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 垠
近來，國際社會密集發聲拒絕“新冠溯源政治化”，多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等紛紛呼籲國際社會團結抗擊疫情，反對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標籤化、溯源政治化。
“新冠疫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之一。疫情進一步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間的差異性，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分化與衝突，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帶來深刻影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在題為《拒絕政治化的疫情溯源有理可依、有據可循》的論文中展開深度剖析。
日前，世界衞生組織秘書處提出關於第二階段病毒溯源計劃，其中，將“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泄漏”的假設作為研究重點之一。這不僅與3月底該組織發佈的全球病毒溯源中國部分聯合研究報告中的結論嚴重不符，也與“新冠病毒與武漢實驗室無關”的國際學術界共識相悖。
“在世衞組織專家已於3月就病毒溯源作出科學結論的情況下，世衞組織不惜自我否定，再次將實驗室泄漏作為研究重點，發起新一輪歧視性溯源計劃，作為全球第一個和世衞組織聯合溯源的國家，中國明確予以拒絕，有理可依、有據可循。”霍政欣據此拋出論據稱，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表明，疫情在何地暴發具有隨機性和偶然性，病毒源頭和疫情暴發點往往並不重合。
比如，艾滋病在20世紀80年代暴發於美國，但艾滋病病毒起源於非洲，且已為科學研究證實。再如，西班牙大流感雖以“西班牙”命名，但疫情在該國暴發前，病毒就已在美國兵營流行，西班牙不過是這場席捲全球疫情的“背鍋俠”。
“就新冠疫情而言，現有證據表明，武漢暴發疫情之前，美國、意大利、巴西和法國等地已出現新冠抗體陽性樣本，病毒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的時間點不斷提前。”霍政欣表示，正因此，《中國—世衞組織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溯源報告》)提出“在全球範圍內搜尋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鏈傳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議。
“而僅數月之後，因美國施壓，世衞組織罔顧第一階段聯合溯源研究作出的權威結論和科學建議，拒絕開展全球多點、多方位、立體溯源，推行受嚴重政治化干擾的第二階段溯源計劃，中國當然不能接受。”霍政欣直言，將中國作為焦點的第二輪溯源計劃無視各國防疫抗疫的實際成效，背離權威研究結果，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今年5月，《疫情防範和應對獨立小組評估報告》發佈，對各國防疫抗疫表現作出綜合評價。這個小組系依第73屆世衞大會決議設立，由總幹事聘請全球13位權威醫學專家組成，這些專家基於大量數據研究提交的科學報告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和可信度。
該報告雖未點名，但傳遞出的各國防疫抗疫成效明確而清晰：一些國家及早認識到新冠疫情威脅並迅速採取了應對措施，將疫情控制在較小規模內……貶低科學價值的國家未能建立公眾對其應對措施的信任，並採取前後不一致的戰略，使它們落後於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該報告和世衞組織此前公佈的《溯源報告》，是迄今為止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科學報告，任何組織、任何國家就新冠病毒溯源展開行動，不應無視和背離上述兩份報告的結論。”霍政欣強調，更不能以“有罪推定”為邏輯，將特定國家列為病毒溯源的焦點，搞歧視性和政治化的溯源計劃。
正因此，第二階段溯源計劃甫一公佈，備受質疑。不僅中國明確表明不接受“不尊重常識”和違反科學的溯源計劃的立場，還有48個國家常駐日內瓦代表致函世衞組織，反對將疫情污名化、病毒標籤化、溯源政治化，支持在全球開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需要關注的是，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早已證明，病毒溯源是極其複雜的科學問題。“溯源是為了增進人類對病毒的科學認知，不斷提高預防和應對病毒的能力，而絕非為滿足某些國家的政治私利。”在霍政欣看來，溯源應有利於增強公共衞生國際合作，有利於完善全球公共衞生治理能力，而絕不能在少數國家操弄下侵蝕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礎，偏離科學防疫的基本軌道。
當前，傳染性更強的新冠變異病毒正在快速蔓延，全球防疫抗疫正面臨新一輪嚴峻考驗。世衞組織最新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部夏令時間8月4日18時44分(北京時間8月5日0時44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1.9946億例。
“危急時刻，各國應該通力合作，以全人類團結一致的力量與病毒戰鬥。為一己私利搞政治化溯源，只能破壞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石，讓病毒溯源陷入迷局，給病毒肆虐打開大門。”霍政欣最後強調，唯有尊重科學、敬畏歷史，迴歸理性，人類才能撥開病毒起源的迷霧；唯有尊重生命、守望相助，破除雜音，人類才能戰勝新冠疫情。
來源:科技日報