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顯示，職業差評師均為有組織“作案”，給競爭對手買差評只需花費幾元一條，但被盯上的外賣店想“破財擋災”卻會被索要上千元。一名於10月中旬在廣東惠州開設外賣專送店的店主，10月下旬就集中收到差評，差評多與食品衞生問題有關，當晚即有人添加其微信，稱需1200元才可刪掉差評，店主拒絕後次日又收到7條差評，刪評價碼亦從1200元升至1800元。因評分下降將嚴重影響接單量，店主選擇暫時關店。這位惠州的店主拒絕被勒索，但貸款12萬元開的外賣店生意大受打擊，而有位於廣州的店主則選擇費1300元刪評“破財擋災”。
職業差評師並非新生事物，有評價體系的平台就有可能滋生職業差評師，網店店主曾一度深受其害。但需要注意的是，職業差評師不僅切實損害商家利益，也會令評價失效，導致用户無法通過評價判斷店鋪真實情況，間接損害用户權益，並最終令評價體系公信力受損，影響平台的長遠發展。
職業差評師這一灰黑產業，就像是寄生在外賣平台上的寄生蟲，吸着商家、用户和平台的血，只肥了自己的錢包。無論是為了維護合法經營的商家、作為消費者的用户的權益，還是為了平台自身的發展，平台都必須有所作為。而針對職業差評師的敲詐勒索行為，監管方更是責無旁貸。
然而，現實卻是，監管方存在缺位，平台對此束手無策。
前述兩名不同地區卻有着相似經歷的店主都選擇了報警，卻都未能立案。惠州警方給的理由是未達到涉案金額2000元的立案標準，而廣州警方給出的理由是因店主只有轉賬記錄無電話錄音證據不足。這並不代表監管方對此就束手無策，相反，對於新興行業出現的新問題，監管方應與時俱進，改變監管方式，不讓違法犯罪者逃離法網。例如，與外賣平台建立聯繫，以此為監管通道打擊職業差評師團夥。
當然，要切實解決職業差評師問題，最需要作出反應、也最有可能建立有效機制的，是外賣平台本身。對於此事，有外賣平台回覆，“目前設立了專門的運營團隊對評價進行審核處理，但治理難度較大，建議店鋪在向平台反映的同時，報警處理。”報警是必須的，但平台的責任也難以推卸。平台可能認為職業差評師對平台造成的影響不大，缺乏打擊他們的動力，這完全是個誤解。需要明白的是，一個評價體系要有效運行，必須有抵抗故意差評的能力，這也是風險控制的一部分，職業差評師令外賣平台的評價體系失效，最終影響的是外賣平台的公信力，從而導致店主和用户流失。外賣平台可參考電商平台的程序，建立申訴機制，通過舉證憑證要求等培養用户在平台上溝通的習慣，在使用大數據識別“黑號”與職業差評師行為模式的同時，引入客服人工審核案例，甚至對職業差評師提告。同時，與監管方建立共同監管機制，力求最大程度地保障評價體系的有效運行。
打擊專業差評師，建立防護機制，是為了商家，為了用户，也是為了平台本身的長遠發展。這是有評價體系平台的必經一戰，也是監管方在保障公民權益、維護法紀的道路上必須直面的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