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為什麼一個人員精良、資源富集、儲備雄厚、水平居於前列的工業體系，在短短的二十年裏，消失得幾近無蹤？
對美國人來説，1961年4月12日是沮喪的一天。
當華盛頓還在睡夢中時，遠在蘇聯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就開始播放經典紅色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隨後是一條震動整個人類社會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載人宇宙飛船“東方號”，已由蘇聯發射。
27歲的蘇聯空軍上尉加加林駕駛着飛船，花了1個小時48分鐘，繞地球飛了一圈。全蘇聯的小學生、工人、和售貨員都走出屋子，凝視着天空。隨後，他們用20響禮炮、花海、一個廣場的命名權、以及“蘇聯哥倫布”的稱號來歡迎新英雄。
下午四點，肯尼迪總統出席了一場羣情激憤的記者招待會，他無奈承認：美國在載人航空上確實落了後。但沮喪而憤怒的美國人並不準備放過他。一位宇航局科學家握着拳頭大聲詛咒道，“肯尼迪下次競選註定失敗。”另一位宇航員對記者抱怨説：
只要兩年前上面有人決定抓緊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們。
熟知歷史的美國人尤其惱怒，因為他們還被自掘墳墓的恥辱感包圍——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國的幫助下，蘇聯才完成了工業化。“沒有我們，他們只能生產馬鈴薯，應該讓他們退回一事無成的廢物。”一家美國新聞雜誌寫道。
面對惱怒的公眾，肯尼迪的態度則曖昧不清：“我們將投身我們可以領先的領域，這會為人類帶來更長遠的利益。”但回到白宮後，總統對他的內閣説：“我們要發明一種在地球上進行，對我們有利的競賽。”
一場影響整個人類文明的較量開始了。
美國人的擔憂很有必要，因為在六十年代初，蘇聯與美國幾乎沒有差距。
1960年，蘇聯的核潛艇下水試航，其掌握了一億噸級的核武器和洲際導彈、後來又有了能把衞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國的物理學家們還發現，在新興的電子和計算機工業上，蘇聯人的腳步跟得更緊。
早在1946年，美國推出了第一台數字電子計算機ENIAC，這台機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運算，但只能連續工作20小時。四年後，蘇聯人發明的MESM運算能力雖然稍遜一籌，但因為減少了65%的電子管，耐用性卻更好。
蘇聯第一台計算機MESM
1955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研製出世界第一台全晶體管計算機TRADIC。四年後，蘇聯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體管計算機M-4，它的成功，同樣基於基礎科學研究。在蘇聯科學家的努力下——蘇聯晶體管的問世，只比美國晚了幾個禮拜。
對立陣營的追趕，讓美國人在二戰後再次感受到了壓力。政府和學界在震驚之後開始冷靜下來，研究蘇聯讓美國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終他們發現，美國在戰前毫無保留的援助，蘇聯在戰後以舉國體制推進基礎研究，是幫助蘇聯躍升第二強國的關鍵。
1928年的蘇聯，是一個站在戰爭廢墟上的落後農業國。它的工業產值只相當於美國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種依靠畜力和人力，輕工業落後，重工業更是一片空白。
這意味着，蘇聯還停留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水平。其領導人極度渴望實現快步追趕，但這需要長期的技術和資金積累，他們最終選擇的快捷路徑是——依靠本國進行資金積累、外國技術實現積澱。
為了籌集工業建設所需的資金，蘇聯採取了“以農補工”的方式，用農業集體化和工農業剪刀差，把農業的利潤轉移到工業中，以及向外國出口糧食換取外匯。在1928年到1938年的兩個五年計劃裏，蘇聯農業提供的資金，大體相當於同期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的總額。
蘇聯用來發展工業的資金，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省出來的。
但只有資金還不夠，蘇聯還需要解決技術和設備的難題，放眼世界，美國是最先進的工業國，是蘇聯絕無可能繞過的外部援手。它對蘇聯的態度格外寶貴而重要，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蘇聯經濟重建的唯一機會。
幸運的是，蘇聯得到了這個不能失去的良機。站在今天回望，它幾乎是時勢與國運的完美巧合，足以讓人生出天佑蘇聯的感喟。
就當時而言，蘇聯雖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國際商貿卻還可以自由流通。更為重要的是，就在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期間，世界爆發了全球性經濟危機，美國恰好處在旋渦中央。
一側是對於物資和技術的巨大需求，另一側是產品、工程師和熟練工人的過剩供給。這種天造地設的供需關係，讓美國和蘇聯都看到了國家級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國公司與蘇聯簽訂了供貨合同，緊隨其後的是英國和德國。它的結果是在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是世界上進口機器設備最多的國家，僅在1931年一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賣給了蘇聯。
在對蘇援助中，美國人的輸送可謂毫無保留。
在蘇聯馬格尼託格爾斯克鋼鐵廠的建設中，450名美國工程師日夜加班，繪製了精確到每一個螺絲和螺母的建設圖紙。用到的都是美國最新的觀念與技術，這使得蘇聯馬鋼建成後，立即就成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鋼鐵企業。
那是一個創世紀般的建設年代，美國源源不斷的技術與設備輸入，加上蘇聯全體民眾大幹快上的熱情，一個又一個的紀錄誕生了。
兩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馬格尼託格爾斯克、庫茲涅茨、扎波羅熱三大鋼鐵廠的全套設備與技術都來自於美國；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其設備基本上是從美國的拖拉機廠拆運組裝。構成蘇聯日後汽車工業框架的三大汽車廠，其藍本完全是美國福特汽車的翻版。
所有這些項目，都離不開美國的扶持。一五計劃中，有兩萬名外國專家來到蘇聯，分佈在從中央部門到工廠的、車間的所有領域。顯然，這對於一個在1928年文盲率達50%的國家來説，是比物資和設備更寶貴的財富。
美國對蘇聯的援助，在世界技術轉讓史上堪稱罕見。出於後來的敵對態勢，它很少被美國提及，但它對於蘇聯的作用卻難以言表——這等於手把手地教會了蘇聯如何搭建完備的工業體系。
1933年1月，蘇聯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斯大林發表講話：過去我們沒有鋼鐵工業，沒有拖拉機工業、汽車工業……航空工業，現在我們都有了。二戰之後，他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的表達更直接：
“蘇聯所有的工業，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幫助下建成的。”
1973年，美國學者薩頓出版了一本著作《靜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從書名就可以看出，美國人慌了。因為蘇聯站在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基礎上，開始了特色的急進之路。
在這條急進之路上，發生了一個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轉變。那就是蘇聯的科技體系，已經從技術引進與消化的初級階段，靜悄悄地過渡到通過基礎科學研究、進行技術自我轉化的正向循環上。
這種正向循環的效應，我們可以從半導體物理領域的發展中看出端倪。
進入30年代，蘇聯科學家開始在半導體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傑出的物理學家越飛，在那時便指出：半導體材料將是電子技術的新材料。他還在半導體的導電性研究中提出“阻擋層”的概念——這是未來集成電路研究的核心理論之一。
除了理論研究，蘇聯還在工程實踐中進行了廣泛嘗試。甚至在20年代後期，就有科學家開始嘗試在硅材料表面設置觸點，用半導體建立類似三極管的三電極系統。
這種在理論和工程實踐中同時進行的研究，需要的無外乎三個因素：安定的國內環境、必要的工業積累，由高層政策重視帶來的資源投入。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戰後，蘇聯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後一條，至關重要。
對於一個剛剛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説，有意願為基礎研究提供支持，幾乎可以稱為獨具慧眼。在當時各國政府的普遍認識中，基礎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它耗資巨大，成果莫測，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現，也不一定有實用價值。
但蘇聯領導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親眼目睹了美國技術在蘇聯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道理，更清楚技術進步的來源在哪裏——沒有法拉第，愛迪生就不會發明電燈；沒有愛因斯坦晦澀難懂的理論，原子彈就不會成為現實。
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蘇聯加大了對於基礎科學的投入，在全蘇範圍內建立研究所，由科學家和工程專家牽頭，負責細分領域內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則是以特色的蘇式學制對科技領域進行人才供給。
蘇聯表現出來的強度令美國人驚歎不已，一個名叫約翰·根室的美國學者在著作中驚歎：
“美國小學生每年上課只有180天，蘇聯孩子卻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數學課外，還必須學習四年化學、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唸完10年制學校的男女學生，其接受的科學教育要比美國大學生還強。”
到五十年代中期，蘇聯學校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比美國多出一倍。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一份長達64頁的報告中，指出了一個令人驚歎的事實，在蘇聯全部科學家中，有14%的人可以進行基礎研究。
這為蘇聯帶來了一個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時代。
在新興的電子和計算機工業上，蘇聯對於美國構成的壓力，不僅在於單一性能的接近，更在於其依靠在電子和半導體研究領域的積累，使得蘇聯的計算機設計能力並非一枝獨秀，而是花開數朵。
1953年，蘇聯設計出了“箭”大型計算機，它每秒可以運算2000次，通過打孔機卡紙和磁帶輸入、輸出數據。到1957年，“箭”一共生產了7台，並且和1950年研發的MESM一起應用於航天、導彈工程的數據運算。
根據間諜帶回的情報顯示，蘇聯在計算機和半導體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國更活躍。日後這個情報被證明是正確的：1956年，由蘇聯科學院院士索伯列夫牽頭，蘇聯成功研製了三進制計算機。
美國的援助，在賦予蘇聯寶貴工業資產的同時，也讓蘇聯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階段。在二戰後的十多年裏，蘇聯內部雖然政治鬥爭頻繁，領導人們卻始終如一地在一個問題上保持了清醒認識——科技是強國的武器，它來源於基礎科學研究。
令人感慨的是，蘇聯領導人的這個認識居然是落伍的。
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給科學家萬尼瓦爾·布什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思想的前沿擺在我們面前，如果以我們發動這場戰爭相同的眼光，勇氣和動力來開拓它們，我們就能創造出更充實，更富有成果的就業機會和生活。”
萬尼瓦爾·布什針對集成電路理論的研究，是日後數字集成電路的設計基礎，甚至於在1945年就提出了類似互聯網超文本鏈接的設想。他還直接參與了美國研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這樣的成就與資歷，確保了他的話可以得到總統認真對待。
於是，一份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被擺上了另一位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案頭。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國能夠通過巨量的資金支持，激勵科學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勵企業不斷將科技成果嚮應用層面轉化。
萬尼瓦爾·布什的想法，與蘇聯的科技戰略幾乎有着同樣的認識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實操導向。在後面我們也將見識到，正是這種差別，加上美蘇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蘇在半導體的科技爭霸上走出兩條不同的路，雙方得到的結果也判若雲泥。
在隨後的十幾年時間裏，美國人並未認真對待萬尼瓦爾·布什的建議。在度過了殘酷的二戰後，電冰箱、汽車和電視機才是他們更樂於追求的東西，基礎研究並不必要。
這種情緒還瀰漫於政府高層中間。在1954年前後擔任國防部長的查爾斯·威爾遜甚至認為基礎研究是荒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開嘲笑基礎研究不過是“青草為什麼會綠，炸土豆為什麼會黃。”
60年代後，蘇聯在半導體與計算機領域的追趕一步快過一步。
兩大陣營的實力天平，看起來正在向蘇聯微微抖動。然而，在蘇聯科技體系和綜合國力的急進中，卻有一些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發揮作用：計劃經濟。
1967年，白俄羅斯的一家半導體工廠在為一件事發愁，他們的一台中壓斷路器壞了，無法修復，需要重裝一台。在確定了無法修復後，業務副廠長在廠黨委會上提出要求，經過黨委會討論，工廠把這個需求上報給了明斯克市的電子工業管理局。
但簡單的重裝任務卻是個麻煩事。這筆錢對於電子工業管理局是個意外，在1967年的計劃中，並沒有這筆經費的安排，因此也就無法批給工廠這筆錢。於是，需求被層層上報到明斯克市計委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計委。
事情最後的解決方案，是由白俄羅斯計委在1967年計劃上做了一個補充條款，同時批覆給明斯克市計委和電子工業局，由他們嚮明斯克市財政局提出申請，再由財政局撥款給一家斷路器廠家，安排特別生產一台斷路器。
半導體工廠最後如願以償地拿到了他們要的斷路器，但這是三個月後的事。
蘇聯的計算機產業佈局是這種管理制度下的一個典型例子：為了加強各個加盟共和國的聯繫，蘇聯領導人把產業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烏克蘭得到了電子信息工業板塊，白俄羅斯得到了半導體工業板塊，波羅的海三國則得到了加工和組裝工廠。
這個做法顯然算的是政治賬，而不是經濟賬。事實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賬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所有建設與科研項目都納入國家統一計劃；所需資金由國家財政統一分配撥款；所需物資由商業、物資部委統一調配；從事生產的勞動力由國家統一培養；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統購統籌；企業盈利上繳國家財政，企業虧損由國家財政補貼。
這個嚴密又龐大的管理體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設定好全部程序的經濟機器——國家在宏觀上決定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產業佈局，又在微觀上擔負着項目決策管理任務。
這種體制的優點，是有利於集中社會資源，能以舉國之力辦大事，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落後的階段，通過集中資源強攻重工業和基礎建設，可以明顯提高社會發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顯，除了我們已經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應遲緩之外，它還會為產業發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導向。在後面我們將會看到，正是在這種導向的作用下，蘇聯的半導體與計算機工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頹勢的。
這種頹勢的苗頭，從60年代後期就開始出現了。美蘇第一代晶體管計算機的推出間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電路計算機的推出間隔卻增至九年。從許多蘇聯的科學家和技術官員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這種追趕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覺的。
但他們很難在自己的層面上改變大局。因為計劃經濟的思維和模式，已經伴隨着時代的推移，根植在這個國家的血液中。
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女打字員，經歷了她工作以來最辛苦的一天。從早上開始工作，收錄一封來自莫斯科大使館的回電，她最後發現，這封電報有8000個單詞。
這封回電的作者是美國駐莫斯科外交官喬治·凱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國務院答疑，給出蘇聯是否會加入世界銀行的判斷。但自負的“蘇聯通”卻認為，與自己意見相反的大使不在家，應該把自己對蘇聯的理解、美國政府應採取的應對措施向國務院講清楚。
國務卿伯恩斯看到電報拍案叫絕，立即要求在國務院內部傳閲。不久之後，電報傳到了白宮，凱南因此一舉成名。半年後，他在國務卿隔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專門負責美國長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這封電報中，凱南的核心觀點可以簡單概括成兩部分：蘇聯做事的邏輯根源，美國人應該怎麼辦。
在凱南看來，蘇聯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無從揣摩的行事風格，其根源既不在於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也不在於一時一地的極端反應。它源於俄羅斯的歷史，是愛好和平的農業居民長期被兇殘遊牧民包圍後，產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強大發達、組織更嚴密的納粹德國進攻後，這種不安全感達到了頂峯。
基於這些，凱南判斷，蘇聯將會在與世界隔離的路上越走越遠，用封閉、控制和急速前進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多年之後，蘇聯的歷史證實了喬治凱南的判斷，蘇聯果然走上了對外自我隔離，對內嚴格管控的道路。
在不安全感的陰影下，蘇聯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向非常簡單粗暴：在宏觀上，財政政策追求預算平衡，貨幣政策追求價格穩定；在微觀上，單個行業內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業分工上追求嚴密協作與動態平衡。
換言之，蘇聯人對市場經濟中供給與需求、價值與價格的經濟學理論完全放棄。他們真正喜歡的是嚴絲合縫的計劃運行。資源的集中管制與分配，對經濟目標的提前預設。
隨着蘇聯計劃經濟規模變得愈加龐大，60年代，蘇聯成立了科學院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70年代又陸續設立了各專業部計算中心，並在互相連通的基礎上建立了全蘇計算機中心。藉助於集成電路計算機的建模和計算能力，蘇聯成功地將計劃經濟變成了一門精密科學。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蘇聯電子工業卻自此走向衰落。蘇聯發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後，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競賽太空單項中獲得全勝，這離不開計算機和電子工業的助力。其電子工業走向頂峯，甚至看起來也是它走向廣闊未來的起點。
但這其實是一個歷史的拐點。
就在蘇聯奔向太空的同時。一家日後名聲與實力都冠絕全球的企業，正在靜悄悄地進行一個大計劃。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項決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開發集成電路計算機。
集成電路是電子管和晶體管之後的第三代計算機路線，它把晶體管、電阻、電容器、電子管等一連串電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塊或幾小塊半導體晶片上，功耗低、體積小、性能卻遠超過往，是計算機工業內公認的未來方向。
但這也是一個空前大膽的計劃：一旦成功，IBM將會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時代計算機。根據IBM的總體方案，它將同時支持科學計算、商業應用和信息處理，可以讓全美國乃至全世界人類從中受益。
但困難也是擺在明面上的，它的總投資將達到50億美元，僅軟件研發就需要2000名工程師組成的團隊。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營業額只有十億美元出頭，這是一場拼上性命的豪賭。
對於一家商業公司而言，輸掉這場賭局，結果是無法承受的。在這張賭桌面前，IBM的董事會站起又坐下，離開又回頭，進退兩難。此時，一隻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賭桌邊，另一隻手則源源不斷地遞出籌碼。
這雙手背後，是決心在這場科技競賽中徹底挫敗蘇聯的美國政府。
1961年5月，肯尼迪發表了“國家緊急需要”的特別諮文，他要求為美國空間計劃在今後五年內追加70—90億美元。在休斯敦的賴斯大學，他面對美國知識界，留下了一段話：
“許多年以前，有人問後來死在珠穆朗瑪峯的登山家喬治馬洛裏為什麼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為山在那裏。現在有人問為什麼要登月——因為月亮在那裏，因為那有求得知識與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後一樣，美國再次為國運覺醒。它展示出的力量，從一開始就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競爭。源源不斷的資金從五角大樓、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財政部流向了蘭德公司、IBM、國際電報電話公司......
這些大公司的創新都獲得了聯邦金庫作為後盾，美國以政府資金資助了任何民族都從未進行過的科技投資。
到60年代，美國各級聯邦政府承擔了全美經濟活動中25%的投資。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估計，聯邦基金援助佔據了航空航天研究費用的90%，電力和電子設備研究的65%，科學儀器的42%，機械的31%，合金的28%，汽車的24%以及化工的20%。
萬尼瓦爾·布什關於“無盡前沿”的構想，在被擱置了十餘年後，終成現實。
美國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管道創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資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學家和企業家在工業成果上的瘋狂產出。更為可貴的是這種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業保證：
它既可以受委託進行創新，成為政府部門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從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氛圍中獲得廣泛訂單。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電路計算機IBM-360。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際的計算機，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遠超上一代晶體管計算機。一經推出，太空總署、五角大樓、所有的美國商業銀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為了它的客户。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過了40億，淨利潤高達10億美元，一舉躍升美國十大公司行列，自此開始了它在世界計算機行業內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擁有最好間諜組織的蘇聯人在第一時間就得知了這個消息。有趣的是，在蘇聯科學家開始感到焦急的時候，蘇聯的工業主管部門卻像是一個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聞，後又不以為意。
我們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門為什麼是這種態度——蘇聯彼時戰略的優先重點是航天工業，電子工業的作用在於提供保障。在這方面，工程師們做得很令領導滿意，現有的計算機完全是可信賴的，因此只要沿着現有的計劃向下發展就足夠了。
另外，高層領導人並不是完全的外行，他們知道IBM搞集成電路計算機要花多少錢。和美國可以依靠商業市場自我造血不同，他們花在工業上的每一分錢，都要從財政口袋裏硬掏。依靠油田帶來的收入，還可以勉強養活航天工業這頭吸金巨獸。
現在再加上一頭，蘇維埃的財政會變成什麼樣？
在既定的戰略方向下，沒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門工業；在現有的財政狀況下，沒有多餘的資源做增量投入；在現有的制度下，計算機工業不能自己造血，就會吸乾蘇聯財政。在這種現實面前，蘇聯科學家們不得不低下頭。
從這個拐點開始，蘇聯電子工業的發展速度明顯地慢了下來。
1973年4月3日，摩托羅拉公司的工程師馬丁庫珀站在曼哈頓街頭，用磚頭一樣的設備測試公司投入1500萬美元、花費十年時間研製的移動通信產品。自此，移動電話開始進入人類的生活。
但這只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早在1958年，蘇聯工程師列昂尼德·庫普里揚諾維奇就發明了更輕更小的移動電話，到1965年，該移動電話已經可以在200公里內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蘇聯政府對這項研究沒有興趣。
落後不止體現在研發領域，在集成電路計算機蔚然成勢後，電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蘇聯那些分佈在各加盟共和國的電子廠的手工裝配方式，已經跟不上形勢了，要生產適用的器件，需要新設備，新技師和製作硅晶的真空環境。
這些都需要鉅額投資、漫長時間的耐心等待。
彼時，蘇聯領導人恰好有了一個“聰明”的發現：用錢從歐洲買計算機回來仿製，要比自己研發製造更便宜。於是，按照“造船不如買船，造炮不如買炮”的清朝洋務派邏輯，一批進口貨和仿製品被運進了高爾基汽車廠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
那些原本在研究所裏做研發的技術人員，現在被趕到了車間裏，變成了維修機器的工程師。對於一個擁有雄厚人才儲備、尚可一戰的產業來説，選擇放棄競爭的策略，無疑意味着——蘇聯人主動舉起手投降了。
歷史上的1984年，並沒有小説裏所寫的那麼恐怖。相反，那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代。在蘋果的車庫和IBM的寫字樓裏，第一批真正的個人計算機誕生了。
在德州大學，19歲的邁克爾戴爾決定退學，用1000美元開辦自己的電腦公司；舊金山，一對名叫桑迪和倫納德的夫妻用五美元註冊了思科系統公司，開始研究一種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圖，比爾蓋茨為公司設定了著名而偉大的理想：
“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
蘇聯工程師仍然沒有放棄，他們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設計——仿製蘋果Apple2和獨立設計Micro-80。雖然比美國同行的產品迭代速度相比，這些產品已經是過時貨了，但不能掩蓋蘇聯工程師們試圖挽大廈將傾的努力。
可惜的是，經歷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這個國家的毒瘤，官僚們關心的是別墅、轎車與升遷，對行業的發展狀況一無所知。年輕的工程師們既沒有渠道，也沒有可能向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蘇聯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尼古拉·格爾什科夫對“Micro-80”的設計者説：“小夥子，別再胡扯了，個人的汽車、退休金和別墅都可能有，但個人計算機不可能。你們知道什麼是計算機嗎？它佔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個人維護，每月消耗30升酒精。”
在美國人開始用蘋果電腦玩遊戲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長説出這話的背後，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進了他腦子裏。
所謂的國運，既不是數學上的概率，也不是風水上的玄虛，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於趨勢的把握，為目標付出的資源、韌性，在關鍵節點上做出犧牲的勇氣、選擇的智慧。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才能讓一個民族度過危局，讓一個國家看起來有如天佑神助。
1991年12月25日，在經歷了持續數月的騷亂後，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旗落地，從這一天開始，蘇聯這個名詞成為了歷史。三年後，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裏，77歲的巴沙爾·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長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蘇聯計算機工業一起走過來的、資歷最老的專家。
可以説，現存蘇聯計算機領域所有科學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後輩，都是他看着成長起來的。近五十年裏，他看着他們從初出茅廬的大學生，變成各自領域裏的專家，看着他們近視度數加深、頭髮漸漸花白。
可是現在他們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現在IBM、Intel、摩托羅拉的職員名單裏，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發明“箭”計算機的尤里·巴茲列夫斯基、突破了電子管小型化技術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導開發MIR系列計算機的格盧什科夫、發明了便攜移動電話的列昂尼德·庫普里揚諾維奇……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烏拉爾平原的凜冽秋風中。
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蘇聯推出的厄爾布魯士-2計算機，它被直接用在蘇聯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目標處理上，是蘇維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時候誰不相信蘇維埃電子工業會在全世界開出紅色之花。
他不會忘記蘇聯科學家們的自豪。
但現在的情形卻是，俄羅斯冒出了一批掛着計算機和電腦名義的企業。這些企業沒有一家是真正從事研發與生產的。比起在研究所裏一蹲十年，這些新冒出來的公司更願意在貿易上花力氣——只要把進口散件組裝一下，轉手就能賺錢。
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科學家都想不通。為什麼一個人員精良、資源富集、儲備雄厚、水平居於前列的工業體系，在短短的二十年裏，消失得幾近無蹤？現在，有人在社交網絡上發問：70年前，蘇聯發明了半導體計算機，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IBM？
是誰出的題這麼難，歷史書裏到處都是正確答案。
如今在世界半導體的戰場上，我們已經聽不到俄羅斯反擊的聲音了。
藍線電子市場是莫斯科最大的電腦市場，在那裏，俄羅斯人可以買到最新款的蘋果、Dell、IBM，甚至是聯想和海爾的電腦，但卻很難找到俄羅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場裏，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鐵錘鐮刀T恤的年輕人。
他們很懂計算機，但還有人記得那段蘇聯時代的故事嗎？（作者：陳斯文 、編輯：顏宇）
參考資料：
1、《光榮與夢想》，威廉·曼徹斯特
2、《蘇聯國家銀行六十年》，上海經濟研究
3、《蘇聯半導體技術概況》，疾風
4、《俄羅斯的電子工業》，楊建梅
5、《蘇聯史》，人民日報出版社
6、《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七十年》，機械工業出版社
7、《蘇聯亡黨亡國二十年祭》，馮精志
8、《蘇聯70年前發明了半導體，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IBM》塔斯社，亞歷山大·別列津
9、《蘇聯冷戰期間電子工業發展》，張義潮，知乎
10、《蘇聯經濟核算體制與中國計劃經濟》，林超超
11、《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什麼樣的》大象公會
12、《歐洲第一，世界第二，30年代蘇聯工業為何能突飛猛進》，戰爭藝術
13、《美國發展計算機產業時，蘇聯在做什麼》，劉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