了監控員工活動的自動化軟件，檢查人們是否在週末登錄，還質問員工“為什麼週末不上班”。
由於Moon遠程辦公，微軟無法派出人員和Moon物理接觸，一般只有Thomas和微軟單獨溝通。如今微軟已經放棄了和Moon長達10年的合作，原因是Moon多次拖延期限，對外聲稱“將質量置於任何時間表要求之上”。現在看來，管理不善可能才是延期的元兇。
Moon正在開發一款代號為“Forsaken”的新遊戲，主題黑暗，與《奧日》系列截然不同。參與《奧日》開發的大多數員工早已離開團隊，在新東家Take-Two的支持下，Moon不得不僱傭了80來號新人，絕大部分是男性。
VentureBeats的報告發布後，Thomas與Gennadiy很快給出回應，指出報告“描述事實的方式“有失公正”，無法代表“80多名團隊成員”及“前成員”的經歷。在回應中，他們仍然在拿自己的國籍開玩笑：“我們感謝我們自己——一個奧地利人和一個來自以色列的猶太人——開創了這個多元文化的企業，這一點具有諷刺意味。”
“諷刺意味”在於，希特勒也是奧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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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G頻道的記者Chris Bratt，在他的視頻末尾留下了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這些工作室的創始人，處在他們並不能完全勝任的職位上？為什麼在這麼多案例曝光後，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如此困難？
對於第一個問題，Chris認為，遊戲行業正在把電影行業裏的某種傳統理論和管理方式照搬過來。
這一理論叫做電影作者論或完全導演論（Auteur theory）。觀點認為，電影是導演一人的作品，導演是一部電影的完全責任人，是一個具有遠見和全盤掌控權利的有才華的高層管理者，有能力肩負創意、編劇、執導、營銷等多個職位和任務。由於小島秀夫、宮崎英高等知名製作人取得的成功，該理論應用於遊戲業似乎也未嘗不可。
安納布爾納互動是同名影視公司的衍生公司，管理遊戲時很有可能採取電影業的策略
然而這種過分強調個人風格的理論，在規模較小的獨立遊戲工作室面前顯然有些水土不服。這些工作室往往缺乏必要的人力管理、心理諮詢與風險保障部門，對員工的保護力度可能還不如某些大廠，萬一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上司還是個奇葩，整個工作室根本經不起窮折騰。
一位製作人擅長做平易近人的遊戲，不代表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友善，也不意味着他擁有成為優秀管理者的人際交往能力——不是每位製作人都叫小島秀夫。人們會對站在前台出盡風頭的製作人推崇備至，卻忽視了他們的遊戲是由一整個團隊，而非個人創造出來的。
2019年小島工作室的一張合影
對遊戲製作人的不健康痴迷，也為Chris的第二個問題提供了一種答案。受害者深知，這些製作人在業界擁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出於畏懼心理不敢站出來。發行商要保住這些製作人的金字招牌，因而實施包庇或放縱策略，犧牲開發團隊普通員工的個人權益。
動視暴雪醜聞發生後，大批受害者積極反抗，給了不少同行發聲的勇氣。儘管在負面報道中，他們幾乎從不暴露真名，這不僅出於對受害者的保護原則，他們自己更怕負面報道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有問題的製作人事後仍在作威作福，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施加不利影響，乃至動用法律起訴。
受害者們也存在一種矛盾的心理。他們害怕負面報道會直接毀掉整座工作室和自己的辛勤付出，明明是少數人的失職，卻要連累所有人。在Moon的案例中，遠程辦公使得他們在全世界範圍招人，其中不乏一些社會保障與醫療保健欠發達的國家，難免有很多人不願失去在Moon能夠自由居家辦公的優渥條件。
PMG報道後不久，Funomena即因融資問題瀕臨倒閉
無論如何，即便頂着難以預料的巨大風險，最終還是有許多人決定站出來，將他們的經歷公諸於世。
這不會改變他們經歷過的痛楚，但可能會改變未來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